新加坡智庫對于中國智庫建設的借鑒意義——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爲例
陶林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摘 要：建設一流的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標志。當前我國的智庫建設與國際一流智庫相比還存在六方面的問題:缺少相對的獨立性;經費支持渠道單一;缺少國際影響力;缺乏公信力;高校智庫發展不平衡;智庫數量和研究成果質量不匹配。以EAI爲例, 介紹了新加坡智庫具有的諸多特色, 即:有一流學者領銜的學術團隊;有國際學術交流和研究的濃厚氛圍;有靈活的智庫管理制度;有豐富的圖書資料;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新加坡智庫的成功經驗對中國智庫建設的主要啓示有:我們必須更新觀念, 樹立“全、特、專、協”的智庫發展理念;中國智庫需要走出去, 發出自己的聲音;必須加強智庫的管理制度創新;必須加強高校智庫建設, 推進協同創新;必須大力發展民間智庫。建設一流智庫是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智力保障的需要, 它是一個長期的建設過程。
關鍵詞：
中國智庫; 新加坡智庫; EAI; 特色; 借鑒;
作者簡介： 陶林 (1979-) , 男, 江蘇鹽城人,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法學博士, 南京大學法學博士後, 碩士生導師, 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主要從事比較政治學、國際政治研究。;
基金：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當代中俄政治發展道路比較研究” (15BKS074); 河海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經費課題“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研究” (2016B02414);
The Construction of Singapore Think Tank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as the Case of EAI of NUS
TAO lin
習近平同志提出要重視建設現代智庫,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 作出了“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 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的重要決議。當前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 各種複雜的社會問題迫切需要智庫的專家學者進行深入研究, 撰寫出研究和咨詢報告, 供政府決策參考。如何更好地推進中國智庫建設是當前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問題。本文結合筆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做訪問學者的親身經曆和訪談作爲個案, 論述以東亞研究所爲代表的新加坡智庫發展的特點和對中國的有益啓示。
一、中國智庫建設的重要性和現狀
一流的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標志。建立一流的智庫, 爲政府決策服務, 爲實現中國的偉大複興而努力, 這是中國當前智庫建設的重要使命。智庫建設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重大作用。“既能提高國家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又能擴大人民群衆政治參與的渠道, 實現協商民主的多樣化;還能爲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儲備人才、創新思想、提供信息”。[1]
智庫, 國外也稱爲思想庫, 是相對穩定的、獨立的從事決策咨詢的研究機構。從國際視野看,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 全球智庫發展迅猛, 各個國家非常重視, 甚至稱之爲繼立法、行政、司法和媒體之後的“第五種權力”[2]。發達國家智庫建設比較成熟, 如美國的蘭德公司, 其咨詢報告對美國政府的決策往往能産生重大影響。根據《2013全球智庫報告》, “2013年全球共有智庫6826家, 較2012年的6603家略有增加。其中, 北美洲最多 (1984家) , 歐洲次之 (1818家) , 亞洲第三 (1201家) 。從分布國家來看, 美國智庫數量最多, 有1828家;中國以426家次之;英國排名第三, 有287家。”