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2015年大選中獲勝，得以繼續蟬聯執政，主要得益于其自身具有較強的政黨適應性。首先，人民行動黨組織的自我更新爲勝選奠定了基礎；其次，人民行動黨政策的及時調整爲勝選提供了保障；最後，人民行動黨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爲勝選增添了助推力。而通過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勝選的原因分析，也爲中國共産黨提高自身適應性，鞏固其執政地位，推動自身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經驗。
[關鍵詞]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國會大選；政黨適應性
2015年新加坡的大選，是“開國總理”李光耀逝世後的第一次大選，而且是第一次大選的所有席位均有反對黨或獨立候選人角逐的競選。這次國會大選，新加坡共設有89個議席，有230多萬選民投票，投票率高達93.56%。人民行動黨以69.86%的得票率繼續執政，比上一屆大選60.1%的得票率提升近10個百分點，這不僅是自1980年以來的第二高得票率，也扭轉了自2006年以來人民行動黨得票率不斷下滑的局面，可以說人民行動黨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人民行動黨能在這次大選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具有較強的政黨適應性。所謂政黨的適應性，就是指政黨在政治活動中爲實現一定政治目標，不斷進行自我調適，以應對外界環境變化的動態過程。學界對政黨適應性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從政黨內部變革的角度研究政黨適應性，一種是從外部環境角度探討對政黨適應性的影響，還有一種是綜合內外部因素的角度衡量政黨適應性。本文認爲可以從政黨組織自我更新、政黨政策的及時調整和外部環境的積極應對這三個方面來闡述政黨的適應性，以此分析大選獲勝的原因。
政黨組織的自我更新，是政黨自身競爭力的表現，政黨通過自我更新，可以爲政黨提供源源不斷的內部動力，對保持其執政地位有重要的影響。這是人民行動黨能夠長久執政的關鍵，也是政黨在選舉中獲取執政權的基礎。一方面，政黨可以通過組織制度的調整靈活地應對環境變化，這不僅提高了政黨本身對環境的適應力，還有助于政黨執政地位的穩固；另一方面，政黨可以通過組織成員的更替吸納社會優秀的人才，不斷爲政黨補充新鮮的血液，使政黨能夠最大限度的保持自身活力。從組織制度調整來看，人民行動黨的組織制度調整是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人民行動黨的政黨組織，主要可以分爲兩部分：基層組織和議員組織，組織制度也就分爲兩個部分，就是基層組織制度和議員組織制度。
就基層組織制度來說，人民行動黨把基層組織作爲聯系民衆的紐帶。“政黨組織是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發揮其作用的一個前提條件。政黨通過自己的組織使政黨能在政治生活中作爲一支獨立的力量統一行動，影響政治過程。如果是執政黨，其影響將更爲直接。”[1]首先，人民行動黨通過在每個選區設置黨支部的形式，來加強政黨與民衆溝通。新加坡全國共設有幾十個黨支部，國會議員身兼黨支部主席，並設有秘書和委員，主要負責收集民衆的訴求和意見，向民衆傳達政黨決策，解決民衆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政黨主要通過這種形式，將民衆和政黨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不僅擴展了人民行動黨的權力基礎，而且加強了政府與民衆在基層層面上的溝通。其次，人民行動黨還成立了“人民行動黨社區基金”，主要有維護教育設施、提供公共福利、保障居民康樂等功能，是人民行動黨密切聯系群衆、切實服務群衆的主要載體。
而就議員組織制度來說，人民行動黨爲強化議員與選民的聯系，建立了議員接待選民的制度，因爲“選民選擇誰，不僅僅是看政策的對或錯，而且還要看議員是否經常關注他們，是否友善、和藹、可親”[2]，所以人民行動黨的所有議員必須每周一次到自己選區的黨支部接待民衆來訪，“在接待過程中，選民可以自由反映各種各樣的問題、願望、要求，大到國計民生，小到家庭瑣事，對于民衆的問題，議員都必須盡力解決，能解決的當場解決，不能解決的要予以解釋，對于無法解決和無法解釋的問題，則要寫成議員請願書，交到政府相關部門，將民衆的建議意見及時地回饋給決策高層，保證政策能夠順應民意，得到民衆支持”。[3]在此基礎上，人民行動黨還建立了議員回訪選區制度，議員不僅要定期回訪自己的選區，還要走訪其他的選區，通過走訪選民家庭、參加群衆性集會和接受選區媒體采訪等方式深入民衆生活，這不僅可以進一步密切選民與議員的關系，還能更好地獲取民衆的意見反饋，有利于政黨政策的及時調整。