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都表明，維系社會的社會契約正在瓦解。不僅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9月20日，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在2019年度新加坡峰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時如是說。
王瑞傑被視爲後李光耀時代的第4代領導團隊接班人，輿論普遍認爲，王瑞傑未來將作爲李顯龍的接班人，繼續執掌新加坡。
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在2019年度新加坡峰會上發表主旨演講
上個世紀60年代，得益于全球化和獨特的治國方略，新加坡經濟快速騰飛，社會公正得到良好實現，“新加坡模式”也因此享譽世界。不過，演講中王瑞傑卻不無憂患地指出，當今世界面臨三大挑戰：
第一，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加劇了不平等現象，特別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第二，代際沖突日益加劇，尤其是隨著社會的老齡化。第三，政治兩極分化加劇，而社交媒體使其雪上加霜。
值得留意的是，王瑞傑提及當前的香港示威抗議活動。他認爲，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公投、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以及香港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都是“三大挑戰”在世界各地發揮作用的結果。新加坡迄今未完全受到這些挑戰的影響，但也未能置身事外。
王瑞傑特意回顧和分享新加坡經驗，期望國際社會共同面對這些新挑戰。他指出市場本身有缺點，“市場本身並不能滿足社會上所有人的需求”，平衡市場機制和社會福利的做法，對新加坡仍舊行之有效。他又闡述了新加坡在住房、醫療和教育三個關鍵領域的社會政策，其中一系列數據值得關注，比如在收入最低20％的家庭中有85％擁有自己的住房。
當今世界範圍內出現了“憤怒的青年”，他們憤憤不平，被剝奪感不斷加劇。那麽，年輕人如何與年長者分享進步的果實？王瑞傑認爲，采取公平且可持續的財政政策，有助于保持代際公平，例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儲備金政策等。
談及政治兩極分化，王瑞傑認爲“科技促成了回音壁、孤島和假新聞，並加劇了這些分歧”，最終會破壞國家的團結。而新加坡的包容性政策，比如反種族隔離制度、勞資政三方體制，可以遏制這一趨勢。王瑞傑認爲，面對分歧，拓展討論和辯論的公共空間至關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想從空談走向言行一致。”
王瑞傑堅定支持多邊主義，但提出有良知的資本主義（conscious capitalism），呼籲商業領袖和企業發揮更大的作用，承擔更大的責任，“取得成功和做好事未必會相互抵觸”。對于長期奉行“小政府大社會”的香港來說，商業領袖舉足輕重，值此非常時期，此言恐怕尤有借鑒意義。
而在論說人民的存在感時，王瑞傑這樣說：
“每個社會必須更新其社會契約。它們須找到一個最適合其獨特情況的公式，將自己的社會和經濟政策融爲一體，讓每個人都有份參與國家的發展，並以自己的政治敘事，重新點燃其人民的想象。”
王瑞傑的演講全文編譯如下，小直耐心品讀之後，收獲頗多，特別是新加坡一些具體的治理政策，令人印象深刻，特與諸君共享。
今年的峰會以“亞洲2030”爲主題，可謂非常切合時宜。亞洲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已顯著增強，其在全球國內生産總值（GDP）中所占份額，預計將從2000年的26％增加到2030年的40％。特別是，東南亞10個經濟體作爲一個整體，預計到2030年將成爲繼美國、中國和歐洲之後的第四大經濟體。
亞洲正在成爲一個朝氣蓬勃、富有活力的區域。到203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中産階級將生活在亞洲，使其成爲最大的消費者群體。與此同時，亞洲企業的創新成果正在重塑經濟和科技格局。亞洲的前景是光明的，但並非必然實現。盡管距離2030年只有11年的時間，但我們很難對2030年做出有信心的預測。
11年前的2008年，我們正在努力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幾家全球性銀行倒閉。許多人失去了工作，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家園。全球經濟的表現一落千丈。當時，我是新加坡中央銀行，即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局長，從我的辦公室可以很好地看到我們港口的情況。那是一個可怕的景象，一切活動停頓，起重機閑置著。
