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是諸多行業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時間點，電信行業也不例外，但是略有尴尬的是，在其他行業使用收入指標、利潤指標進行總結的時候，電信行業卻使用了業務總量的指標。依照工信部的統計，以不變價格計算，2019年，電信業務總量增長20%，並且在2020年將繼續保持增長。
那如果價格變了呢？尤其在提速降費的背景下，單價下降的幅度是超過20%的。三大運營商的年報尚未公布，但是從之前發布的半年報、第三季度財報來看，整體收入基本都同比下降。占了市場差不多95%份額的三大運營商營收下降，那電信行業整體收入自然也是下降的。
如果産品或服務基本保持不變，價格穩步下降是各個行業的共同特征。在降價的同時，會吸引更多的用戶消費，會吸引單一用戶消費更多的數量。只要消費的總量增速能夠超越降價的速度，行業就能保持增長。同時，行業也能等到革命型的産品或技術出現，從而讓行業進入二次增長曲線。
從2000年前後進入快速增長期的電信行業，亦遵循上述的發展模式。但是，兩個重要的客觀環境讓電信行業收入增長失速：一是人口紅利消失殆盡。同樣讓用戶增長10%，以往可能只需要降價1%，現在降價20%都無法實現。二是提速降費。這個從2015年延續至今的政策改變了行業原有預期的發展軌迹。原來行業預期軌迹是，雖然人口紅利沒有了，但還可以通過穩步降價激發用戶使用更多的業務（尤其是流量），從而保持溫和增長局面，待到5G時代，又獲得新一輪增長點。不過提速降費對用戶而言，價格下降30%，他們願意多使用40%的業務，但他們“拼了命”使用，也只額外多用了20%。
網絡已經同水、電、燃氣一樣，成爲社會的重要基礎設施。基礎設施具有需求剛性、市場經營壟斷的特征。實際上，相比較水、電、燃氣而言，電信行業的競爭已經算相當充分了。
如果需要增長，各類基礎設施大可通過漲價的方式來實現總收入的上升。例如，電費從0.61元漲到0.62元，估計很少有人會特意減少用電量，但是對于電力公司而言，這是將近2%的收入增長。
因此，對于電信行業等基礎設施應從社會紅利的視角，分析它們對社會經濟賦能的作用。看它們的存在、它們的變革，是否促進了社會經濟當中其他主體的發展。很顯然，總收入沒有增長的電信行業實實在在起到了釋放産業紅利的作用，實實在在促進了社會經濟的增長。
“電信業務總量”恰恰是對電信業社會紅利增長的最好描述，2019年增長了20%，意味著公衆用戶使用了更多的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業務，或者有更多的數字消費，或者有更多的購物消費。同時，這也意味著政企用戶使用了更多的物聯網業務，有著更多的商務溝通的行爲。
同任何基礎設施一樣，消耗量的擴張是有乘數效應的。電信業務總量增長20%，意味著能夠帶來其他行業更大幅度的增長。這種增長是以電信行業犧牲自我收入帶來的。
所以，評估電信行業的增長更應從審視社會紅利的視角進行。2015—2019年是提速降費的5年，是紅利最大化釋放的5年。2020年是5G正式規模化商用之年，電信業將向社會經濟釋放雙重紅利，一是價格下降所帶來的業務量紅利，二是5G所帶來的技術紅利，它們都將激發社會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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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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