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李光耀回憶錄》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體光滑的”叩頭蟲”……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遊戲上……這些遊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鬥精神和爭取勝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爲我日後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准備，但這對于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種很好的訓練。
我至今記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兩只耳朵被扯著，頭給按在一座房子圍籬內的井欄上。這座房子就在現在的登百靈路。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那兒，而我大約只有4歲。
我向來很頑皮。那次我把父親一瓶價錢不便宜的4711牌淺綠色芳香潤發油弄得一塌糊塗，氣得他暴跳如雷。父親的脾氣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氣沖天，一手抓住我的頸背，把我從屋子裏拉到井邊，然後扯著我的耳朵，把我的頭按在井欄上。我始終覺得奇怪，爲什麽我的耳朵那麽柔韌，竟沒被扯斷，而我也沒掉到井裏。50年後，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解釋說當一個人在疼痛和震驚時，大腦便會分泌出神經縮氨酸，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記在腦細胞裏，長久不會忘卻。
這件事發生之前，關于我在哪裏出生、在哪裏居住、怎樣成長等情形，我是從父母親那兒聽來的。他們講述的經曆，可以從深褐色的舊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證明。母親告訴我，我是于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兩層高的大浮腳樓裏出生的。這座浮腳樓屬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號，對面是武吉知馬河。那時我母親蔡認娘16歲，父親李進坤20歲。他們的父母在一年前給他們撮合了婚事，雙方都認爲這是天作之合。
我父親是富家子弟。他經常對我們誇耀他年輕的時候，祖父給他在萊佛士坊兩家第一流的百貨公司–羅敏申和然利直–開了個沒有限額的戶頭。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自己喜歡的西裝和別的東西，挂帳就行了。他在聖約瑟書院受英文教育。這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1853年由德拉薩爾修士創立。據父親說，他修完初級學校文憑課程後，便結束正規教育。這對他自己和我母親來說，是一件終生憾事。後來當世界經濟大蕭條來臨，兩個家族的財産都喪失殆盡時，他因爲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只能在蚬殼石油公司找到一份倉庫管理員的差事。
對我來說，我們家族的曆史應從曾祖父李沐文開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屬于漢民族，發源于華北和華中平原，大約在700年到1000年前遷往福建、廣東和華南其他省份。由于南遷較遲，只能擠到土地比較貧瘠、當地人尚未開發的山丘地帶。根據曾祖父在中國故鄉所蓋的一座房子後面的墓碑碑文記載，他于1846年誕生在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後，搭乘帆船到新加坡來。當年他南來的路線，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著韓江順流航行12O公裏，到最靠近的廣東省港口汕頭，然後從那兒出海到南洋。從此以後，有關他的行蹤便鮮有所聞了。直到19世紀70年代，他和華族少女蕭喚娘結婚。蕭喚娘是一個容家店主的女兒，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賺夠了錢，決定返回中國祖先生息的村落，給自己蓋一座大宅院，並以鄉紳的姿態出現。可是，曾祖母卻不願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獨自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小時候祖父和姑婆告訴我，他們(祖父當時10歲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來。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國。他在中國娶了第二個妻子，蓋了座大宅院，後來還捐了個小官。他叫人給他畫了一幅身著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來。同時寄來的，還有一幅大宅院的畫。畫裏的房子是傳統的中國式建築，屋頂鋪的是灰色瓦片，並有庭院，美麗壯觀。可惜這幅畫遺失了，不過曾祖父的畫像還保存著。
我的祖父李雲龍(我平時叫他公公)1871年誕生于新加坡。據父親說，祖父在萊佛士書院念到5號，相當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則告訴我說，他離開學校後，找到一份配藥師(不是合格的藥劑師)的工作。過了幾年，他改行擔任一艘輪船的事務長。這艘輪船來往于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之間，屬于協榮茂船務公司。協榮茂船務公司的東主，正是華裔百萬富翁、爪哇糖王黃仲涵。