今天，盡管全球經濟已經複蘇，但複蘇所帶來的好處卻分配不均。那些感到被邊緣化的人強烈反擊。結果，我們看到全球化的倒退、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以及年輕人的失望和不滿。這些力量已在世界各地發揮作用，它們表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公投、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以及香港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上。
各種社會利益互相傾軋，使許多政府難以獲得做出重大變革的授權。正因如此，閃電大選、懸浮國會和政府關門日漸成爲政治的特征。這進而導致人們對政府和政治體制更加不信任。
所有這些都表明，維系社會的社會契約正在瓦解。不僅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這尤其令人擔憂，因爲全球經濟再次處于十字路口。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仍在持續，受到一系列減稅和優惠政策提振的美國經濟，可能在明年走下坡路。在總債務已超過GDP的300％之際，中國也面臨著經濟增長放緩的問題。在歐洲，經濟疲軟，全球貿易放緩的影響正在顯現，英國脫歐的難題正在增加不確定性。
由于全球需求和投資者信心減弱，亞洲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正在放緩。除非一些根本的社會矛盾得到解決，否則我們都將難以應對這些挑戰。因此，每個社會都必須更新其社會契約。
我們須要處理的問題是：全球化加劇不平等。
第一，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加劇了不平等現象；第二，代際沖突日益加劇，尤其是隨著社會的老齡化。第三，政治兩極分化加劇，而社交媒體使其雪上加霜。
新加坡迄今未完全受到這些挑戰的影響，但我們也未能置身事外。作爲回應，我們正在更新我們的社會契約。對于這些複雜問題，我們並沒有所有的答案。但是，通過分享新加坡的經驗，我希望能促成一場關于我們如何應對這些共同挑戰的討論。
讓我從不斷擴大的不平等現象開始談起。從1980年至2016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占總收入增長的27％，是收入最低的50％人口所占份額的兩倍多。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是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導因。全球化爲擁有才能和資本、處于頂端的人創造了巨大的機遇，從而使他們得以累積巨額的財富，但也讓廣大的中産階級面臨更激烈的競爭。
科技促進了創新和增長，但它也打亂了人們的生活，在某些情況下，還使人們失去生計。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有其好處，但也有代價。如果這些代價得不到解決，貧富差距將會加劇。這對支撐每個社會的基本前提構成了挑戰，即每個人都有機會建立和過上更美好的生活。
新加坡要確保經濟社會相輔相成
在新加坡，我們的應對方法是確保經濟和社會政策相輔相成，好讓人民可以賺取報酬，付出的辛勞能獲得回報。
爲了讓所有人都能過得更好，我們需要一個不斷增長的經濟，爲廣大國人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這意味著要對貿易保持開放並迎接創新，但這些也是擴大貧富差距的推動。要解決這一矛盾，經濟發展須要與社會政策相結合，對國人進行投資，使他們能夠獲得機會。至今爲止，這個平衡市場機制和社會福利的做法，對我們仍舊行之有效。
我們享有基礎廣泛的經濟增長。過去10年，我國所有收入階層家庭的實際收入都有所增長，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要快于收入最高的20％家庭。
我們必須繼續致力于栽培國人。教育是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幾十年來，我們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使每一所學校都成爲一所好學校，讓每一個孩子都可以盡展所能，不論他們的人生起跑點如何。
我們制定了多種教育途徑，讓每個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成功之路。除了10年的基礎教育，我們也投資于之後幾年的大專教育或中學後的延續教育。
最近，我們正將這方面的投資擴展到兩端。一方面，我們在學前教育投入大量資金，因爲這段成長歲月是孩子發展的關鍵期。我們的額外投資旨在給每個孩子一個良好的開端，並幫助減輕他們在人生起步階段所面對的不平等情況。
另一方面，我們正在大力鼓勵終身學習。工作和技能將繼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變化。因此，我們正在建立一個生態系統，讓工人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能學到新技能。通過在上遊和下遊采取行動，我們使國人能夠從新的機會中受益。