[3]中國智庫建設在建國之後就存在, 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據有關資料顯示, 目前中國有約2500家智庫, 其大體可分爲以下三大類:第一是官方智庫, 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各省市社科院及黨校等。第二是民間智庫, 如天則研究所、零點調查公司等。第三是高校成立的智庫研究所, 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等。在政府決策咨詢方面, 一方面, 中國智庫專家學者的建議和研究成果得到中央和各級政府的采納, 爲公共決策作出了重要貢獻,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從國際比較視角來看, 中國智庫和世界頂級的一流智庫還存在較大差距, 甚至有海外的學者尖銳地批評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有庫沒智”。因此, 必須深化中國的智庫體制改革, 加快推進中國智庫建設。當前我國的智庫建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智庫過分依附于政府, 缺少相對的獨立性。智庫的決策報告服從政府的需要, 這是對的。但現在存在的問題是智庫往往論證其政策的合法性和優越性、可行性, 沒有將政府的決策咨詢研究的政治性、學術研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很好地結合起來。對于中國智庫的現狀與弊端, 原商務部部長魏進國認爲, “中國的智庫存在一些不足, 因受到所在主管部門的局限性, 在研究方向、內容上比較單一, 出來的研究成果僅限部門觀點, 對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更少”。[4]9
二是智庫經費支持的渠道單一。國外的智庫經費來源是多元化的, 國外的智庫經費包括政府、軍方、企業、私人和社會募捐等。中國的智庫大多爲政府扶持, 經費來源單一。由于經費來源于政府, 因此研究的成果很難保持獨立性。
三是智庫缺少國際影響力。當今社會已經是全球化的時代, 中國智庫還沒有真正走出去。很多智庫的學者不能夠熟練地用外語和國外學者交流, 研究成果也局限于給政府決策, 或者出版中文的專著和發表相應的學術文章。盡管這些成果很優秀, 但是因爲中國和國外的交流語言不同, 一個是中文, 一個是國際共同使用的英文。因而導致的是中國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沒有爲國際智庫和學者所認知和交流, 缺少國際的影響力。正如有學者所批評的, “忽視了中國智庫發展特色研究的國際視野, 反而容易使中國智庫的特色不易爲國際所接受和認同”[5]。
四是智庫缺乏公信力, 公衆認可度低。當前中國智庫的決策和咨詢報告缺乏公信力, 公衆的認可度較低。因爲政府的相關信息不透明, 加上有時候出現政府失信現象。因此政府授意下的有關智庫發布的研究報告, 公衆往往不買賬, 表示懷疑, 或者認爲調查數據有水分。總之, 由于對政府的不信任, 導致對依靠政府資助的智庫研究成果的不信任。中國智庫本身的確也缺乏足夠的公信力。一些智庫在發展過程中面臨喪失自己的觀點和獨立性的風險。“當前不少智庫都擔當著政策宣傳者與诠釋者的角色, 使得智庫的稱號失去了意義。”[6]很多中國民衆不僅不信任官方聲音, 對各種研究機構也經常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 認爲專家是“磚家”。由于受制于政府的財政撥款, 一些智庫研究出的成果有時比較“雷人”, 專家被網民評爲“磚家”, 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之前甚至出現了一些諸如“春運鐵路一票難求在于票價太低”、“學費太低不利于窮人孩子上學”、“中國改革利益受損最大的是幹部”、“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太小”等對公衆而言比較“雷人”的智庫研究結論。
五是高校智庫發展不平衡。據教育部統計, “2013年我國共有普通高等院校2491所, 其中本科院校1170所, 高職專院校1321所;教育部及其它部委單位所屬院校118所, 地方院校767所。”[7]但實際有影響力的智庫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集中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省份。《2013年中國智庫報告》數據顯示, 中西部高校進入綜合影響力前30名的智庫數爲0。
六是智庫數量和研究成果質量不匹配。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的智庫數量是全球最多的, 但是另一方面則是研究的質量不高, 存在一定的低水平重複研究, 真正在國際上和社會上有影響力的智庫很少。“全世界現有智庫5000家。美國有1777家, 中國智庫也近2000家, 數量上已經超過美國。”[4]112009年春, 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 “中國僅有74家入選被認可, 而美國這一數字爲1777家”[4]17。中國的智庫數量多, 有2500多家, 研究人員爲3.5萬人, 工作人員27萬人。目前, 中國公認的十大智庫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中國軍事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國際戰略學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4]27可見, 我國的智庫的數量和質量和國際智庫相比較, 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新加坡的智庫建設:以NUS的EAI爲例
