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的選舉當然令人欣喜，但失敗的選舉才有助于勾勒出前進的方向。
新加坡也是有選舉的。
2011年，主政7年的李顯龍遭遇了一次相當大的挫折。當年的國會選舉中，人民行動黨竟然只獲得了60.1% 的選票，這是該黨1965年以來曆屆大選中的最差戰績。
比糟糕的戰績更讓李顯龍和幕後的李光耀、吳作棟擔心的是，精英階層對參與政治的熱情、民衆對人民行動黨的信任和核心精英對人民行動黨的認同都在減退。
曾作爲吳作棟首席私人秘書的陳如斯，從人民行動黨出走後，已經先後以民主黨和無黨派候選人的身份參加選舉，即便人民行動黨多次抛出橄榄枝，他仍然不改初衷，再未回頭。
一直以精英形象示人的陳茂碩原本是人民行動黨理想的培養對象，但人民行動黨不知爲何竟然遺漏了他，他也堅持認爲反對派角色更適合自己，“只有通過競爭，借由反對派的監督，執政黨才能不斷趨于完善”。
原本已經確定將代表人民行動黨到淡濱尼集選區參選的陳秉禾，在最後時刻宣布“因爲家庭原因”放棄本次競選，這種以往從沒有出現過的情況讓人民行動黨著實亂了一些手腳。
所有這些都完全出乎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和人民行動黨的預料，但他們知道，他們的政策必須做出改變。
精英政治的樂土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一批留學英國的新馬知識分子，面對全球範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開始思考祖國的前途。他們組織了沙龍“馬來亞論壇”來討論國家前途問題，劍橋法學院學生李光耀就是常客之一。除他之外，這個沙龍還包括很多知名人士，例如先後擔任馬來西亞總理的拉赫曼親王和拉紮克、人民行動黨主席和新加坡副總理杜進才、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
在幾次重要演講中，李光耀都清晰闡釋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例如政權的取得要以和平方式爲主，留學生在未來的國家中將扮演重要角色，極致的精英主義將成爲新國家最大的特色。
“任何社會都有一個最高階層，其人數不超過總人口的5%。這些人德才兼備，正因爲有了他們，我們才能有效利用資源，使新加坡成爲南亞出類拔萃的地方”，“目前負責和策劃的重任主要落在300名精英人士的肩上，這些人中包括人民行動黨黨員、國會議員和幹部黨員，他們是靠自己的資曆、刻苦工作和高度的表現升上來的”，“他們聚在一起，構成一個緊湊而互相配合的核心，如果這300人都在一次飛行事故中死去，那新加坡就難免要瓦解”。
在新加坡，這樣一個上層社會小集團是真實存在的。成立于60年代的金字塔俱樂部就是由高級政府官員、實業領袖和學術精英組成的社交圈子，這個300人左右的圈子會定期在古德塢山討論國家大事，這種優越的地位確實增強了這個人群參與國家政治的意識和興趣。
李光耀爲完善這套精英政治體系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新加坡，最傑出的學生會被送到歐美留學，學成歸來後馬上會成爲政府部門的骨幹；李光耀要求“高級官員必須熟悉新加坡的一切”，人民行動黨的第二代領袖——吳作棟、王鼎昌、李顯龍、林子安、陳慶炎、楊林豐和黃根成都曾在幾個完全不相關的領域擔任部長，甚至同時擔任兩個部的部長；優秀的公職人員總能享受到很高的收入，政府總理在90年代的年薪就超過了100萬美元；政府總理還直接管理兩個部門——人員編制局和反彈調查局，目的也是爲了保護和約束“君子”的成長。
新加坡的國父對這套體系極爲自得，他曾警告說，“機關領導必須是一流人才，否則就會發生愚蠢比賽，因爲無能的首長不會允許手下的才能超過自己”，“庸才掌權，人民就必須付出巨大代價。如果新加坡的選民由于一時沖動，爲了反對而反對，新加坡就可能意外地由庸才來接管。只要這批人執政五年，新加坡就要跪地求饒，幾十年苦心經營都會付之一炬”。
