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萊佛士的巨著《爪哇史》付梓，引起當時學界的關注。遺憾的是，在他返回倫敦的航程中，船艙起火。他在東南亞各地收集的史料，包括大量的手抄文獻，皆毀于祝融。他曾記述，其實還想編撰一部《新加坡史》。日後《新加坡史》並沒有寫出來。如果萊佛士的《新加坡史》成書，書中對開埠前和初期的華人史會作怎樣的論述？曆史沒有假設，新加坡開埠初期的華人史，實際上是廖內柔佛王朝華人貿易史的延續。因爲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廖內群島與柔佛等地，曾是柔佛王國（Johore Empire）的疆域。
開埠初期新加坡地圖上顯示新加坡河流域已經有甘蜜園存在。
望加錫與武吉斯人
1511年，葡萄牙擊潰滿剌加王朝，占領馬六甲，掀開歐洲列強東來的序幕。當葡萄牙人控制馬六甲海峽後，伊斯蘭、印度及中國商人之間的中西交通航線受阻，被迫改從加裏曼丹，轉入巽他海峽，或者從菲律賓的蘇祿海進入望加錫海峽，再往西航。
位于蘇拉威西南部的望加錫（Macassar，舊稱西裏伯），遂成爲中西交通要沖。望加錫還是爪哇與摩洛哥群島的中轉港口，商業繁盛。 談柔佛王朝的曆史，離不開武吉斯人。武吉斯人源自望加錫，是個骁勇善戰的海上民族。曾經在馬來群島各地稱霸，並左右廖柔王朝的政治。直至18世紀末，荷蘭人將武吉斯人的勢力驅除，廖內遂淪爲荷屬。
古幣解密廖柔王朝 甘蜜貿易史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廖內民丹島的河岸陸續出土數以萬計的古代錢幣，當時的這個發現，並非通過考古發掘，因此出土的古錢幣，大量被轉售到新、馬的古幣收藏市場。
部分珍貴的品種，還被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的錢幣博物館購藏。
對于這些大量出土的古錢幣，當時學界並沒有作太多的論述與研究。 出土的錢幣種類豐富，以錫鑄幣爲主，另有金、銀及銅幣。出土量最大的錫幣，錢文皆鑄有回文“真主是偉大的”（Kali Malik Al Adil）字樣。這類錢幣應是廖柔王朝的鑄幣。
其他尚有來自馬來半島各地、蘇門答臘、爪哇的馬來王朝錢幣，此外還發現大量中國清初銅錢、安南銅錢，及微量的西班牙銀元。更重要的是，出土錢幣之中，同時發現鑄幣模具——錢範。這表明錢幣的出土地點，也是鑄幣地所在。
這些出土錢幣的種類與鑄幣年代表明，其流通時間應該在17世紀至18世紀之間，究竟這些流通于18世紀的錢幣爲何被遺棄在民丹島的河岸呢？故事要從一部馬來文獻《珍貴的禮物》（Tuhfat al-Nafis）談起。
1980年代印尼廖內民丹島出水的各種18世紀錢幣。 馬六甲被葡萄牙人占領後，末代蘇丹不斷往南遷，曾經遷都柔佛河流域，繼遷往廖內，史稱廖內柔佛王國。曆史上柔佛王國並不強盛，日後甚至受武吉斯人牽制。《珍貴的禮物》成書于1885年，由廖柔王朝皇室編撰，內容記載柔佛王國與馬來群島的曆史。
據《珍貴的禮物》記述，廖柔王朝副王鄧哲剌（Daeng Chelak，？-1745），把甘蜜引入廖內民丹島，並鼓勵華人種植。至少在18世紀中葉，甘蜜貿易成爲廖內最重要的經濟支柱。除了馬來群島的土著帆船，閩、粵的紅頭與綠頭船，紛紛到此貿易。新加坡開埠前，廖內是本區域重要的貿易站，馬來群島的商舶與歐洲商船，聚集于此貿易。據英國人記述，19世紀初民丹島上的華人約有1萬3000人，且以閩南和潮州籍爲主。甘蜜與胡椒則是廖內、新加坡及柔佛三角貿易圈的主角。
18世紀以來，荷蘭人與武吉斯人在馬來群島因商業與政治利益而沖突不斷。
1784年，荷蘭人擊潰武吉斯人的政權占領廖內。民丹島河岸的繁榮景象，幾乎皆毀于這次的戰火。岸邊民居的錢財，隨戰火沉入水中，記憶逐漸消失。直至1980年代大量的18世紀錢幣才重見天日。
荷蘭與清初文獻載嚼槟榔
甘蜜不只有食用價值，尚有工業價值，充作染料。
18世紀的荷蘭文獻記載，甘蜜不單在廖內大量種植，也曾被荷蘭人引進馬來半島的笨珍地區種植。這當然是由于甘蜜在馬來群島與中國市場有一定的經濟價值。爲了保護自身的利益，華人極不願意讓荷人知曉甘蜜的種植與生産技術。