航海期間，祖父在中爪哇三寶壟同祖母邱念娘結婚。當年三寶壟孤兒法庭發出的一份日期爲1899年3月25日的荷蘭文文件，同意讓16歲的邱念娘嫁給26歲的李雲龍。文件還注明兩人的婚禮是在1899年3月26日舉行的。
父親于1903年在三寶壟誕生。換句話說，他是在荷屬東印度誕生的。但是由于祖父來自新加坡，憑著後裔關系，他卻成爲英籍民。父親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帶回新加坡，從此沒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黃仲涵的信任，錢財便越聚越多。黃仲涵委任他爲代理人，負責處理新加坡方面的業務。他幾次告訴我，黃仲涵異常信賴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決定從黃仲涵基金撥出15萬元，捐給萊佛士學院作爲經費。這數目在當時可真不小啊。
父親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縱容我。父親在家裏很注重紀律，所以對我管教很嚴。祖父獲得了巨大的財富；父親只是個富家子，沒什麽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經濟大蕭條、家道中落時，祖父所蒙受的打擊特別大。當時，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間，樹膠價格從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覺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這期間，蔡家的資産也蒙受損失。外祖父不但投資在樹膠園，也在樹膠市場進行投機活動。除此之外，外祖父也從事房地産買賣，並擁有幾座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樣一敗塗地。到1929年，父母親從祖父在登百靈路的住所，搬遷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樓的一座格局淩亂的大宅子裏。不過，每逢學校假期和周末，我總是會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靈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棄那座大宅之後，便到馬裏士他路去。他跟女兒女婿一起住在這條路上的一棟排屋裏。每次去探望他時，他總會給我5角或l元當零用錢。每次我都會住上幾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這是他在輪船上當事務長，同英籍船長、大副和輪機長日夜相處的結果。他很喜歡我，經常把他的經曆講給我聽。這些故事都說明在船上維持紀律是多麽重要。比方說，不管熱帶的溫度和濕度有多高，船長和其他高級船員以及擔任事務長的他，用晚餐時都必須穿上衣紐緊扣的白色棉質斜紋外套，餐桌上整整齊齊地擺著盤碟、刀叉和餐巾。從他對本區域航程的敘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級船員給他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是：講求秩序、實力和效率。
我出世的時候，家裏請了一位對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繪我取個吉祥的名字。他建議取KuanYew二宇。這是方言發音，華文寫作”光耀”。但是，祖父出于對英國人的仰慕，給我多加了一個洋名Harry(哈裏)，于是我的全名變成HarryLeeKuanYew(哈裏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別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後者叫Freddy(弗雷迪)。當時非教徒華人很少取教名。後來我上學讀書，總覺得自己是個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這樣一個洋名。所以，當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時，我說服父母親不給他取教名，因爲我們畢竟不是基督教徒。他們倒肯接受我的意見。
雖然祖父喪失了錢財，不能在生活和衣著上保持時髦的作風，但是他到底還有一些過去留下來的財物。例如那套美觀堅固的家具，是本世紀初葉羅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從英國進口的；又如那裝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櫥櫃，可供擺放藝術品；再有那些小櫥和衣櫥，櫥門還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兒房裏的小櫥，一直到今天還保留著。他也保存著裝在美麗的銀色相框裏的照片：儀態端正，穿著像個英國紳士，有夾襖、老式領帶、硬領，穿條紋長褲，鞋子上還附有鞋罩。此外，他也是個講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簡直是一種享受。祖母善于烹調，燒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鮮美多汁，再調以剛磨碎的豆蔻，伴著炸成金黃色但不油膩的薯條一起吃。對油膩，祖父是特別注意的。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奮鬥成功的人，也是一個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外祖父沒受過正規英文教育，也不曾同英藉船長或華族糖王打過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誕生在新加坡一個來自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裏。他是經過一番刻苦奮鬥，省吃儉用把錢儲蓄起來之後，看准時機，投資在樹膠和房地産而致富的。
