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咖啡之父和他的四兒媳
米黃色地中海式風格的福山咖啡文化館大廳入口處，八十多歲的香港人蔡桂花穿著一件玫瑰花圖案的綢衫，神采奕奕地坐在輪椅裏。離她大概四五米開外，是一座被紅色欄杆攔起來的銅質頭像——陳顯彰，一個中文輸入法暫時還沒收入的名字，卻是同盟會早期會員、印尼華僑企業家。現在，他是整個福山咖啡風情小鎮的靈魂人物，早在 1937 年，爲“實業報國”，舍棄海外産業，以一人之力帶動福山大規模的咖啡種植，而被譽爲中國咖啡之父。
“那是我的公公哦，我是他的四兒媳。”蔡媽媽對我說，一口濃重的廣東腔。文化館介紹陳氏家族的牆壁上，挂著一張蔡媽媽和陳家在福民農場的黑白合影照，拍攝于 1953 年，那年她剛嫁到陳家。來到大戶人家，又是華僑，蔡媽媽的神態多少顯得有些拘謹。
“家公後來很寵愛我，很多事情都要讓我去做。”那時候，蔡媽媽常做的一項工作，是拿草木灰去擦做種用的咖啡豆。作爲新兒媳，閑下來也幫著做家務。陳顯彰想念一種用豆角、芋頭梗、咖喱等五種原料煮起來的印尼炖菜，就讓桂花去學，做給他吃。至于咖啡，他反倒並不十分講究。“就是每天早上起來，讓她煮一大壺，倒在一個大茶缸裏，一天喝到晚，涼了也可以喝。”蔡媽媽回憶起年輕時的事情，眼神裏都是光芒。
蔡桂花——中國咖啡之父陳顯彰的四兒媳。
1953 年，還發生了另一件事。那一年，陳顯彰的兒子陳茂修去了兩趟萬甯興隆鎮，送去蔡媽媽和姐妹們料理的咖啡種子。爲此，福山文化館鄭重其事地把當年興隆華僑農場爲陳茂修開具的、讓路上軍警放行的介紹信放大裝裱，以茲證明兩地的關系。
福山鎮位于澄邁縣西北部，距離海口市只有 49 公裏，海南島西線高速貫穿其中。建于 2010 年的福山咖啡小鎮就位于高速入口處，說是小鎮，其實就是由幾十家咖啡店聚集成的一個小村落。五一假期剛過，除了像“守藝人”“那年”等幾家有特色的生意還比較好，其余都比較冷清。倒是挨著福湖的幾家咖啡廳，現在生意依然紅火。夜幕降臨，鞭炮四起，跑進一家餐館吃飯，卻被莫名其妙地拉入酒席吃了頓白食。後來才得知，侯臣咖啡文化村正在慶祝海南特有的公期，祭拜神祖，挨家巡遊，餐廳老板大宴賓客，大家吃飽喝足後，再跑去看插科打诨的瓊劇。
興隆鎮，老迎賓館裏的一棵古榕樹
何師傅坐在一棵木姜子樹下啃文昌雞，凳子上立著一個大手電，狀如香槟瓶子。他是看車的，見過最遠的車來自北京，四川廣東常見，春節那陣子，他會忙得人仰馬翻。斜對面，一個男人正在關一個院子的門，木門上畫著兩個大肚子紅綠天官門神，手捧咖啡和茶果。幾年前，這裏是福山咖啡館創始人徐守義的舊館址，如今漂亮的新館開到了湖邊，這裏就淪爲員工宿舍了。
我坐在湖邊，點了一杯福山咖啡歐，外加一塊綠緣糕。雖然寫明了現磨，但還沒聽聞磨豆的聲音，服務員就已經把咖啡端了過來。旁桌兩個從海口來的女孩在聊天，她們一直在跺腳，驅趕湖面飛過來的蚊子。遠處，我聽到一個服務員說，她喜歡現在的福湖，月光灑在水面上，打出一條路來。
“先生，咖啡要續杯嗎？免費的。”她走了過來。
咖啡樹砍伐後修建的康樂園酒店，花瓶欄杆和西式小洋樓依然典雅宜人。
一起去打鍋B針？