由于掌握公權力，人民行動黨總能利用選舉制度的更改擊垮反對黨。1988年，反對黨聲勢日隆，幾位候選人都有可能對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造成沖擊。于是，新加坡適時推出了獨具特色的集選區制度，要求選區中的候選人需要集體參加競選，上則同上，下則同下，候選人必須來自同一黨派，且必須包含一名少數族裔候選人，每名候選人還必須繳納15000新元的保證金。這大大提升了反對派競選國會議員的難度。結果，反對派在當年只贏得了1個席位。
如果考察範圍更大一點，每個人都能發現人民行動黨對競選的掌控有多麽出色。1959年到2006年的12次國會選舉中，人民行動黨次次大勝。1968年到1980年的4次國會選舉中，人民行動黨沒有讓反對黨贏得哪怕一個席位，得票率也從未低于70%，1968年甚至拿下了86.72%的選票。那之後，反對黨最佳戰績也只是在1991年贏下77個席位中的4個而已。
對公權力的掌控，甚至讓人民行動黨和基層的互動時可以不依賴其基層組織。人民行動黨沒有龐大的黨務系統，只在各選區設有一個黨支部，在政府機關、企業單位和軍隊中都沒有黨組織，她也沒有鼓勵黨員參與行政系統和基層組織，積極分子數量非常有限，黨員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像中國共産黨要求其黨員那樣要時刻謹記身份並成爲各方面的表率。
但平衡是個藝術。一般來說，如果一個社會比較推崇精英主義文化，那麽差距大一些就可以刺激個人才能的發揮，如果一個社會比較認同平均主義文化，那麽差距小一點就會減少不滿和磨損。通常，西方文化較推崇精英，而東方文化較注重平等，但凡事都有個度。
時代風雲的變幻
人民行動黨並不總能獲得無條件的支持。1985年，已經是部長和國會議員的李顯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表演講時，盛贊人民行動黨的偉大，結果被青年學生當場問倒，他們向領袖的長子發問道：“何以見得人民行動黨永遠正確”、“不要總用高人一等的態度對我們說話”。
5年後，另一位新加坡政壇的標志性人物也提到了這一點。1990年，吳作棟在國會發表演講時說道：“我們感到特別幸運，因爲31年來，新加坡一直由英明正直的人統治，他們沒有濫用職權、讓國會制度運作的很好。這讓有些人想當然地認爲，現有制度沒什麽不妥。但我認爲，我們的國會制度能夠運作良好要歸功于當政者的品格，而非制度本身的優點。當正直的人在位時，我們應該慎重引入制衡的制度，而不應該指望幸運之神永遠眷戀我們。”
只不過，反對黨的角色長期都太弱，這有曆史根源。首先，人民行動黨在建國之初就不需要通過和反對黨合作來建立治理體系，他們很幸運地從殖民地政府接管了一套經驗豐富又具有現代性的管理行政體制，並通過國會牢牢控制著這套體系的運行；其次，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人民行動黨可以讓力量輕松覆蓋到社會各個角落，反對派很難有類似的機會；第三，人民行動黨在執政後不久就壟斷了社會動員渠道——上世紀60年代的民衆聯絡所、70年代以後的公民咨詢委員會和居民委員都很快獲得了成功，反對派則從一開始就沒有類似渠道；最後，人民行動黨具有吸納社會團體進入政治體制的強大能力，這進一步加強了她的權力。
在對權力的控制上，人民行動黨也罕遇敵手。1961年，她就以政府的名義逮捕了社會主義陣線和左翼工會領導人；其後每個重要關頭，都有敢于發表不同聲音的記者被捕；1968年之後，罷工工人也進入了管制名單，只要罷工發生，工人領袖就會被捕，罷工工人就會遭到解雇；1981年，工人黨領袖惹耶勒南終于在補選中打破人民行動黨壟斷，成爲惟一的反對黨議員，但5年後，他就被控僞造賬目，不僅丟掉了議員資格，還被禁止了律師執業。
但人民行動黨的領袖們也注意到，社會正在不停變化，執政黨也必須做出改變才能適應。新加坡剛建國時，中産階級在全部就業人口中所占比重只有6.8%；1970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10.3%；199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24.2%。從1980年起，新加坡每年都有55000名21歲以上的新人成爲選民；到1992年，40歲以下選民在全部選民中所占比重就超過了一半。