清初中外交通史文獻《海錄》（謝清高口述，楊炳南撰），對新加坡出産的甘蜜曾作如斯記述：嘉慶年間，英吉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國商民在此貿易，耕種，而薄其賦稅，以其爲東西南北海道四達之區也。數年以來，商賈雲集，舟船輻辏，樓閣連亘，車馬載道，遂爲勝地矣。蕃人稱其地爲息辣，閩粵人謂之新州府。土産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
槟榔膏即甘瀝，可入藥。 《海錄》裏這段記載，是嘉慶庚辰年（1820）補充的。文中透露槟榔膏有入藥功能，並說槟榔膏也稱甘瀝（甘蜜）。實際上清初時，中國廣東的粵海關早對來自南洋的甘密征入口稅。廣東海關文獻《粵海關志》裏，就將甘蜜歸于藥物類別，並注明其入口稅則。
前述荷蘭文獻亦曾記載，土著在咀嚼槟榔時，除以荖葉包裹，尚混搭兒茶（Catechu）與小豆蔻（Cardamom）。由于兒茶價昂，便以甘蜜代之。中國閩粵地區咀嚼槟榔之曆史悠久，唐宋以來文獻記述甚多。清初黃叔璥《台海使槎錄》記載台灣地區食用槟榔時，需要配加蛎房灰，用孩兒茶、柑仔蜜染紅、合浮留藤食之。
文中所說的“柑仔蜜”即甘蜜。顯而易見，台南與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之間的貿易，是甘蜜的來源。 同時期，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對于嶺南人嗜食槟榔之記載尤詳。並曰盛放槟榔的用具極爲講究：廣人喜使槟榔，富者以金銀、貧者以錫爲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務極精麗。中分二隔。上貯灰臍、蒌須、槟榔。下貯蒌葉（即荖葉）。食用時先取槟榔，次蒌須、次蒌葉、次灰。凡四物各有其序。此外，書中也記述在咀嚼槟榔時佐以石灰及烏爹泥，並說：有灰而槟榔蒌葉乃回甘。灰之于槟榔蒌葉，猶甘草之于百藥也。灰有石灰、蚬灰。以烏爹泥（兒茶的別稱）制之作汁益紅。字裏行間，槟榔咀嚼方式與味道躍然紙上。
由于兒茶與甘蜜相類，洋人曾將源自印度的兒茶與甘蜜混淆記載。早年來自海南島的曆史學者韓槐凖曾撰有《兒茶考》一文，細分兩者之差異。從上述文獻可知，甘蜜又稱柑仔蜜、甘瀝、槟榔膏。這些名稱最早大概出現于清初。
新加坡開埠前的甘蜜種植
甘蜜園通常開辟于河道流域，方便運輸。閩粵方言稱河道爲“港”，河道盡頭或交彙處俗稱“港腳”。廖內、新加坡與日後的柔佛皆是如此。萊佛士登陸新加坡時，曾記述島上已經有華人甘蜜園。第一任駐紮官法誇爾信函（收錄在海峽殖民地檔案裏）記載，當時已經有約20處甘蜜園丘。這些甘蜜種植園分布于福康甯山的西南面及東南面。開埠後，有幾個華人將甘蜜園售予英國商人，包括Tan Naun Ha（陳銀夏？）、Tan Ah Loo（陳亞魯？）、Heng Tooan（王端？）。
重新移植于福康甯山的甘蜜樹。 開埠初期的新加坡地圖顯示，華人曾經聚居于新加坡河南岸，地圖上標示這一帶是一處華人聚落。在聚落不遠處，就標示有甘蜜園（Gambier Plantation）。說明聚落的部分華人與甘蜜種植業有關，甘蜜種植業除了需要園丘工人，也需要運輸與貿易。華人聚落的房子，主要是木屋，而且有些是沿著岸邊而搭建的浮腳屋。
開埠前的華人，極可能早在1784年荷蘭擊垮廖內的武吉斯政權後，陸續從廖內移居到本島。開埠後華人逐步增加。今天如果到廖內或周邊島嶼的河岸，相類的水上木屋依然存在，當地華人稱之爲水厝。相同的居住形態，200年前同樣存在于新加坡河沿岸。
開埠初期華人甲必丹 從事甘蜜貿易
當年東印度公司決定在馬六甲海峽以南，尋求一個適合英國商船中轉的貿易站時，選址舉棋不定。法誇爾曾提議在吉利門島（Pulau Karimun，今吉裏汶島），然而吉利門與曆史擦肩而過，獨具慧眼的萊佛士選擇了新加坡。 開埠後新加坡河南岸的華人聚落房子激增。聚落裏的這些住戶，構成開埠初期最早的華人社群。開埠之初，華人社會有甲必丹管理。然而按萊佛士計劃，新加坡河西南岸要開辟成爲商業地段，供商號與倉庫之用。