續杯問題，被興隆香料研究所的陳鵬拿來揶揄福山和興隆兩地咖啡文化的不同。“在福山，咖啡可以續杯。在興隆，咖啡賣一杯是一杯，而茶水免費，鹧鸪茶。”我和陳鵬約在興隆老咖街上的瓦西裏咖啡廳見面，一起的還有興隆巴厘村講解員柏雲。我沒有見到瓦西裏的吳老板，據說他長得很像《列甯在 1918》裏的衛兵瓦西裏，鎮裏人都這麽稱呼他，後來幹脆就當了店名。瓦西裏位于老咖街路口的把手位置，街對面是兄弟開的瓦東裏，哥兒倆還當真成了這條街的哨兵。我望了望四周，氣氛特別混搭，一群身著興隆籃球隊隊服的年輕人正圍著桌子埋頭吃海南米粉，每人邊上配一杯咖啡。離他們不遠，一群中老年人在下象棋，棋盤邊上，也放著幾杯咖啡。
興隆茶鋪裏，一壺茶、一杯咖啡、一盤棋便能消磨一整個下午。
陳鵬原籍海南儋州，蘇東坡被發配的地方。前幾年調來興隆，在熱帶農科院做了 20 多年的咖啡種植研究。幾年前，他跑去雲南普洱學習美國精品咖啡協會的烘焙認證，後來創立陽光咖啡工作室，從事咖啡文化的推廣工作。認識他，正是通過在普洱一家專業從事咖啡種植、生産和認證培訓的 Torch 公司。某種意義上，這也說明了國內兩大咖啡産地的力量對比。
一把傳統的南洋咖啡壺。
在陽光咖啡工作室，當一杯杯通過虹吸和手沖等不同萃取方法的羅布斯塔咖啡喝進嘴裏，32 歲的柏雲發出了由衷的贊歎：味道很純正啊。
這是一件很詭異的事情，一個年長的闖入者，用手肘碰了碰，叫醒了一個沉睡的年輕人。論喝咖啡的年齡，作爲印尼華僑後代的柏雲，比大他十幾歲的陳鵬還要長。每天早上起來，總有朋友在微信裏給他打招呼：在哪裏啊，要不要一起去打鍋 B 針？ 鍋 B，是海南人對咖啡的口頭稱呼，馬來語和閩南語的雜交，英文裏寫成 Kopi。
在興隆的早茶店，如果你說來一杯興隆咖啡，那就是默認的咖啡加煉乳。如果只加糖，那叫咖啡歐。如果什麽都不加，你得提前說。新加坡 Kopidiam（咖啡店），甚至根據煉乳、奶度、糖度以及咖啡濃度的不同，已經發展出一套比星巴克還要複雜的咖啡行話，差不多有二十來種點法。如果你不懂這些，進去肯定會懵。
興隆鄉下的咖啡館，櫃台上殘留著過去的飲料廣告招貼。
發源于瓊中斬嶺的太陽河自西南流向東北，穿過興隆鎮，注入萬甯水庫，最後彙集于中國南海。興隆華僑農場就位于風情搖曳的太陽河畔，如今的興隆人，大多是華僑農場的後代。而在更久遠的清朝乾隆年間一個小集市，這些人帶回來了南洋的建築風情、飲食文化。咖啡和九層糕，僅僅是其中最顯而易見的部分。普通興隆人喝的咖啡味道重，炒制的時候已經加了糖，喝的時候，還會加點煉乳。“所以一般興隆人喝過我做的純手工咖啡，會覺得我是騙人的，因爲口味太淡，一定是摻了水了。”陳鵬笑道。
一顆剖開的海南槟榔果。
開著電瓶導覽車，陳鵬帶我們去看興隆熱帶植物園裏的羅布斯塔咖啡種植園，見血封喉、香草蘭、可可，一路上他指指點點，對各種植物如數家珍。“我的太太比我強多啦，她是國內糯米草的研究專家。記得我們兩地分居的時候，經常通信，她每次都會在信裏夾上幾束糯米草，那信紙，可香了！”夫妻倆現在終于團聚，就住在植物園裏，可以看到咖啡樹開花結果。島上的空氣本來就好得令人豔羨，園裏更是綠野仙蹤，萬甯最近幾年被評爲世界長壽之鄉，不是沒有道理。
還是炭火來得香