這些人和他們的父輩對政治和政治家的態度都完全不同。他們的父輩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傾向于把政府和自身的關系看成是家庭關系的延伸，家長式的政治制度非常受到他們的認可。但年輕一代遊曆甚廣，且基本接受了西方“主權在民”的思想，他們希望官民更平等。
李光耀對此有心理准備。上世紀80年代，他在一次談話中就曾提及，這種變化會爲執政黨帶來挑戰：“老一輩對部長官員的敬仰和尊重遠遠超出新一代，新一代覺得官員和自己地位平等，教育水平也相差無幾，因此要求部長必須主動親近選民，用平等語調和選民對話。”
當人民行動黨終于開始關注中産階級的訴求時，更大的挑戰來了——他們沒有注意到更廣泛的基層群衆，和底層民衆脫節的問題不斷侵蝕著人民行動黨的根基。1991年大選，人民行動黨候選人薛愛美在巴刹拜票時，剛和魚販握完手就去洗手；2011年大選，人民行動黨候選人朱倍慶在競選橫幅中只選用了英文；2013年國會補選，人民行動黨候選人許寶琨認爲人人都應該有汽車，但當時的高汽車稅決定了下層人士幾乎不可能擁有自己的汽車。
人民行動黨一直強調經濟發展的作用，也一直用經濟建設成績作爲核心政績來說服選民。但2011年的選舉中，選民似乎不再買賬，對執政黨進行問責和制衡的呼聲超過了對其經濟政策的擁護。
甚至在純粹經濟問題上，民衆也不滿意，因爲新加坡的全要素生産率幾乎已經停止增長，爲重啓增長而引進外勞的做法還招致了選民的普遍不滿。而當年，正是李光耀對移民問題上態度強硬才導致政策出台，因爲李光耀堅信引進外來精英如同在羊圈引“狼”，能夠讓新加坡保持競爭力。
對效率的追求也不再被認爲是理所當然的正確。當時，新加坡的基尼系數已經觸及0.478，在全球發達經濟體中僅次于香港。聯合國的數據也顯示，雖然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它的“收入平等”水平卻位居世界第105位。新加坡管理大學的研究估計，10%至14%的新加坡常住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裏所謂貧困線標准，是指一個4口之家月收入在1250新元（1000美元不到一點）以下。
那年的選舉因此就像一次情緒宣泄導致的潰敗。工人黨驚人地贏下了87個議席中的81個。在阿裕尼集選區，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率領的競選團隊竟然以54.71%對45.29%的得票率，戰勝了外交部長楊榮文領軍的人民行動黨團隊，這也是反對黨第一次贏得集選區之爭。而在選舉前，李光耀還警告該集選區的選民，投票支持反對黨將讓他們“在悔恨中度過5年”。
連李顯龍都意識到，新加坡和人民行動黨必須做出改變了。
痛定思痛的改革
2014年，新加坡爆發了針對養老金制度的罕見抗議
幸運的是，競選失敗沒有影響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權。人們喜歡爭論立法、司法和行政權中的哪個更重要，但對政黨來說，掌握行政權就有扭轉敗局的希望，而選舉的失敗很可能爲政策的調整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民衆的偏好變化極快，五年的成功執政有時足夠扭轉很多慘痛的敗局。
2011年的失敗就讓李顯龍意識到，人民行動黨必須改變思想。雖然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最清廉高效的政府，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政府沒有進步空間，她對某些執政哲學的追求和制衡機制的缺乏其實已經變成了一些社會問題的根源。例如，崇尚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政府，並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養老金及社保醫療系統，有些老人爲了不給兒女增加負擔，加上希望生病的時候獲得更好的保障，常常在身體已經不太允許的情況下繼續做工。又例如，爲了高薪養廉，新加坡部長以上官員的薪水和GDP挂鈎，結果導致很多部長的日薪竟然比普通很多家庭的月收入還要高。