不過，我們也認識到，市場本身並不能滿足社會上所有人的需求。因此，政府必須加強社會安全網，並設定底線。在新加坡，我們通過扶持社會的最底層人士，並不爲其所能取得的成就設頂限的做法，來做到這一點。
我們把重點放在社會政策的三個關鍵領域：住房、醫療和教育。
特別是在住房方面，我國的住房擁有率爲89％。我們也鼓勵低收入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例如，有了組屋津貼，在收入最低20％的家庭中有85％擁有自己的住房。這讓每個國人與國家休戚與共，同時從國家的進步中獲益。
我們還緩和了在就業市場中出現的不公平結果，爲收入在最底層30％的工人提供入息補助。這讓國人保持工作的動力，而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爲工作不僅能帶來收入，還能帶來尊嚴和進步的希望。
我們在退休方面延續這一做法，爲那些退休儲蓄有限的人提供額外的補助。我們也爲老一輩新加坡人提供進一步的支助。他們在國家獨立之初就開始爲生活打拼，當時我國的經濟還沒有起飛，他們沒有從國家的進步中獲益很多。因此，我們推出了建國一代和立國一代等特別配套，幫助他們支付終生的醫療費用。
我們社會政策的這些不同組件是一項經過深思熟慮的策略，目的是消除人生中的不平等結果。我們將確保沒有人會因爲他們的背景或環境而失去機會。
隨著經濟動蕩變得更加頻繁，我們須要齊心協力才能讓遭受挫折的人重回生活的正軌。這並不容易，但如果我們處理得好，我們將能夠爲我們的人民帶來廣泛的進步。
第二個挑戰是在一些社會中，特別是那些正在老齡化的社會，代際沖突日益加劇。不同世代的利益和關切存在著實際的差異。
英國脫歐公投就是一個例子。在英國脫歐問題上，不同年齡段的人意見分歧很大。在社會支出承諾的推動下，許多年長選民選擇離開歐盟，而年輕選民大多希望留在歐盟，因爲他們希望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年輕選民感到憤憤不平，因爲他們的未來是由那些可能不會受到他們選擇的後果所影響的人決定的。
養老金計劃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今天，許多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資金不足，因爲政客多年來一直承諾在不增加稅收的情況下，提高養老金福利。
花旗銀行的一份報告顯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政府養老金負債總額，高達驚人的78萬億美元。社會現在面臨著要麽削減養老金支出，要麽增加就業人口稅收負擔的艱難選擇。
保持代際公平對維持社會契約至關重要。當每一代人都爲自己的支出買單時，他們才能切身體會須付出的代價和享有的好處。然而，我們也必須投資于我們的年輕人，而我們的年輕人必須反過來與我們的年長者分享進步的果實。
我們很幸運，我們的建國領導人采取了這一有原則和有遠見的做法。我們實行的是一個擁有充足資金、固定供款計劃——中央公積金，從而避免了固定收益退休金計劃的陷阱。我們的醫療體系在控制成本的同時，也帶來了良好的效果。
除此之外，我國還累積了大量的儲備金。在經濟發展的最初幾十年，我們保持了9％左右的強勁增長。當時的收入增長強勁，政府謹慎地將部分收入納入儲備金，以備不時之需。就這樣，我們的國家儲備金多年來不斷增加。
根據我國的憲法，當屆政府可以動用儲備金投資淨收益的50％。今天，儲備金的投資收入是我國最大的收入來源，超過任何單一稅種。作爲一個沒有天然資源的國家，我們得感謝建國領袖和老一輩新加坡人的謹慎行事。
采取公平且可持續的財政政策，反映出不同世代間的社會契約，這個做法獲得政府和人民的支持。這個契約不單涉及財務，也攸關信任和集體的使命感。
政府要時刻考慮長遠未來
對政府來說，這意味著要時刻考慮我們國家的長遠未來。這就是爲什麽我們通過教育來投資于我們的人民。這也是我們投資基礎設施的原因。我們不斷更新我們的城市，使它保持活力和動感。位于樟宜機場的星耀樟宜是我們最新增加的基礎設施。
氣候變化是另一個例子。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全面影響，以及防禦措施所帶來的好處，都不會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感受到。但我們現在就必須行動，否則爲時已晚，未來的世代就得爲我們的無動于衷承擔後果。
對國人來說，這意味著要做出同樣的承諾，確保子孫後代也有足夠的時間，來度過危機和規劃他們的未來。因此，我們盡力將政治的注意力集中在長期的挑戰和機遇上。
第三個主要挑戰是世界許多地區的政治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美國就是如此，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越來越大。同樣，在歐洲的部分地區，政治兩極分化已經擠掉了中間立場。科技促成了回音壁、孤島和假新聞，並加劇了這些分歧。