新加坡作爲亞洲四小龍之一, 雖爲一個島國, 人口545萬 (2014年數據) , 但是卻是東南亞最發達的國家, 人均GDP爲5萬多美元 (2012年數據) , 其智庫建設也有自身的特色。新加坡著名的智庫有6家。筆者所在訪學的智庫是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縮寫爲NUS) 的東亞研究所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縮寫爲EAI) 。EAI作爲新加坡的著名智庫, 成立于20世紀90年代。先後有三位著名學者擔任所長。第一任所長爲著名學者王赓武教授, 著名的曆史學家, 對于東南亞華人研究有很多成果;第二任所長爲JOHN WONG (黃朝翰) 教授, 著名的經濟學家, 對中國經濟有深入的研究;第三任所長爲現任所長, 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鄭永年教授。
據2015年的QS全球高校排名, 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縮寫爲NUS) , 爲全球第12位, 亞洲第一位。作爲全球著名的一流高校, NUS的EAI作爲新加坡的官方智庫, 在國際上享有盛譽。東亞研究所 (EAI) 成立于1997年4月。東亞研究所前身可追溯到1983年由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博士 (Dr Goh Keng Swee) 所建立的東亞哲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92年東亞哲學研究所更名爲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1997年, 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又易名爲東亞研究所, 這個名字沿用至今。這一研究所迄今爲止已經成立20年, 成爲新加坡和全球知名的研究所和智庫。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成立于1997年4月, 隸屬于新加坡國立大學, 是新加坡主要的中國學研究機構。其研究重點最初是中國的儒家思想,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 其研究內容也有所變化, 目前主要研究中國和東亞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問題。
東亞研究所最初成立的宗旨和研究目的是“加強和提高關于東亞發展的學術和政策研究, 特別是當前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研究, 以及中國周邊的區域國家的國際經濟研究, 包括日本、韓國和亞洲其他國家。” (1) 爲了促進學術交流, EAI組織定期的研討會和發表研究論文。EAI也參與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在新加坡的關于東亞和中國問題的會議和研討會, 參與相關的聯合研究項目和課題。EAI的長期願景是發展成爲該地區關于東亞發展最重要的研究機構。而它的最初的重點是在當代中國, 研究所已擴大其研究力度, 已經在日本和韓國建立了自己的資源。
現任東亞研究所董事會主席由王赓武教授擔任, 他除了擅長華人和東南亞曆史研究之外, 還是東南亞地區研究的著名學者。王赓武是20世紀80年代前後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是東南亞曆史與華人曆史方面的權威學者。他于1957年獲得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1957年任馬來亞大學曆史系講師, 1963年起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開設“東南亞華人”等課程。1968年王赓武全家遷居澳大利亞, 1968—1986年任職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1996年任東亞研究所所長。
