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在新加坡北邊的社區卡迪（Khatib），大約200名志願者在住宅小區四處搜索，尋找垃圾。其中有帶著小孩的家庭，還有來自當地一所醫院的志願者。幾名來自“西北健步走俱樂部”（North West Brisk Walking Club）的志願者也在那裏，他們以老年人爲主，身著相同的T恤。
有人鑽進灌木叢，撿出來幾個煙頭。另外一些人發現一張桌子上有丟棄的幾張紙巾。老實說，說是清理日，似乎言過其實。環境已經很幹淨了。沒有一個志願者帶回大包的垃圾。
但在新加坡，這並不令人奇怪。很長時間以來，這個國家一直非常注重衛生和清潔。2018年10月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新加坡國父、首任總理李光耀于50年前的這個月，啓動了“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Keep Singapore Clean）。
環保綠化
當時，已經有了很多清潔運動，但這次不一樣。新加坡政府首次將罰款作爲一種社會控制手段。但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似乎削弱了其最初的成功。無論以何種標准衡量，新加坡都是幹淨國家。推出這個運動的初衷，可能並非如你所想。
記者來鴻：新加坡—先人一步贏天下？
新加坡真是全世界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嗎？
這是世界上最爭強好勝的國家嗎？
“以蚊治蚊”：釋放蚊子抗擊登革熱和寨卡
全球五個最長壽的國家
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如果你曾經和每天在街頭收垃圾的車並肩而行，立刻就會明白這座城市爲什麽這麽注重衛生——垃圾桶的難聞氣味撲面而來。
在氣候涼爽的城市，家庭垃圾的收集間隔時間長一點可能問題不大。但在炎熱潮濕的熱帶地區，這可是一項不容拖延的任務。存留的家庭生活垃圾和商業垃圾會非常危險。
“如果像你在其他國家看到的那樣亂扔垃圾，就會滋生老鼠、蒼蠅和蟑螂。它們身上帶有細菌和病原體，”公共衛生理事會主席迪西瓦（Edward D’Silva）說。更大的擔憂是蚊子。在新加坡你不會染上瘧疾，但在糟糕的年份，會有成千上萬的登革熱病例。
清潔綠色
李光耀在推行清潔和綠色政策時，心中有著更遠大的目標。它其實只是一個更大運動的一部分，包括修改公共衛生法律、將街頭攤販遷進小販中心、建設符合標准的汙水系統，以及推行疾病控制措施等。與此同時，把居民從甘榜（Kampong，木棚組成的馬來風格村莊）轉移到基礎設施更好的住宅區。
李光耀在1968年說，“我們已經開始建設，已經有所進步。但說到成功的標志，沒有什麽比成爲南亞最幹淨、綠化最好的城市更有特色。”
除了宣傳，還有公共教育活動，衛生官員舉辦講座，以及政府的抽查。此外，還有最幹淨和最肮髒的辦公室、店鋪、工廠、政府大樓、學校和公共運輸工具的評比。
Image copyright Tim McDonald Image caption 李美花是義順區議員，每月至少參加一次卡迪的清潔日活動。她還鼓勵選民的參與。
在這場運動之後，還有很多其他的運動。在上世紀整個七八十年代，各種運動敦促新加坡民衆保持廁所、工廠和公交站的清潔。1976年，“用你的雙手”（Use Your Hands）運動讓學生、家長、教師、校長和公務員在周末到學校做衛生。此外還有許多的植樹計劃。
這麽做的目的，不僅僅是讓這座城市變得更宜人。李光耀斷定，一個更幹淨的城市將打造出更強大的經濟。
他說，“這些標准將讓民衆維持良好的公德心，能降低疾病發生率，從而爲工業和旅遊業更高的經濟增長創造必要的社會條件。這將有利于公衆利益，最終也令每個人受益。”
在各方面，新加坡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預期平均壽命從66歲增長至83歲（全球第三）。1967年，遊客數量近20萬出頭，而在2018年僅前三個季度幾乎已達1000萬。外國直接投資從1970年的9300萬美元激增至2010年的390億美元。現在，它是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第五大接受國，2017年達到660億美元。