他連續娶過三個妻子。頭兩個先後謝世，第三個就是外祖母梁亞順。她是個身材高大、肩膀寬闊健壯的客家婦女，來自荷屬婆羅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講的是客家話和印尼馬來語。她跟外祖父結婚時，是個育有兩個孩子的年輕寡婦。她的第一個丈夫，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後不久逝世。她總共給蔡家生了七個孩子，在1935年離開人間。外祖父則于1944年日本占領新加坡期間撤手歸西。
我母親是這樁婚姻的最早結晶。1922年在她15歲結婚時，兩家的財力還算不錯，她甚至有個小丫環陪嫁，作爲嫁妝的一部分。這個丫環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腳，同時給女主人穿鞋脫鞋。等到我四五歲開始懂事時，所有這些財富的象征，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記憶，卻殘留在我的舊照片中–我穿著從英國進口的過度講究的西式童裝，或是坐在價錢不便宜的童車裏。
外祖父在直落古樓的住家，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大浮腳樓，分成兩部分。他和第三個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這座浮腳樓裏。我母親作爲長女，跟父親和五個孩子占用了一間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讀書，父母親很擔憂。于是母親給慶喜舅父一項任務，要他每天監督我准備隔天的功課。這樣，每星期三次，晚餐過後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個小時。就連當時的我也覺得在幾個舅父當中他最沒有學問，可是居然奉派來監督我做功課，那是多麽荒謬啊。我也說不出這樣的監督對我有什麽好處。可是他畢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華裔家庭通常是很講究輩分的。
在一個傳統的華裔家庭裏，結了婚的女兒，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爲社會所容。因爲女兒的子女屬于外孫，不能成爲外家的成員。不過，在來自馬六甲的土生華人當中，女兒住在娘家卻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的家庭是一個相當快樂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時也免不了會發生摩擦，那多數是由孫兒們的頑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同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和七個表弟妹一起長大的。由于他們年紀比我小，因此我經常去跟鄰近村落的華族漁民和馬來人的小孩玩遊戲。這個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對面的一條小巷裏，有二三十間用亞答葉或鋅板蓋頂的木屋。平日，村裏的漁民在大約200米外的實乞納近海捕魚。捕了一天的魚後，他們會把綴上一個個軟木浮子的漁網挂在我家後面的空地上曬幹，然後用一種深褐色的液體染漁網。這種液體是用一種紅樹的皮榨出來的。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體光滑的”叩頭蟲”。這種蟲的習性很怪。當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時，它便會磕頭似地敲響火柴盒，發出”托托”的聲音。我們的樂趣就在看誰的”叩頭蟲”發出的”托托”聲最大。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遊戲上。
我們鬥打架魚。我們通常在樟宜路兩旁的淺溝裏抓打架魚。抓魚時用的是一種用柳條編制的”畚箕”。築路工人用它來搬運泥土，我們卻用它來抓魚，然後把魚裝進玻璃瓶子裏。打架魚身長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紅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鳍張開，展現出耀眼的紅、橙、藍三色，異常美麗。我們把兩個各裝著一條打架魚的玻璃瓶並排放在一起。兩條魚一觸目，搏鬥的本能便引發出來了。接著，它們仿佛跳起戰舞，拍打著鳍，擺出准備戰鬥的姿態。這時候，我們便把這一條倒進另一條的玻璃瓶子裏，讓它們厮殺到其中一條慘敗而逃，在驚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奪目的色彩頓時消失。打勝的那條魚的主人，把打敗的那條當戰利品，其實並沒有什麽戰利品可言，因爲它全身傷痕累累，不但鳍被咬斷，連身上的肉也一大塊一大塊被咬掉。經此一敗，它的戰鬥精神很難恢複過來。
我們也鬥風筝。我們用兩根細長的竹片和特別的風筝紙，自己制作互鬥用的風筝。要做一只輕盈而能操縱自如，又均衡得當，不會側向一邊的風筝，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們把風筝線拉在兩根木杆之間，把摻了碎玻璃的漿糊小心地塗在線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礫狀，塗在風筝線上時，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斷對方的風筝線。鬥風筝的目的就在于此。斷線的風筝飄落地面時，誰撿到就是誰的。後來，我在劍橋大學念書時，才得知羅馬法把這樣的風筝稱爲”無物主的財物”。
我們比賽陀螺。陀螺是從店裏買來的，最貴的一種用硬柚木制成，經得起對手陀螺的撞擊，不會留下任何深凹痕。爲了增強陀螺的防衛力量，我們用銅制圖釘給陀螺的外表釘一層裝甲，使它能擋住對手的攻擊。