目前EAI“旨在推動關于東亞發展的學術研究及政策導向型研究, 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 中國與東盟、東亞地區、亞太地區的政治、安全與經貿關系等是其關注的重點領域。研究所下設政治、經濟、社會和東亞四個研究組。政治研究組主要關注中國政治發展及外交。圖書館資料豐富, 包括中外、港台的資料。內容包括東亞和中國的研究的有經濟、政治、社會、曆史、文化、外交關系、貿易投資等。目前藏書27892本, 有一些珍藏本的書籍。期刊有359種中英文期刊。還有新加坡、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各種報紙。圖書館還有非打印的微電影的膠片影像資料等” (2) 。
關于EAI的管理方式和經費來源。據筆者訪談了解, EAI的管理方式比較自由民主, 不經常開會。正式在編的研究人員 (STAFF) 需要每天上班, 上班時間是每天上午9點到下午5:30, 中午12:30到13:30一般是休息時間。每人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 訪問學者是兩人一間辦公室, 人員的編制情況一般是聘任制。經費來源主要包括政府的專門資助和UNS的配套經費。但是NUS的管理特別是對教師的管理又不完全適用于EAI, EAI具有較自由和獨立的權限。EAI的考核機制也不同于國內。在科研考核上, 不硬性規定研究所的人員必須每年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多少文章, 但是規定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STAFF) 必須每人每年平均需要撰寫4篇東亞所的政府決策咨詢報告。由于實行寬松的考核方式, 實際上筆者訪談了解到, 東亞所的正式研究人員大多非常勤奮, 周末也會在辦公室加班, 搞科研工作。很多學者著作等身, 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影響。
EAI作爲一流智庫的人員配置和構成情況。EAI截止到2016年爲止, 目前包括正式編制人員和訪問學者共有55人。其中正式在編的研究人員20人, 行政人員7人。主席爲王赓武教授, 顧問爲黃朝翰教授, 所長爲鄭永年教授, 有5名高級研究員, 其余的爲研究員。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大多具有海外的博士學曆和工作背景, 能夠熟練地運用中文和英文交流。目前東亞所的訪問學者爲25人左右, 因爲訪問學者每年都是流動的, 訪學時間有長有短。有的訪學2個月, 有的訪學6個月, 有的訪學8個月, 也有的是訪學時間爲1年的。此外EAI還有短期聘任制的高級訪學研究員, 他們來自全球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著名大學, 如國內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複旦大學, 以及美國的芝加哥大學、日本的東京大學等, 主要是對東亞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學科有研究的訪問學者。他們一般來EAI待兩個月, 在離開之前必須公開在EAI作一場自己研究領域的學術報告。EAI的期刊, 主要有3個, 《中國國際期刊》《東亞政策》《東亞研究所通訊》。
關于EAI與政府的關系。EAI與政府合作關系緊密, 直屬于總理辦公署, 其研究的經費來源也是政府直接撥付。現任副所長黎良福研究員, 曾經是新加坡外交部官員, 在任期滿之後, 可以去東亞所從事學術研究。因此體現了西方國家智庫建設的“旋轉門”現象, 即政府官員任期滿之後可以去智庫從事研究, 而反過來研究人員也可以去政府部門就職, 直接從事決策和咨詢等工作。
三、EAI智庫的特色
其一, 有一流學者領銜的學術團隊。所謂一流的學者, 不僅是學術的頭銜, 而且是指學術上有精深的造詣, 具有國內和國外的學曆和研究經曆, 在政府、公衆和國際學術界有公認的知名度的學者。如王赓武教授, 曾經擔任香港大學校長, 對海外華人研究的成果國際公認;黃朝翰教授, 用中英文撰寫論文400多篇, 是知名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專家;鄭永年教授的專著在國內陸續出版, 研究成果甚至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另外東亞研究所的五位高級研究員:陳剛研究員的關于國際氣候和環境的政治研究、郭良平 (GORE Lance Liangping) 研究員的比較政治學研究、TONG Yueting, Sarah (仝月婷) 研究員關于世界經濟與中國問題的研究、LAM Peng Er (藍瓶兒) 研究員關于中日關系的研究、ZHAO Litao (趙力濤) 研究員關于中國社會轉型和社會分層理論的研究在國際上具有較大的影響, 他們的中英文的研究成果很多, 包括論文和專著。
其二, 有國際學術交流的濃厚氛圍和研究氛圍。EAI的研究人員和訪問學者, 規定必須每周二上午參加專門的學術討論, 就東亞和中國的政治經濟熱點問題開展討論。每周五下午有專門的學術講座, 平均每周有1-2次, 每年平均有一場自己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因此能夠及時了解最新動態, 把握國際發展形勢, 對于中國政治、國際關系、東亞政治有深入的、長期的跟蹤研究。在日常的科研沙龍上, 經常討論, 具有比較濃厚的科研氛圍。
