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澳大利亞作爲罪犯的流放之地，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被刻意“制造”出來的：英國人一開始並非“恰好”發現了澳大利亞可以作爲流放地的用途，而是有意“制造”了一大批“犯人”，強行將犯人送到了澳大利亞，讓那些戴罪之軀用勞動來贖罪，幫助英國開墾新的領土。所以，從直觀上看，澳大利亞確實是罪犯的流放之地，然而，更加接近事實的真相是，英國主動策劃了一個關于犯人和流放地的劇本，大英帝國治下的男男女女不自覺地成爲了配合演出的演員。
被“制造”的罪犯
自從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開始，英國就開始將罪犯發配海外（Transportation beyond the seas），因爲英國國內的監獄早已人滿之患，實在放不下了。
16世紀開始，由于資本主義發展，英國出現了圈地運動。1760年以後，登記在冊的圈占土地的活動有5000多次，牽扯600萬英畝的耕地。自1740年至1788年，4萬多個百畝以下的小農場被大地主收購，300英畝以上的大農場不斷湧現，一些自耕農和佃農淪爲貴族或大地主的雇農。不願意當雇農的自耕農原本可以在公有荒地上放牧，基本能維持生計，但很快這項福利也被廢止，這些衣食無著的人在農村無立錐之地，只能湧進城鎮打工謀生，以致城市人口暴增。
城市生活成本高，工作又不好找，所以出現大批窮苦的工人和失業者。他們爲情勢所逼，想要活下去，眼前只有兩條路：一是向工廠老板爭取權益，要求漲工資；二是铤而走險，淪爲小偷或強盜，靠非法手段爲生。
這兩條路，其實最終都會把人變成罪犯。第一條路起初不犯法，不過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資本家根本不會考慮提高工人待遇的提議，雙方矛盾爆發，工人只能破壞機器，最終淪爲罪犯；第二條路就更直接了，一開始就是犯罪。
英國政府之所以“小罪大罰”，其實有三個目的：
第一、疏散監獄中的罪犯，緩解監獄人滿爲患的狀況。
第二、趁機疏散過剩的城市人口，減輕激增的人口壓力。
第三、將大量犯人轉移到澳大利亞，進行殖民地建設。
可以看出，前兩條其實都在爲第三條服務，爲了實現建設澳大利亞的目標，英國當局不斷擴大逮捕範圍，甚至到了濫用刑罰的地步，例如偷了兩粒鞋扣的也被判7年監禁，之所以定7年刑罰，是因爲判刑7年以上才夠流放資格。
早期的悉尼灣
殖民地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缺乏技能和知識。第一批艦隊爲澳大利亞送去了1493人，罪犯占778人，其中男犯520人，排除掉旅途中死亡的20多人，實際勞動力沒有多少，更嚴重的是，上千人中既沒有地質學家和生物學家，也缺乏有經驗的農夫。勉強播下的莊稼要麽被害蟲啃壞，要麽長勢不佳，另外，因爲罪犯責任心不強，牛群不斷走失，家禽逐漸病亡。當時的澳大利亞正可謂五谷不登，六畜不旺，連口糧都無法自給自足，生活只能依靠英國的供應。
屋漏偏逢連夜雨，僅存的一艘補給船失事沉沒；計劃中駛來澳大利亞的第二艦隊又延期離英；派去南非求援的軍艦也遭遇海難，眼看新殖民地就要因斷糧而毀滅，總督只好以身作則，帶頭削減糧食，積極自救。
菲利普總督以發展農牧業爲首要目標，他不僅要讓澳大利亞自給自足，還要把這裏變成糧倉，爲大英帝國提供糧食和牲口。鑒于知識和技能的不足，總督花錢從英國聘來50位農業專家，指導殖民者開荒種田，開發悉尼附近的肥沃的土地。
菲利普總督于1792年12月離開澳大利亞返回英國，他走時殖民地人口已達3000人，耕地面積達1700英畝，另有4000英畝贈送給自由民和軍官。也就是說，澳大利亞彼時已經基本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同時，這塊殖民地也由罪犯們的流放之地，變成了自由人趨之若鹜的新家園。
澳大利亞的出現
澳大利亞作爲南半球不可多得的大陸，本身具有不可忽視的戰略意義。表面上看，它一開始是被英國相中作爲替代北美流放罪犯的不毛之地，但實際上，大英帝國的計劃並不是把這塊大陸變爲一所海外大監獄，那樣就大材小用了，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將澳大利亞建成第二個不列顛。
由于罪犯們前期的付出，澳大利亞不再荒蕪，基礎設施逐漸完善，大批英國自由民被吸引至此。這些自由民與獲得自由的罪犯通力合作，開墾荒地、疏通水源、繁殖牲畜，漸漸建成了6個殖民地和1個北領地。不久之後，爲了解決共有的難題，謀求相同的利益，幾個殖民地開始深入接觸，邁向了統一之路，澳大利亞作爲一個完整的政治體，最終邁上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