推動變革
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1959年～1990年任職的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是清潔運動的設計師
沒有人會說，所有這些都歸功于反垃圾運動。但健康的好處不言而喻。遊客會舊地重訪一個幹淨的城市，不是沒有原因的。幹淨的街道向外國的高管發出信號，說明一個城市有管治能力，並且堅守法治。很難說這場運動有多重要，但在某種程度上，這場運動不容小觑。
一般說來，新加坡各種運動不會是部門或者政府預算的重大項目。以2010年到2014年爲例，新加坡國家環境局每年平均花費300萬美元開展反垃圾運動和外展活動。
“罰都”
在新加坡的折扣店和旅遊紀念品商店，經常看見印有“Singapore: A fine city”（此處fine是雙關語，因fine這個詞既有美好的意思，也有罰款的意思——譯注）字樣的T恤，後面還列出了可能會罰款的事項。這個笑話已是老梗——新加坡人不會被它逗樂，更有可能是翻白眼。
但這個笑話說得沒錯。新加坡有一個習慣，那就是禁止任何被認爲不良的行爲，並對每種行爲實施經濟處罰。1968年的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是第一次嘗試罰款來規範公民行爲。從那以後，新加坡積極采取罰款措施。一般來說，當局每年對亂扔垃圾者的罰款爲數萬元。最低罰款爲300新加坡元（合217美元）。
使新加坡一塵不染的努力始于李光耀時代。他會親力親爲，發現問題時，會給部長或官員們寫條子。他相信小事情也很重要，他擔心的是，如果對較輕的違規行爲不重視，民衆就會“鑽政府的空子”。
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新加坡的商業區光潔奪目。其國父李光耀于50年前的10月啓動了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
在外國人看來，新加坡的法律似乎嚴格到不近情理。很多人都聽說過，新加坡禁止進口口香糖（擁有口香糖不違法）。帶榴梿（一種有著強烈氣味的熱帶水果）上火車或者用完公廁不沖水（鑒于現在大多數馬桶都是自動沖水，這基本上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都會被罰款。
吐痰或未經允許使用他人的無線網絡也會被罰款。2009年，一名計程車司機在自己家中裸體，卻因爲別人可以看到而被罰款。電子煙也已被禁止。
或許，新加坡不應該那麽特別。的確，在涉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時候，西方國家確實有所不同，新加坡的懲罰可能會極其嚴厲，包括對毒品犯罪處以死刑。但新加坡並不是唯一一個熱衷于用罰款阻止輕微犯罪的地方。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在上一個財政年度，停車罰款的收入就超過了1.72億澳元（1.21億美元），幾乎在同一時期，英國的停車罰款收入達到8.2億英鎊。（在新加坡，停車實際上是一個小得多的行政挑戰，這要歸功于該國限制私家汽車量的政策。）
在西方，也能見到類似方法在廣泛意義上的運用。凱林（George Kelling）和威爾遜（James Q Wilson）在1982年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認爲被打破的窗戶“發出一個信號，顯示打破窗戶沒有人在乎，所以打破更多的窗戶也不會付出什麽代價”。因此，解決辦法就是要在小問題演變成大問題之前，積極加以解決。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也曾宣稱，這種方法減少了紐約的犯罪率。在新加坡聽來，這恐怕並不陌生。
罰款有效嗎？
國家環境局（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主席陸勝烈表示，起初這項政策是奏效的。喚醒公衆意識運動和懲罰性措施的結合帶來了變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主動收拾整理環境。城市變得越來越幹淨了。