其三, 有靈活的智庫管理制度。第一, 人事管理制度靈活, 有正式在編的和臨時訪學的流動編制兩種方式。東亞研究所采用西方的教育體制, 教授很少, 只有三名。另外有5名高級研究員, 剩余的是研究員和副研究員。有四個研究方向, 中國政治、國際經濟、國際政治、中國和東南亞的社會政策。在人員設置上, EAI比較靈活, 其中行政人員爲7人, 其余約10名左右的是靈活的聘任制, 短期的訪問研究員, 每年來自全球各地的著名大學的學者在東亞所進行短期的講學和交流。第二, 科研管理制度靈活, 不存在盲目的硬性的規定, 必須每年在核心期刊發表多少論文。據筆者訪談了解, EAI的管理方式比較自由民主, 不經常開會。正式在編的研究人員 (STAFF) 需要每天上班, 每人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一般是聘任制。在科研考核上, 不硬性規定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 但是每人每年需要撰寫4篇東亞所的政府決策咨詢報告。但是EAI的研究人員不承擔教學任務, 主要從事科研和政策咨詢工作。在考核指標上東亞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不和NUS的教師管理和評估體系一致, 每年需要撰寫4篇BB (background brief) , 相當于國內的決策報告。這種報告直接上交到總理辦公署, 供政府決策參考。第三, 經費管理靈活。除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經費, 還有政府的資助。EAI與政府合作關系緊密, 直屬于總理辦公署, 其研究經費來源也是政府撥付。科研經費來源主要包括政府的專門經費和UNS的經費, 但是NUS的管理特別是對教師的管理又不完全適用于EAI, EAI具有較自由和獨立的權限。
其四, 有豐富的圖書資料。EAI和國內的很多高校、研究所交流緊密。一方面表現在EAI召開的研討會上經常能夠邀請到國內知名大學的知名學者來參會交流, 另一方面則是及時收集到國內的最新的圖書報刊資料。EAI的圖書報刊資料收集比較全面。EAI三樓的圖書館藏書非常豐富, 有280 000冊。筆者可以查閱到曆年的中國人民大學的“人大複印資料”、《半月談》以及中國國內的著名核心期刊, 如《政治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中國行政管理》《世界經濟與政治》《管理世界》《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社會學研究》等等。此外還有香港、台灣的期刊, 以及大量的英文期刊和圖書。圖書館具有各類中英文報紙, 包括中國大陸的《人民日報》、《南方周末》、《環球時報》等以及香港、台灣、新加坡的報紙。豐富的圖書資料和巨大的網絡資源爲EAI的研究人員查找資料、開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其五, 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例如東亞研究所的所長鄭永年教授的系列專著《保衛社會》《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未竟的變革》《中國國際命運》《改革及其敵人》《爲中國辯護》在中國國內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引起廣泛關注。鄭永年教授曾在中國的頂級學術期刊《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2篇論文, 鄭永年教授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有專欄, 有定期的時政評論, 對公衆的社會影響力較大。再如趙力濤高級研究員曾經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3篇論文。EAI的期刊有SSCI來源期刊的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英文期刊EAST ASIAN POLICY。EAI的研究成果有專門的網站公布, 近五年來筆者檢索到有中英文著作36部。此外, 還有大量的中英文論文、《聯合早報》上刊登的EAI學者撰寫的時政評論, 遞交政府的咨詢報告等等。另外, 在中國和新加坡合作的重大項目中, 如蘇州工業園、天津生態城, 都有東亞研究所的學者參與。
四、新加坡智庫經驗對中國智庫建設的啓示
第一, 更新智庫建設觀念。中國的智庫建設必須及時更新觀念, 與時俱進。應該樹立“全、特、專、協”的四字觀念。“全”, 就是全球化視野。中國的智庫建設不能固步自封, 自娛自樂, 不能滿足于對政府現有決策的論證, 而應該具有前瞻性、獨立性和全球性。應該把握全球化的大趨勢, 積極推動中國智庫的國際合作和交流, 增強國際平台的話語權, 傳遞和發出中國的聲音和理念。“特”, 就是中國特色。中國的智庫建設應該彰顯中國特色。中國智庫建設和國際智庫的不同在于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和深刻把握。中國智庫具有好的平台和基礎, 數量衆多的科研人員。