“我父親炒咖啡的時候都要加牛油，喝的時候也會加一點點啊。後來回國在合作社炒豆找不到牛油，父親還郁悶了一陣子。”
71 歲的“南洋風味”餐廳老板能叔剛從熱帶風情園釣魚回來。他坐在自家店門外，邊桌上擺著一碗清補涼。幾年前他開始和親家在街頭賣南洋小吃，發展到現在餐廳已經極具規模。他給我講小時候自家在印尼開咖啡店的故事，滿足了我對南洋咖啡文化的好奇心。
能叔的父親叫黃興義，小時候跟隨父親坐“豬仔船”到印尼討生活。能叔開始記事的時候，家裏已經在蘇門答臘島的亞沙汗市臨近港口的地方置下一處咖啡館。由于地處十字路口，咖啡館生意興隆，早上五點不到，父親就要起來燒水，到了六點，就要開門迎客。和興隆如今菜市場的早茶店一樣，這家黃記咖啡店也是當地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很多顧客早上都會過來，點上一杯咖啡，外加一份七層糕和炸香蕉，這些常客中，能叔一直記得一個綽號叫 693（當時流行的一種抗生素藥）的印尼警察署署長。這位警長爲人正直，從來不吃霸王餐。有一次，一夥拿著長槍的印尼士兵在黃記咖啡吃完飯後想賴賬，正好被警長碰到。他站在咖啡廳裏大喝一聲，掏出短槍，一群小流氓乖乖付錢，立即作鳥獸散。
興隆太陽河。
父親寵著能叔不讓他幹活，但四個姐姐卻忙得不亦樂乎。每天甫一放學，四朵金花就從馬路對面的華僑學校跑步回家，幫父親打理生意，招徕顧客。“相比蘇門答臘，海南還算有個冬天，天亮得沒那麽早。”能叔說。
天亮得晚，也抵不住人勤快。1979 年，陳鵬的好友黃來鄉師傅在興隆鎮橋下早茶店炒咖啡，也是五點就得起床燒水。爲了多睡一會兒，他幹脆就住在橋下。一杯咖啡賣一毛二分，五個大桶，輪流燒水，而且也是六點開門。想象一下，當大半個中國還只知道豆漿配油條的時候，興隆人已經大口大口地喝上咖啡了。我依稀記得，當我在 1990 年代初在北京喝到雀巢咖啡時，曾經像對待聖物一樣用紙包著一撮咖啡粉，坐火車從北京帶回給浙江鄉下的弟弟。
興隆街頭即景。
如果說黃興義是興隆華僑裏第一代炒咖啡的，黃來鄉應該算是第二代。在他的院子裏，至今還擺放著幾台 1980到1990 年代自己使用過的炒咖啡機，攪拌式的、滾筒式的，整日風吹雨打，這些老家夥都已鏽迹斑斑。院子裏堆積如山的小木塊是燃料，當陳鵬開始用土耳其進口的 Toper 烘焙機烘豆時，黃師傅依然按照傳統習慣使用炭火。按他的說法，南洋炒咖啡的工藝，還是炭火來得香。
挂果期過後，咖啡果依然長勢喜人。
滿口黃牙的老咖啡客
民國時期，魯迅寫過一篇《革命咖啡店》，列出他幾條不去咖啡店的理由，第一，他是不喝咖啡的，他總覺得這是洋大人所喝的東西，不喜歡，還是綠茶好；第二，他還要抄舊聞小說等，沒有余暇；第三，嘲諷在咖啡店裏的那些長相俊美的革命文學家，自己“滿口黃牙”，還是不去亵渎了。
假如魯迅住在興隆，他的這段“革命 Kopidiam”可能會這麽寫。第一，他是要去喝咖啡的，他不覺得這是洋人喝的東西，因爲這裏的人從小就喝，而且蘸著油條喝，很市井；第二，他不用抄舊聞小說了，這裏的人有余暇，生活就應該這麽過；第三，這裏咖啡店裏的人真是三教九流，既有長相俊美的文學家，但更多的是像自己一樣“滿口黃牙”的街坊、戴禮帽算彩票的爺們兒，能夠聽到許多社會的瑣事和下層職業的情況。
