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新加坡,當年的對手運勢已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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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

近兩月來，香港似乎陷入了無休止的動蕩之中，而作爲香港金融地位的主要競爭者，新加坡卻表現得異常平靜，暗暗積蓄著能量。香港與新加坡的沉浮，向我們訴說著兩座城市的截然不同。在香港，金錢主宰著社會秩序，而新加坡，政治權力支配著各行各業。這種差異，可以解釋近來我們看到的許多問題。縱觀曆史，香港和新加坡通過爲“世界公民”提供樞紐和平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茁壯成長。低稅率和寬松的監管環境，是它們的主要吸引力。因此，它們的勞動力和房地産市場，也不可避免地是開放式的、全球性的。香港和新加坡的普通人，如何在這種全球化環境中，與全世界的頂尖人才爭奪最好的工作和最好的住房？這裏始終有一個大大的問號。在實踐中，新加坡認識到了難點所在，而香港的政商精英，卻忽視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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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叉

新加坡和香港的經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臨近的經濟體，特別是較大的經濟體服務的。在某種程度上，“洗錢”是核心業務——無論是白色的資金融通，還是灰色的地下流動。小型經濟體要想扮演好這樣的中轉角色，往往需要一個強大的後盾保護。新加坡在政治和軍事上，仰仗著美國。香港，則背靠中國內地。對于中國來說，香港是一座樞紐、一扇窗戶、一個據點，盡管地位不比改革開放之前，但作用還是很大的。當無數資金湧入時，對于中途留下的戰利品的分配方式，決定了一個小型經濟體的穩定性。新加坡很早就認識到，本地人無法與“世界公民”在住房問題上進行競爭。新加坡的做法是，政府將本地人和“世界公民”劃入兩個不同的市場。如果地産大亨想要在房地産市場上賺錢，他們可以在公開市場上這樣做，只要他們與政府分享足夠多的利潤。政府拿著這筆錢，爲本地人建造“家庭友好型”的公寓，價格相當于他們5年的收入，與美國的水平類似。要知道，美國可是以買房容易著稱的。反觀香港，大企業（特別是房地産開發商）主宰著經濟秩序，它們本能地會想通過控制供應，實現利潤最大化。由于國際買家（也包括內地富豪）可以承受與本地人完全不同的價格，開發商沒有動力爲本地人大規模蓋房子，而它們更不會像新加坡政府那樣，通過非市場行爲，爲本地人和“世界公民”提供兩套不同的價格體系。因此，香港的房地産市場，成爲了一個低成交量+超高價格的市場。換句話說，就是“大衆不友好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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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擊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房地産市場出現了舉世稱奇的現象——“納米樓”的興起。香港的開發商通過高度壓縮面積，來提高住房的可負擔性。可即使是這些汽車大小的公寓，也要花費本地人大約10年的收入。令人驚訝的是，香港的政商精英並沒有表達出足夠的擔憂，他們因此被稱爲“住在山頂的人”（事實上很多人都有山頂豪宅）。更糟糕的是，來自非本地人才的競爭，進一步擠壓了本地人的收入。全球精英在香港從事著各種高端工作，而本地人則陷入低薪泥沼，這讓全球最高房價的壓迫性進一步上升！2018年第4季度，香港的平均工資爲每月1.6791萬港元。根據目前的房地産價格，一年的工資能在香港買到12平方英尺。但在紐約和東京，一年的工資可分別購買98.7平方英尺和80平方英尺的房産。鑒于香港房産的可用空間通常低于聲明的樓面面積，香港房産價格恐怕接近紐約和東京的10倍。面對全球最遙不可及的住房夢想，很多年輕人失去了奮鬥的目標。任何一點火花，結合政治動員，都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騷亂。我們不應該對香港如今的動蕩感到過分驚訝，而應該感歎它的忍耐力已經很強了。同樣的情況，如果發生在紐約或倫敦，後果可能更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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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碎

香港與新加坡，同爲當年的亞洲四小龍，卻走向了不同的命運。我們不必驚訝于新加坡和香港的樓市調控效果竟有天壤之別，因爲香港是典型的自由市場，企業主宰一切。人們或許會問，自由市場理論上代表著更多競爭，企業不是應該加大供應嗎？但是，在香港這樣的小型經濟體，房地産開發商事實上是穿一條褲子的。這就是爲什麽，它們明明擁有龐大的土地儲備，但每年卻只供應一點點，就像輕輕擠著一支巨大的牙膏。這是一支能擠數十年的牙膏。在勞動力市場上，新加坡也比香港處理得更好。它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英語和華語教育，而很多香港人，卻只能說廣東話。由于語言能力的限制，大多數香港本地人無法與“世界公民”競爭，可他們偏偏生在了世界都市。我們在這裏，不是要貶低政治問題的重要性，在政治上，香港面臨的挑戰肯定還有很多。但經濟問題，顯然正在推動香港的社會分化。進入21世紀後，香港的房子，已經碾碎了大多數沒有“富爸爸”的年輕人的夢想。而這種情況，竟發生在一個土地開發比例比廣東省還低的地方。何其哀哉。

– The End –

撰文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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