1822年10月萊佛士第三度到新加坡，並擬定市區發展計劃，下令聚居于新加坡河西南岸的華人遷離。 海峽殖民地檔案裏有一份文檔，是當年居住于此處130間木屋的111居民，向第一任駐紮官法誇爾面呈的陳情書。他們請求合理的賠償，在這份陳情書上簽字的還有當時的一位華人甲必丹陳浩盛（Tan How Seng）。陳浩盛亦是一名甘蜜商，擁有多處甘蜜園。逝世後地皮賣給洋商約翰麥士威（John. A. Maxwell），可是麥士威發現那裏竟然還有華人在種植與提煉甘蜜。檔案中雖沒有透露陳浩盛從什麽地方移居新加坡，顯而易見，陳浩盛來自廖內，且還應該是潮州商賈。
海峽殖民地檔案裏，新加坡河南岸華人請願書。
倫敦條約 撕裂柔佛王國版圖 萊佛士的《爪哇史》透露，爪哇的甘蜜依賴淩加（Lingga）與廖內入口，每年的進口介于二至三萬擔。開埠後，英國人宣布新加坡爲自由港，這直接影響東南亞其他港口的競爭力，例如巴達維亞與馬尼拉。以廖內出産的甘蜜等土産爲例，也從向南運輸巴城轉爲北上運往新加坡。這時大量的廖內舢舨船，往來于新加坡與民丹島，運來甘蜜、胡椒、稻米和各種群島土産，運走鴉片及各國商品。
英、荷長期在東南亞的勢力糾紛，終因新加坡的開埠，于1824年3月17日在倫敦簽訂倫敦條約（亦稱英荷條約）。條約中，英國與荷蘭劃清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英荷互換蘇門答臘的明古連與馬來半島的馬六甲。兩國以新加坡海峽爲界線，北爲英國勢力範圍，以南則歸荷屬。在船堅炮利下，歐洲列強無視廖柔王朝權益及疆土範圍，一紙條約下，古老的馬來王國就此崩盤。
倫敦條約原件。（攝于國家圖書館特展）
風帆時代的廖內甘蜜貿易
開埠前，新加坡島屬柔佛王國的領土範圍。與民丹島的情況大致相同，這時期的甘蜜制成品皆運往廖內或巴達維亞，再轉運中國及東南亞各地。第二任駐紮官克勞福曾說，最適合本土種植的農作物是甘蜜與胡椒。只是比起其他商品，甘蜜的需求量與利潤不如其他土産。加以甘蜜種植極爲耗費土地資源，因此隨著自由港的迅速發展，甘蜜種植只能往內陸拓展，然而其東南亞的運銷量依然維持。
以1826年爲例，甘蜜出口總值達2萬8000西班牙銀元。由于本地的産量有限，主要還是依靠廖內供應轉出口，每年約有五六百艘小船運載甘蜜來本島。新加坡也取代廖內，成爲甘蜜與胡椒的貿易中心。與此同時，中國帆船南來貿易，船上運載大量華工。這些華工在新加坡靠岸後，有一大部分輾轉前往南洋各地的甘蜜園與錫礦區。
1829年的《新加坡紀事報》報道當年華人激增時指出，園丘工人需求是主要原因。1834年以後，因英國關稅降低，加上工業革命以來，紡織與染料供求不斷提高，甘蜜價格節節攀升，成爲重要的海峽土産。並從本島移植柔佛，且帶動日後柔佛的發展。
甘蜜商的天後與玄天信仰
早年華人南來，謀生經商之余，也把家鄉的信仰帶來。媽祖崇祀在中國堪稱是全國性的，由于其信仰功能，海運與漕運無不信奉媽祖。來往于新加坡與廖內的船戶，面對大自然與海盜的威脅，天後宮自然是心靈寄托之處。而玄天上帝卻是潮汕地區最重要的神祗。從銘刻文獻可知，廖內天後宮的創建年代，不晚于乾隆乙亥年（1779）。
廖內的天後廟與玄天上帝廟，無論是建築風格或信仰背景，與新加坡的粵海清廟有著某種的曆史淵源，更與甘蜜貿易商賈，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今天粵海清廟尚存有兩個香爐（現藏于義安公司）。一方銘刻落款爲：乙卯年（1819）元月吉旦、天恩公、沐恩金協成喜敬。金協成亦可能是閩籍，廈門地區舶商皆以金字代“合”；大多文獻表明，廖內同時有閩商與粵商，即潮州人。另一個銘刻爲：道光六年（1826），玄天上帝，曾四合敬。曾四合，似乎非獨自一人，或是四個人合敬；在曼谷，潮州人的公司多以某某兩合爲名稱，當是一種商業合作俚語或名詞。這兩方香爐上的銘刻，可說是新加坡最早的華人銘刻文獻，且與甘蜜貿易史關系密切。
開埠前史觀需撇開國界
今天如果從國界與一貫的曆史觀，一般將新加坡、柔佛與廖內三地曆史分開論述。然而在1824年以前，這三個地方，皆屬于廖柔王朝之疆域。在談論這個時代的華商、甘蜜貿易及日後柔佛港主制度下，影響新加坡早年最重要的兩項貿易大宗（錫米與椒蜜），如將三地切割分述，所得到的曆史圖像將是片面的。 要更加理解新加坡開埠前的曆史，需稍微跳出一個曆史框框——英荷條約。英荷條約的簽訂，不只將柔佛王國的版圖撕裂，也將我們對于這段曆史的思維隔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