政治兩極分化深具破壞性，因爲它讓人們彼此對立，最終會破壞國家的團結。爲了遏制這一趨勢，我們須要擴大公共空間，讓持相反意見的人也能加入。
在新加坡，爲維護社會凝聚力，我們不會因少數人的利益而屈服于政治壓力。相反，我們采取包容性政策來團結所有國人。例如，我們已經采取措施，確保各住宅區住著各族居民，避免種族隔離，不讓種族和宗教分化我國。
我們的勞資政三方體制是加深凝聚力的另一種方法。政府、工會和企業不是隔著警戒線互相對抗，而是共同努力發展經濟，分享進步的成果。這使我們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危機。
當1985年經濟衰退來襲時，政府提議實行爲期兩年的工資限制，並降低公積金繳交率。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但是，工會領袖明白我們爲什麽要這麽做，並說服了工會會員。反過來，企業也在挽救就業方面發揮了作用。我們一起扭轉了經濟頹勢。我們的勞資政三方模式持續幫助我們度過困難時期，包括全球金融危機。
我們的包容性政策建立了一個獎勵和鼓勵與中間群體接觸的制度。這鞏固了我們的團結和穩定，但保持這一進程將是一項挑戰。在數碼驅動的經濟中，規模效益和範圍效益的提高，會加劇收入和財富差距。我國社會正在變得更加多樣化，無論是在需求和觀點方面，舊的差異將會改變，新的分歧也會出現——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以及在意識形態方面。
這就是我在幾個月前發起“群策群力，共創未來”對話會的原因。這是一種將不同背景、關注點和視角的人聚集在一起，以達成共同目標的治理模式。這也是爲了拓展討論和辯論的公共空間。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想從空談走向言行一致。
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能夠積極塑造我們國家的未來，爲建設這個未來發揮作用，是增強他們對新加坡的歸屬感和責任感的關鍵。
這些觀點與世界各地年輕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中的許多人要求在公民社會和政治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社會須要找到利用青年的精力和想法的方法，因爲他們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必須爲我們的青年提供與世界各地青年一起合作的機會，這將有助于增進了解，並加深對全球合作的承諾。
我所強調的三個挑戰，即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代際沖突和政治兩極分化，都以不同的方式破壞了社會凝聚力。全球化、科技進步和社會老齡化將加劇上述各方面的影響。
爲了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每個社會必須更新其社會契約。它們須找到一個最適合其獨特情況的公式，將自己的社會和經濟政策融爲一體，讓每個人都有份參與國家的發展，並以自己的政治敘事，重新點燃其人民的想象。
許多其他國家也走上了類似的道路，比如法國的“偉大的全國辯論”和日本的“社會5.0”。我們都可以互相學習。
不能放棄多邊主義
除了加強我們國家的社會契約，各國還須要共同合作，應對共同的全球挑戰，如氣候變化、貧困、糧食安全和網絡安全。我們不能僅僅因爲當前的形勢正在背離多邊主義就放棄它。相反，作爲領導人，我們的職責是共同維護這一體系，並讓其他人相信，這仍然是最好的前進道路。
這就引出了我的最後一點。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商業領袖必須發揮更大的作用，重新打造其所在國家的社會秩序，並重振國際體系。
推動有良知的資本主義
一些商業領袖一直在推動有良知的資本主義（conscious capitalism）。企業不僅應服務于股東，也應該照顧到所有主要利益相關者，包括客戶、員工、供應商和所在的環境。
許多其他企業已經肩負起更重要的社會責任，在男女平權、保護環境，以及推動教育和醫療等方面，制定計劃來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
這些都是正面的發展。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全球，大企業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都顯著增長。企業可以通過與政府合作，制定創新的解決方案來改善每個人的生活，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根本上說，取得成功和做好事未必會相互抵觸。找到實現這兩項目標的途徑，將有助于我們釋放2030年亞洲的巨大機遇，並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取得進展。
(演講稿來源：聯合早報，原標題：國際社會應對三大挑戰任重道遠，黃金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