大選失敗爲大幅下調公職人員薪水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李顯龍的年薪從300萬新元調降至220萬新元，總統陳慶炎的年薪減至150萬新元，內閣部長的薪水平均下調約36%，議員則降薪3%。
和新一代選民的溝通也成了施政的重點。大選後不久，新加坡政府就推出了全國對話。政府方面派出了兩位議員和六位政務官，社會各階層則派出18名委員，26人共同組成了全國對話委員會。爲了讓更多民衆關注到每年十幾場對話，政府還在官方語言之外使用了多種方言。
包括李顯龍在內，新加坡所有政府要員都在社交網絡上注冊了賬號，每天分享自己的生活點滴和對政局的看法，希望年輕人能借此了解本國的政治家。這些活動顯著改善了執政黨的社會形象，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了解他們的領袖和主張。
同時，政府承諾將失業率保持在低水平、最貧窮五分之一人口收入得到增長、最高收入5%人群的邊際稅率從20%提高到22%，並加大了對老年人福利等社會保障網絡的撥款。
移民政策也逐漸收緊。2012年到2017年，新加坡累計接收的外國移民只有29.84萬人，比2007年到2012年少了2萬人，比更早的2002年到2007年則少了15萬人。再加上公屋計劃的加強，新加坡擁有住房的人口比例再次超過了90%，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比例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即便如此，2015年的大選前，緊張的氣氛彌漫在新加坡的上空，很多人甚至認爲，即便再丟掉一個集選區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大選前半年，李光耀去世更帶來了更多悲傷；大選前不久，新加坡舉行了大規模的慶祝活動慶祝建國50周年，而李光耀原本認爲這一天實在無足輕重，新加坡不想獨立，只是被馬來西亞趕走後沒有辦法，“1965年8月9日不是什麽值得慶祝的日子，我們從沒爭取過獨立”、“沒有一個小國可以在大國環繞之中生存超過100年”。
黨內高層也知道，民衆關心的問題並沒有全部解決，新的問題正在出現，新加坡第四代領導集體中的代表人物、教育部部長王乙康就說：“這一代和下一代領導人必須繼續應對新的問題和威脅，包括科技發展、貧富差距、網絡安全、民主制度的維護、環境變化、自身的就業保障、年輕人的心氣精神和身份認同等等。”
但大選爲人民行動黨這幾年的工作給出了相當正面的評價。人民行動黨取得大勝，贏下69.9%的得票率和89個議席中的83席，完全沒有遭遇媒體普遍預期的挑戰；最大反對黨工人黨勉強保住6個議席，即使是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領軍的阿瑪尼集選區，也意外只贏了人民行動黨不到兩個百分點。而就在五年前，很多權威人士還在預測，反對派在下屆大選中就能拿下三分之一的席位，之後再經曆一次大選就可能實現權力的交接。
似乎不過五年，人們就又相信，人民行動黨才是繼續領導新加坡的理想力量。
參考資料：
[01]《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李光耀，外文出版社，2015；
[02]《李光耀對話錄》，普雷特，現代出版社，2011；
[03]《新加坡道路》，李路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04]《威權式法治》，拉賈，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
[05]《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群衆工作經驗與啓示》，熊輝 譚詩傑 吳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