今後應該堅持中國立場, 服務于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 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獻計獻策, 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的研究話語體系, 擴大中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專”, 就是專業能力。中國智庫建設也要具有品牌意識, 努力實現《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提出的有“特色鮮明、長期關注的決策咨詢研究領域及其研究成果, 具有一定影響的專業代表人物和專職研究人員”的目標。努力打造一批有特色的智庫、知名的專家隊伍、標志性的研究成果, 形成國際和國內共識的研究品牌和重點領域的特色成果。“協”, 就是協同創新。中國智庫數量衆多, 今後的發展趨勢是加強合作交流, 打破各種條條框框的體制束縛, 信息共享, 資源共享, 避免重複研究。這一方面, 政府實施的協同創新計劃已經啓動。通過評估建立一批協同創新的基地, 將某一地區的某一學科的不同高校、社科院、黨校、政府研究室的相關專業的學者融合于基地, 共同協作, 進行科研攻關。
第二, 中國智庫要走出去, 發出自己的聲音。當前迫切需要改變智庫失語和失信的現象。智庫需要走出去, 一個是走向社會, 從封閉走向開放, 一個是走出國門, 與國際對話和交流, 爭奪話語權。智庫要與社會多交流, 與政府官員、特別是國際上多交流, 爭奪自己的話語權, 發出自己的聲音。需要積極舉辦和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向公衆開放免費的講座。這一方面EAI的做法值得借鑒。EAI每周都有提前商議好的選題, 在網站上提前發布, 或貼海報以告之公衆、學者和學生即將舉辦的講座的內容、時間、地點和主講人情況。在EAI的會議室有專門的成果展示的窗口和平台, 有免費的咖啡、飲料。有EAI學者研究的成果包括期刊、專著, 凡是來參加聽講座的公衆可以任意免費取閱, 帶走一份。講座是免費的、開放的, 公衆、學生、教授都可以參與, 而且安排有半小時的專門的答疑互動。
第三, 加強智庫的管理制度創新。當前中國的智庫建設還受到傳統的舊體制的束縛, 沒有活力, 如人事制度, 經費制度, 科研制度等。應該鼓勵引進來和走出去, 與國際接軌對話, 有的成果 (保密的除外) 可以交流, 包括和一些國家的智庫學者對話, 政府部門對話。
首先是人才培養制度。在人才培養方面, 一是注重引進人才, 特別是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才;二是注意引進原政府部門的官員和研究人員, 因爲具有政府部門背景的研究人員, 既有理論功底, 也有實際工作經驗;三是建立人才培養和交流制度, 通過相關的制度和培訓考核, 鼓勵45歲以下的國內智庫的青年學者出國訪學, 拓展研究視野, 和國際一流高校和智庫學習交流。
其次是人才流動和管理制度。智庫應當是開放的、流動的。可以借鑒EAI的經驗, 靈活采用短期聘任制, 聘請海外國際著名高校和研究所的研究員前來國內的智庫訪學, 交流。因爲一般是兩個月, 支付兩個月的工資, 成本不高, 而且是流動的, 可以及時和國際接軌, 了解到最新的科研信息動態。
再次是科研管理制度創新。一方面, 智庫的咨詢研究需要重視社會調查和實證研究, 鼓勵研究人員走出去, “深入基層實際、深入群衆, 獲取翔實准確的一手資料。”[8]這樣才能撰寫出結論科學、可信的高質量的研究咨詢報告。另一方面則是需要營造寬松的民主的科研管理環境。“減少研究禁區, 爲政府決策參考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允許對有爭議或政府已經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問題開展深入客觀的研究, 提出不同的觀點。”[9]另外就是科研經費的渠道應該多元化, 爭取政府、企業和其他渠道的多方支持。在課題的評審和結項方面, 嘗試政府主導下的第三方評估機制, 建立專家庫實行同行專家匿名評審, 保證成果評價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其四是加強科研成果宣傳和轉化機制建設。智庫的科研成果應該加大市場化宣傳力度, 不能孤芳自賞。可以仿效EAI的經驗, 采取多種形式, “如召開學術研討會、發表公開演講、邀請名人政要到智庫演講、接受媒體采訪、開設報刊專欄、到議會作證、專訪政府官員、爲決策部門提供政策咨詢、充當政策幕僚、聘請政府官員到智庫兼職、充當顧問或從事訪問研究等。”[10]除了一些涉及保密的科研成果外, 智庫的一般科研成果應該及時向社會和公衆公開, 便于公衆了解和監督, 便于學術的交流。如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爲例, “每年都要出版大約24本專著, 定期出版季刊《布魯金斯評論》、《布魯金斯經濟論刊》, 每年在各地召開100多次研討會, 加強與世界各地的專家交流”[11]。