這些政策的建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隨著政黨對環境變化進行組織調整的過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並成爲政黨聯系選民、獲取選民支持所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從組織成員選拔來看，新加坡實行的是精英統治，形成了一套開放的、行之有效的官員選拔制度。就議員選拔來說，人民行動黨向全社會開放，通過嚴格的遴選制度，考察社會各界的精英，並選取最優秀的政治精英加入人民行動黨，並從中考察國會議員推選的候選人。加入人民行動黨，不僅要經過嚴格的選拔制度，還要“以加入者接受執政黨的治國理念爲條件，權力結構的包容以承認既定政治框架的正當性爲前提，輔以嚴格的制度制約與激勵，將可能的離心力轉化爲現實的向心力”[4]，這樣才能保證政黨在吸納社會精英的同時合理的消化這些社會精英。而且，人民行動黨尤其注重青年人才力量的培養，爲政黨組織成員儲備了大量的後備人才。就治理成員來看，人民行動黨注重吸納傳統社會精英領袖，尤其是社會中出現的草根精英。這些人不一定是高學曆者，也不一定是技術專家，更不一定是社會高層。但是，他們卻擁有廣泛的影響力，這可能源于他們豐富的經驗閱曆或生活智慧，還可能是個人魅力甚至個人財富，只要他們有著自身形成的天然權威，具有保衛國家核心價值觀以及在一個迅速變化的社會起到安定的作用，就是人民行動黨所要吸納的對象。
政黨組織的自我更新爲人民行動黨大選奠定了選民基礎，而政黨對國內環境變化的掌控，又使得政黨能及時調整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選民的訴求，獲得了民衆的認可與支持，爲選舉的勝利提供了保障。政黨公共政策的調整，既體現了政黨對國內環境變化的掌控及時，也是衡量政黨適應性的重要標准。世界上存在政黨競爭的國家，政黨普遍都以獲取執政權爲其目標，這是政黨生命力的象征，而政黨適應性的強弱直接關系到政黨能否獲取執政權，也就是說，一般情況下，政黨應對國內環境變化越及時，其政黨的適應性就越強，適應性越強的政黨，其政黨生命力也就越強，也就越容易獲得執政地位。對新加坡而言，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而其能夠長期執政與該政黨對環境變化的敏感與應對的及時是分不開的。觀察新加坡2015年大選的過程，人民行動黨對國內環境的掌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人民行動黨的自我反省深刻。在2011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雖然也獲得了大選的勝利，但是得票率滑向了其執政以來的最低點，如若任其發展下去，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很可能會逐漸失去。而人民行動黨也意識到了其中的嚴重性，並在大選後迅速進行了自我反省。人民行動黨將選績不佳的原因主要歸結爲三個方面：一是選民期許的提高與政府回應的低效。新加坡政黨一直以廉潔、高效著稱，但是隨著新加坡建設的發展，民衆早已不滿足于人民行動黨的卓越績效，現在人民行動黨執政的挑戰是如何做得更好，而不是如何做好的問題。但是，由于人民行動黨一直奉行精英統治，其“家長式”的執政方式早已引起民衆的不滿，而且選民的參與訴求長期得不到滿足，選民的利益關注又沒有得到有效回應，這些不滿都通過選民的投票反映出來了。二是民衆對政黨“與民分享”的惠民措施不買賬。新加坡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直爲世界所關注，並大大提高了新加坡民衆的經濟水平。但是，與經濟發展並行而來的是民生問題的突出。雖然人民行動黨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惠民措施，但是民衆並不買賬。一方面，人們的日常生活沒有因新加坡高經濟增長率而有實質性的提高。相比14.9%的GDP增長率，2010年新加坡普通民衆的工資收入僅增長3.4%，通脹率卻超過5%。[5]另一方面，短期的惠民政策並不能解決長期困擾新加坡的民生問題。三是人民行動黨在選民心中形象下降。雖然新加坡政府一直以廉潔自律著稱，但是在2011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推出的24位新候選人中有4位曾是總理李顯龍或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書，還有1位27歲的候選人陳佩玲是李顯龍首席私人秘書的妻子[6]，這使得人民行動黨廉潔自律的形象籠罩上了任人唯親的陰雲。