一個周末的下午，興隆老菜市場對面的咖啡館生意興隆。
在新菜市場的一號茶店遇到的馮中華，就是這麽一個滿口黃牙的老咖啡客。進入這家咖啡店，時間一下子穿梭回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簡易的竈台上，一把鋁制茶壺裏挂著發黃的法蘭絨咖啡漏網，旁邊立著一個紅色的保溫瓶和一瓶國鷹牌煉乳。穿著豎條襯衣的馮中華把一只腿挂到邊上粉色的塑料椅子上，邊嘬著三塊錢一杯的咖啡，邊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被卷成蛋卷形狀的紅白相間的紙條，那是他剛剛買的彩票。在他邊上，坐著幾個他的老友，他們每天都約在這裏喝咖啡、吃早點、聊天。和他們不一樣的是，馮中華經常送進嘴的兩樣東西，都是他流著汗水看著長大的：咖啡豆和槟榔。這位老咖啡客還告訴我，他自己最喜歡的咖啡喝法，是光煮不過濾，喝完了還要把咖啡沫掏出來，放進嘴裏嚼。這種幾近失傳的喝法，我在雲南朱谷拉村和開羅亞曆山大街頭還能見到，應該是人類發現咖啡後最原始的萃取方法了。
我決定跟著去看看他的咖啡園，在附近的沙田村，24 隊。當初爲了安置華僑，興隆被整編成 60 個隊，現在這個叫法還保留著。比如周恩來去過的古村，就叫 20 隊。
咖啡種植戶馮中華在他的咖啡種植園裏。
1970 年代，馮中華隨父母從越南廣陵來到興隆落腳，那年他 19 歲。四畝地的羅布斯塔挨著太陽河的一條支流，長得郁郁蔥蔥，差不多有四十多年的曆史，比他們來興隆的曆史還要久。咖啡園中間有個巨大的樹樁子，那是被隊裏前幾年砍掉賣木材的一棵台灣相思樹留下的。在咖啡園裏種相思樹是特別常見的做法，可以給咖啡遮陰。
“那棵相思樹好可惜啊！” 我感慨道。
“那些整片的咖啡樹才可惜呢。你不知道，當年我
們興隆到處都是咖啡樹，後來因爲種橡膠，都被砍掉了。我們隊就我這裏還有一點。”
巴厘村，工人在林子裏燒荒。
二十塊一杯太貴了
坐落在興隆國家森林公園裏的咖啡谷，似乎讓人看到了興隆咖啡的未來。九點剛過，四月的太陽就已經很放肆了，四十多歲的劉振邦置身于一片密密麻麻的咖啡林中，頭戴暗綠色木髓太陽頭盔，一雙長長的薄碎花護手套，把雙臂遮得嚴嚴實實，只露出采摘用的指尖。他的脖子上，用繩子挂著一個沉甸甸的果箱，是用某優酸乳品牌的洋鐵皮自行改制的，雖然已經過了挂果最多的季節，農場裏還是有需要采摘的咖啡果。
在谷底的一片新開墾的土地上，種滿了咖啡苗，等它們開花結果，還需要三年時間。嚼完槟榔微醉的我，跑進谷底的水上咖啡館喘口氣，服務員小蔡在戶外巨大的梵天四面佛的注視下，與我分享小時候第一次拿油條蘸咖啡的故事。恍然間，山上劉師傅的抱怨又在耳邊響起：“相比早茶店裏三塊錢一杯的咖啡，我當然更愛喝純的咖啡啊，但是我喝不起，二十塊一杯太貴了。”
咖啡谷，剛栽種完的咖啡苗圃。