第四, 加強高校智庫建設, 需要推進協同創新。加強高校與政府、企業深層次的多領域的合作, 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結合起來。將政府的決策研究和學術研究的前瞻性和時效性結合起來。項目和課題是聯系智庫和政府以及企業的重要紐帶。從高校實際來看, 高校具有人力資源優勢, 開展智庫研究具有條件和基礎, 關鍵是轉變思維, 走出去和引進來, 加強與政府以及媒體的對話。從EAI的智庫建設來看, 作爲一流智庫, 高校具有先天的優越性, 可以將學術研究和對策研究結合起來。高校的智庫建設要求具有戰略眼光, 超前意識, 長遠的研究方向。同時具備打應急戰的准備, 重視研究的時效性。推進高校智庫建設的重要途徑就是推進協同創新基地建設, 即集合某一城市的社科院、黨校、幾所綜合性大學的相同或類似學科的專家學者, 形成人力資本優勢, 避免重複研究, 對一些事關國家的內政外交的重大課題進行協同創新研究。教育部于2011年啓動“協同創新計劃”, 設立了一批協同創新中心, 將高校、企業、政府、相關機構聯合協同起來。今後將進一步加大協同創新基地建設, 在科研經費、管理、人員等方面開展靈活多樣的機制, 真正促進高校智庫建設。如南京大學的“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3) 就是教育部首批14家2011協同創新中心之一。這一模式代表了中國高校智庫未來發展的新趨勢。
第五, 應大力發展民間智庫。在智庫發展中我們應該大力發展民間智庫。借鑒國外的經驗, 民間智庫因爲資金來源不依賴于政府, 因此可以保證研究的相對獨立性和公正性。特別是中國目前的幾千家智庫中大多數是依賴于政府, 研究人員爲事業單位編制或者是公務員編制, 研究的課題項目、研究經費、項目結項評審都是由政府部門主管。因此, 其研究的成果往往容易偏離公正性, 成爲對現行政策的論證和闡釋。而如新加坡這樣的EAI國外智庫則不同, 其一方面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資金的支持, 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受政府的制約, 保證了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開放性。政府管得不嚴, 智庫的學術研究民主化和自由化, 具有相對獨立的空間, 學者可以具有自己獨立的見解。
綜上所述, 加快建設一流的智庫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順利推進的迫切需要, 中國的智庫尤其是高校智庫有自己的優勢。應該循序漸進, 逐步發展, 向國際智庫學習。只有加快智庫的相關管理制度創新, 轉變理念, 才能真正爲促進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獻計獻策, 提供智力保障, 發揮出更多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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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資料來源, 筆者翻譯于英文的東亞研究所的曆史沿革, 參見東亞研究所網站, 網址http://www.eai.nus.edu.sg/about_us/mission.html.
2 資料來源, 筆者翻譯于英文的東亞研究所網站, 參見東亞研究所網站, 網址http://www.eai.nus.edu.sg/about_us/mission.html.
3 南京大學的“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成立于2012年7月, 由南京大學牽頭, 外交部、海南省、國家海洋局三個政府部門支持, 聯合中國南海研究院、海軍指揮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四川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共同組建。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爲導向, 以實現南海權益最大化爲目標, 以多學科協同創新爲主體, 以“文理-軍地-校所-校校協同”爲路徑, 以體制機制改革爲保障, 全面推動南海問題的綜合研究, 服務國家南海戰略決策。中心圍繞基礎研究、動態監測、戰略決策等三大方向, 構建“南海史地與文化”、“南海資源環境與海疆權益”、“南海法律研究”、“南海航行自由與安全穩定”、“南海周邊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南海輿情監測與傳播管理”、“南海遙感動態監測與情勢推演”、“南海問題政策與戰略決策支持”、“南海國際關系研究”九大研究平台, 啓動南海維權證據鏈及基礎數據倉庫建設、南海問題話語權建設、南海預警及應急響應研究、南海戰略決策支持、南海高端人才培養五大工程, 全力打造集學術創新體、高端智庫、人才培養基地、國際交流對話四大功能與目標于一身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資料來源參見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網站資料, 網址http://nanhai.nju.edu.cn/5789/lis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