（二）人民行動黨的政策轉變及時。人民行動黨在反省2011年大選成績不佳的原因後，立刻開展了一系列的補救措施，並爲2015年大選進行了長期的准備工作。首先，新加坡政府開展了“全國對話會”活動，于2012年10月啓動，爲期1年，範圍涉及75個地點，660多場對話，規模超過4萬人參加。而作爲活動的組織機構全國對話委員會，其成員主體廣泛，委員會26名成員中，除6名政務官和2名議員外，其他成員全部來自社會“草根”階層，包括的士司機、社會企業家、藝術工作者、學生、學者、全職國民服役人員、大學本科生和退休人員等。[7]這一活動主要通過一系列措施，廣泛推進和引導對話會活動進行。例如通過網絡媒體、公民對話及全國調查廣泛收集民衆意見；通過舉辦方言對話會，使民衆能以各種語言隨意進行交談以表達意見，讓更多的新加坡人尤其是“建國一代”參與到對話會討論過程。[8]通過這項活動，不僅促進了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有助于政府政策的實施與修改，而且還增進了人民行動黨與民衆的聯系，擴大了人民行動黨的影響力。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所說：“全國對話會要讓全國齊心合力發揮潛在力量，把新加坡建設成爲一個能夠爲國民提供各種機會求取成功、充實人生的國家；一個對成功有廣泛定義、讓人民能通過各種途徑攀登不同高峰的國度；一個爲國人提供安全網、讓他們得以安身立命的社會；以及一個弱勢群體能夠獲得幫助、成功者也願意爲他人付出的社區。”[9]
其次，人民行動黨針對選民關心的主要民生問題，推行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惠民政策。2011年大選失利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漠視選民的需求，導致政府形象的受損。所以，爲了贏得2015年的大選，人民行動黨開始積極轉變政黨策略，增強了政黨對選民的回應性，因爲“政黨通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有效輸出獲得社會大衆的信任和支持，從而實現對國家的合法治理。從政治實踐的角度來看，公共政策是最能體現執政黨的政治形象，也是吸引社會大衆支持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10]人民行動黨在回應選民的政策調整上，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針對選民不滿和關注的核心問題調整政策，二是吸納其他政黨的有益意見。[11]人民行動黨一方面根據民衆訴求積極轉變政策，對選民訴求進行有針對性的回應；另一方面則充分吸收和借鑒其他政黨的有益意見來完善自身的政策。所以，人民行動黨自2011年大選後實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調整，主要是針對選民所不滿與關心的民生問題，這充分體現了人民行動黨爲了緩解民衆不滿，增強民衆的信任感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2015年大選前，人民行動黨在吸納工人黨建議的基礎上集中推行的許多惠民利民政策，不僅是人民行動黨對國內環境變化的及時回應，也是獲取大選勝利的強有力保障。
（三）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方式與時俱進。隨著以電子信息爲標志的信息時代的到來和網絡技術的高度發展，公民參與的訴求不斷增強，公民參與的範圍不斷擴大，公民與政府溝通的渠道也不斷增多，而社會輿論環境也變得日益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也需要適時調整執政方式，以適應當前網絡社會的新變化。而人民行動黨的獲勝，除了自身反省和政策調整外，也與其執政方式的與時俱進密不可分。一方面，人民行動黨大力推廣電子政務，通過政黨網站來塑造政黨的公衆形象，減少政黨的負面效應。並且在網站中設立“政策論壇”，以此來鼓勵公民參與，尤其注重通過網站加強青年和婦女工作。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通過官方媒體壟斷來提升政黨影響力。新加坡的媒體雖不是“黨媒”，但在曆次大選中基本都是偏向人民行動黨的，爲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提供充分的正面報道機會，而對反對黨候選人的報道主要集中在其出現一些狀況時進行大肆的輿論監督，這使得雙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無形中增加了人民行動黨的影響力。