我們也比賽彈子。在一片堅實的沙地上，我們挖三個排成一線的洞，以便輪流把彈子彈進每一個洞裏。比賽的時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彈子放在適當的位置，然後用右手食指把彈子彈出去。你也可以攻擊對手的彈子。如果彈子靠近洞口，你盡可以用自己的彈子大力把它撞開，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彈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這種彈子一經撞擊，很容易裂成兩半。只有貴的那種，是用堅硬的石塊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這些遊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鬥精神和爭取勝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爲我日後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准備，但這對于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種很好的訓練。何況我們並不軟弱，也未被寵壞。當年我沒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孫子卻樣樣有。他們所穿的輕便運動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後跟還裝上電池和燈泡，能夠發出綠色、琥珀色和紅色的閃光。我這一代人所穿的是簡單的樹膠底帆布鞋，每雙四五角錢，多數是本地鞋廠制造的。後來，霸打鞋公司生産了一種質地較好的膠鞋，每雙一塊錢。每年正二月華人農曆新年到來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運的話，父母親就會到密駝路的鞋店給我買雙質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內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後跟，都是用硬紙板充數的。如果皮鞋給淋得透濕，就會扁松開來。
當年的世界比較簡單。我們不窮，也不富裕。我們沒有大量的玩具，更沒有電視機，要使自己富于機智，得靠多閱讀和發揮想像力。這對我們的求知大有幫助。可是當時沒有那麽多的圖書可供兒童借閱，而且書的價錢又很貴。我通常購買廉價的驚險小說，並追讀哈裏·沃頓和比利·邦特等一夥男童在格雷菲爾斯的奇遇故事。每個星期五，我總是懷著熱切的心情，等待從英國開來的郵船開進丹戎巴葛碼頭。郵船載來英國的雜志和畫報，這些出版物的價錢並不便宜。等我稍微長大時，我便開始利用萊佛士圖書館。每次從那裏借來的書，可以閱讀兩個星期。我以兼收並蓄的態度閱讀，但是比較喜歡西部小說，不大喜歡偵探小說。
談到度假，我們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樹膠園木屋去，在那裏逗留幾天或一個星期。我們乘坐牛車從樟宜路前往樹膠園。牛車由兩頭牛拉著，負責趕車的是外祖母的園丁。牛車的木輪用鐵圈箍著，但沒有消震器，所以車子在布滿轍印的泥路上行走時，總是顛簸得很厲害。50年後，也就是在1977年，當我搭乘協和客機，以三個小時的時間從倫敦飛越大西洋到紐約時，我不知道同機的搭客，有誰體驗過乘坐牛車的樂趣。
我們三餐吃得比較簡單，也比較健康。當時沒有漢堡包和意大利餡餅之類的快餐，也沒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許經營的餐館，更沒有外國的小甜餅，有的是本地烘制的糕點。每年一次，母親和阿姨們爲了准備農曆新年除夕和往後兩個星期的節慶所需，會一連幾天烘制糕餅，然後把一個個玻璃瓶裝得滿滿的。當年也有本地生産的”和和”餅幹，是仿制英國亨特利和帕爾默餅幹廠的産品。至于英國餅幹，只有英國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們都吃得飽，從沒挨過餓。在我記憶中，當年在家裏，在漁村裏，或是後來(1930年一1935年之間)在直落古樓英校裏，都沒見過肥胖的孩子。
兒時的生活並非完全充滿歡樂。父親偶爾會懷著惡劣的心情回家來，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華遊泳會會所賭21點或其他紙牌輸了錢。他要母親把一些首飾給他，讓他典當後再回去碰碰運氣。這時候，兩人會發生可怕的爭吵。父親有時變得很狂暴，但母親卻是個勇敢的女人，無論如何都要保住父母親給她當嫁妝的首飾。她性格很堅強，精力充沛，足智多謀，15歲出嫁太早了。在她那個時代，女人的任務就是做個賢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撫養成未來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輕易就能成爲精明能幹的商界執行人員。
她窮盡一生的精力撫養孩子，讓他們受良好的教育，成爲自食其力的專業人士。爲了孩子們的遠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對抗。我和弟妹們深知她爲我們作出了不少的犧牲。我們覺得無論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盡我們所能，做到無愧于她，更不辜負她對我們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長子，在我稍大時，她便開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決定。所以說早在少年時代，我便成爲事實上的家長。這倒教會我平時遇事如何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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