轉角咖啡店的老板娘沈紅梅，賣的就是那種純的咖啡。她的咖啡廳裝潢考究，光線暗淡柔和，一個人在中間的一張長桌上看《荊棘鳥》。在她看來，華僑帶給興隆的，不僅僅是咖啡，而是一些有品質的生活習慣。她給我舉例子，過去在華僑家裏，房子地面是要打磨得發亮的，衣服都要漿洗，並用炭火燒的電烙鐵熨燙，老人衣著講究，出門要化淡妝。這些生活細節，在幾十年前應該是讓人震撼的，但現在人們依然需要。她說她沒去過東南亞，但她母親和姐姐剛從新加坡回來，她們很驚奇地發現，那裏的咖啡店，和這裏的一模一樣，甚至說話也一樣，好多字都發第四音。
巴厘村一景。
“這裏的一切，氣候、環境、風土人情，我都很適應，都和巴厘島差不多啊，我很喜歡這裏，除了有一點我還不太習慣，就是這裏的飲食太清淡了。在我們巴厘島，很多食物都是酸辣的。” 從印尼巴厘島來的女雕塑家戴維小姐快人快語，在興隆，她有時候能碰到一些像能叔這樣的第一代華僑，可以親切地用鄉音（印尼話）和他們交流，甚至在他的店裏跳個印尼舞。業余時間，她也被老板安排學習漢語。去年下半年，英航開通了倫敦-雅加達-海口的旅遊航線，隨著更多航線的增開，興隆大街的旅遊巴士上，會走出更多來自東南亞的客人。他們也許會和沈紅梅的母親一樣，坐在新菜市場一號店的粉色塑料椅子裏，對著興隆咖啡發出由衷的感歎：真沒想到，原來這裏的 kopi，和新加坡一模一樣啊！
興隆咖啡谷，越南華僑後代劉振邦一身越南裝束，在采摘挂果期過後的零星咖啡果。
能不一樣嗎。
早在 19 世紀50 年代，新加坡的咖啡店老板，就基本上是海南人的天下了，並形成了咖啡四大家族。關于爲何是海南人經營咖啡館，華東師大民俗學的研究員張海岚做過梳理：“相比福建幫、潮州幫、廣府幫、客家幫，瓊幫下南洋是最晚的，掙錢的行當早被同胞攬走。當時正好形成以英國人爲中心的洋人生活圈，海南人因爲眉清目秀、老實能幹，就成了洋人廚師的幫手，學會了煮咖啡、制作糕點、西餐等工作。”等到英國人撤離，這些有一技之長的海南人，自然會開一個咖啡館謀生。
海南咖啡常備的點心。
最後一天，我驅車去往興隆國家森林的深處，發現每一處村子，都有一個兼具小賣部和喝咖啡功能的簡易咖啡館。雖然是中午，咖啡館空無一人，椅子散落在各處，但依然能想象到人聲鼎沸時的樣子。這是當代中國大中城市十分缺失的公共市井話語空間，禮失求諸野。在充斥著星巴克和精品咖啡的中國，興隆的咖啡館真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客人來了就先落座，先買單是失禮的，花錢坐得，不花錢也坐得。男的女的，熟悉的，陌生的，掙錢多的，掙錢少的，嘈雜的，安靜的，話語真切有回聲，眼波流轉有真意，都在咖啡氤氲的空間裏蕩漾開來。如此草根與開放，或許只有開羅的街頭咖啡館，或者成都的茶館可以與之媲美。
回想我在福山公期祭神中的禮遇，覺察出它與平民咖啡館有相通之處：無論對熟人與陌生人，要持一視同仁的包容。不論貴賤，和主人是否相識，來了就是客。這樣的咖啡，它就是一株普通的植物，人人得而采之喝之，最後留在老咖啡客的齒頰裏。而這樣的咖啡館，就是供養衆樂之樂的所在。
關于作者
感謝本文撰稿人&攝影師@朱英豪及《新視線》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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