政黨的適應性，不僅體現在其政黨組織結構的變化和對內部局勢的掌控上，還與其對國外局勢壓力與機會的利用有著密切聯系。一般來說，國際環境變化不僅代表著未知的壓力，還有著巨大的機遇。而對一個執政黨來說，其自身不僅要充分感知國外局勢變化，以便及時轉化外部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壓力，還要能合理利用其變化爲政黨自身發展創造機遇。只有這樣，才能使政黨具有較強的適應性，有助于其獲取和穩固執政地位，彰顯政黨的生命力。所以，人民行動黨的獲勝，除了其自身組織的更新與對國內環境的掌控外，還與其善于審時度勢，利用國際複雜局勢助推政黨競選有關。新加坡對國外局勢的利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利用選民憂患心理提升對人民行動黨執政的信心。新加坡作爲東南亞地區的一個島國，國土面積狹小，雖然經濟發展迅猛，但是其國際地位並不高，民衆的憂患意識強，人民行動黨作爲新加坡的長期執政黨，憂患意識更爲強烈。而當今國際局勢，大國間博弈日漸激烈，尤其是在亞太地區，中美之間的博弈日益凸顯，新加坡作爲該地區的小國，勢必要在大國博弈之中求得生存，人民行動黨正是抓住了這一點，進而展開積極的外交策略。就周邊外交而言，新加坡積極推進與東盟各國的關系，通過協商對話來解決雙方沖突。而與大國關系來看，對美國而言，新加坡和美國在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層面的雙邊關系密切，2014年兩國加強執法和國土安全方面的合作，繼續拓展雙邊關系，新加坡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作用得到了美國的認可。[12]對中國來說，中國是新加坡第一大貿易夥伴，新加坡與中國外貿關系密切，並隨著經濟關系的發展，雙方正在展開更深層次的交流與合作，尤其是加深兩國間軍事合作。因此，新加坡雖是一個小國，卻享譽國際，這一成績得到了一向注重並積極發展對外關系的民衆的認可，增加了民衆對人民行動黨的信心。
（二）利用周邊國家的政治動蕩來增強對人民行動黨執政的認同。近些年來，許多東南亞國家都發生了政治動蕩，比如，柬埔寨2013年大選後朝野發生激烈對抗、泰國街頭示威導致軍人再度控局、馬來西亞近期多次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等等，而新加坡長期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也遭到了西方國家的诟病，再加上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的逝世，使得人民行動黨的前途更加撲朔迷離。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行動黨利用憑吊李光耀和紀念建國50周年系列活動的契機，選擇了“哀兵策略”，不失時機地與民衆展開互動，通過共同回顧新加坡建設成就，再次成功地維護了國家團結，凝聚了民心士氣。而且，人民行動黨還選擇在紀念活動後舉行大選，這樣使得人民行動黨在自己最有利的時間窗口進行了大選，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選民對政黨的認同度。
綜上所述，從政黨適應性的角度出發來分析人民行動黨大選獲勝的原因，爲中國共産黨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經驗：首先，要注重自身組織的建設。一方面，要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密切黨群關系，深入貫徹和落實中國共産黨密切聯系群衆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要完善黨員幹部的選拔機制，不僅要將精英人士納入黨的組織體系，以展現政黨的先進性，更要及時爲黨員組織補充新鮮的血液，以保持黨員隊伍的生命力。其次，要及時進行政策調整。一方面，要拓寬民意反饋渠道，促進民衆通過正規渠道進行政治參與，以使得黨能夠真正了解民衆的需求，以便對民意進行及時有效的回應。另一方面，要充分將民意反饋納入到政策的修改或制定中，以使得黨的政策可以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也有助于政策的推廣和落實。最後，要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變化。一方面，要善于審時度勢，對外部環境變化要具有敏銳感，以便其可以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應該利用和把握外部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機遇，爭取在變局中有所作爲，加深民衆對中國共産黨的信心和認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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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研究生，論文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 2016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