1961年，新加坡有一支由衛生部門直接雇傭的7000名臨時工組成的“掃把大軍”。到1989年，已減少到只有2100人。
但隨後發生了變化。這座城市變得更富裕了，也就更容易使用廉價勞動力打掃衛生。陸勝烈說，現在新加坡之所以這麽幹淨不是大家怕罰款，而是因爲有一大群工人在打掃。他們做著繁重的工作。他們才是維持新加坡幹淨的關鍵所在。
陸勝烈說，“新加坡不是一座幹淨的城市，而是一座被打掃幹淨的城市。”
現在新加坡國家環境局登記在冊的環衛工有5.6萬人。可能還有成千上萬的獨立清潔工沒有注冊。他們大多是低收入的外國勞工或年長的工人。陸勝烈補充說，與新加坡相比，台北大約只有5000名環衛工人。
公共衛生理事會主席迪西瓦對于環衛大軍的興起改變新加坡文化的方式感到失望。現在有這麽多的清潔工人，新加坡人開始把城市清潔視爲與己無關的事情。今天，新加坡人在美食廣場吃完飯，就把托盤留在桌子上，因爲他們並不認爲這是自己分內的事情，認爲這是保潔員的工作。（公平地說，托盤返回設施是2013年才安裝的。）
迪西瓦說，現在的學生也不會自己收拾東西，因爲總有保潔員幫他們做。這是公共衛生理事會正在當地的學校努力解決的問題。簡而言之，他認爲新加坡人的生活在很長的時間裏過得太安逸，他們需要改變。陸勝烈同意這個觀點。
他說，“政府會清理公寓（大樓），一直掃到你家門口的走廊，通常一天兩次。當你有一個非常高效的清潔服務，然後你的鄰居把這個地方弄得一團糟，你不會怪鄰居，而會怪保潔員沒有收拾幹淨。”
Image copyright Tim McDonald Image caption 雖然新加坡有5.6萬名登記在冊的環衛工，志願者在卡迪清潔日仍會出動。
改變行爲
在日本、澳大利亞或英國，不會有同樣的廉價勞動力來承擔保潔工作。在新加坡，清潔工人大多自來在新加坡打工的約100萬外國勞工和本地年長的工人。但隨著新加坡人口的增長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雇傭這麽多的環衛工人根本負擔不起。
迪西瓦說，最初發起新加坡清潔運動部分是出于經濟原因。清潔公共空間的成本不菲，而且還會占用更有價值的活動所需資金。他表示，今天情況依然如此，新加坡需要迅速改變行爲模式。新加坡每年至少花費1.2億新元（合8700萬美元）用于清潔公共空間。
他說：“如果能夠灌輸並培養出不亂扔垃圾的習慣，那麽就不用花那麽多錢來雇傭環衛工人，也就是說，數百萬元的支出可以花在健康和教育上。”
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新加坡每年至少花費1.2億新元（合8700萬美元）用于清潔公共空間。
不僅靠罰款
李美花是義順區議員。她也參加了卡迪清潔日的活動。事實上，她在自己的選區每月至少參加一次這樣的活動。她熱衷于清潔工作，不僅鼓勵選民隨時撿拾垃圾，還鼓勵他們向當局舉報亂扔垃圾者。
她說，公共教育就像罰款措施一樣也很重要。事實上，罰款的實施難度相當大，因爲往往需要一名政府人員到場或至少要有一人作證。
她說：“最好說服大家，人人養成不亂掉垃圾的習慣，而不僅僅是靠罰款來解決問題。”
每年，在她的選區有一次“無清潔工日”活動，在這天，該地區的環衛工人放下掃帚，由當地民衆負責清掃。她說，這是一個社區如何變得更美好的好例子。在2013年第一次的活動中，志願者撿拾了1430公斤的垃圾。今年只有292公斤。
她說，如果清潔工太多，新加坡人就會懶得自己收拾，她的選區證明，取得進步是可能的。
向垃圾宣戰
在過去的50年裏，新加坡一直嘗試說服民衆要保持國家的幹淨
1965新加坡獨立
1968發起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
1971政府發起植樹節
1973保持水清潔運動
1977清理新加坡的河流。現在，新加坡的河水已經幹淨到可以用作飲用水
1983保持廁所清潔運動
1992新加坡禁止進口和銷售口香糖
新加坡的清潔制度
亂扔垃圾的最低罰款$300
亂扔垃圾的罰款總額
登記在冊的清潔工56000
請訪問BBC Capital 閱讀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