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級，周恩來是我的老師和入黨介紹人，劉少奇算是我同鄉，林彪是我同學，這麼多共產黨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卻成了國民黨，是他們沒有帶好我，要寫悔過書也應該他們寫，我不寫。」本文摘自2012年第6期《紅廣角》，作者游慧冰，原題為《毛澤東表弟文強亦是亦非的人生路》。
《文強口述自傳》封面（圖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毛澤東的表弟文強稱得上是一位傳奇人物。他曾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幹部，參加過北伐戰爭、八一南昌起義，擔任過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川東特委書記，後脫離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軍統」特務和「國軍」將領，參加淮海戰役時被我軍俘虜，在獄中呆了26年，1975年獲特赦。出獄後文強先後擔任過第六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等職，他積極利用廣泛的人脈開展海峽兩岸的交流工作，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出了貢獻。他對鄧小平推崇備至，聲稱「我要寫一本《鄧小平主義》」，可惜還沒來得及動筆就辭世了。
分管23個縣的中共高幹
文強1907年出生在湖南長沙西麓（今望城縣金良鄉）一地主官僚家庭，據傳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孫。父親文振之曾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前後與孫中山、黃興、蔡鍔等人均有交往。姑母文七妹是毛澤東的母親，文強自小稱呼毛澤東為「毛大哥」，與毛家小弟毛澤覃是同學，兩人關係最好。毛澤東比文強大14歲，愛跟文強開玩笑，文強生性倔強，常與毛澤東爭辯。文強後來在口述自傳中說：「毛澤東開始認識我時，我就跟他抬槓子。以後，我跟他抬槓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但不可否認，少年文強正是受毛澤東、夏曦等身邊的共產黨員影響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6月，文強在長沙藝群美術專科學校就讀，毛澤東的同學夏曦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建議他赴廣州投考黃埔軍校。靠著變賣母親給他縫在衣服里的一個金圈子做路費，他帶著毛澤覃等人乘船從水路抵達廣州。8月，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與林彪及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李大釗的侄子李運昌等人是同學，還做了他們的班長，曾因林彪槍枝走火跟林彪打過一架。1926年1月，文強與林彪、周恩壽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是監誓人。不久，國民黨二屆中央監委邵力子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於是，文強與當時黃埔軍校的許多師生一樣，成為國共合作時期特有的「跨黨」學生之一。在黃埔軍校，文強接觸到中國共產黨的許多精英，除周恩來之外，鄧演達、彭湃、惲代英等人均給文強上過課，他們對於堅定文強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國共分裂後，文強毅然公開了共產黨員的身份，退出了國民黨。
1926年7月，第四期黃埔生提前畢業參加北伐戰爭，文強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大隊，做一名宣傳員。9月，北伐軍打到武昌城外，文強隨朱德轉戰四川，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楊森、朱德任軍黨代表）黨部任組織科長、中共地下支部宣傳委員。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楊森應聲「變臉」，在軍內實行「清黨」，文強和已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緊急撤離。8月，文強在南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任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特務連長。起義失敗後，隨起義部隊南下，在廣東省潮州、汕頭等地與敵激戰被打散，文強帶著十幾個人逃到了香港，身無分文，靠做輪船搬運工掙取路費，幾經輾轉回到上海。
鑒於白色恐怖嚴重，黨組織要求他們回家潛伏待命，於是文強回到了老家長沙。當時文強革命信念還是堅定的，曾寫下「人生逆旅何須記，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詩句。在潛伏的半年裡，文強多方尋找黨組織，但杳無音訊，於是他決定冒險到四川找黨。1928年春，他用母親給的另一個金圈子做路費，到了四川萬縣、重慶等地，見當局盤查很嚴，趕緊又跑到成都。正當文強旅費用盡灰心喪氣時，巧遇黃埔軍校同學、時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書記的廖宗澤。在廖的幫助下，文強重回黨的懷抱，才幹得以施展，一步步登上了黨的重要領導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四縣行動委員會書記等職；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管轄23個縣。文強在口述自傳中曾自豪地說：「那時毛澤東的蘇區只有12個縣，我負責23個縣，是最大的一塊根據地。」
7年後，在文強再次遭遇挫折、走投無路時，已變身「國統」特務的廖宗澤再次出手相助，這次卻是將他推上了邪道。
不寫悔過書的戰犯
1931年6月，文強被叛徒出賣被捕，後經黨內特工相助僥倖逃脫。四川省委當時正貫徹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方針，實行「懷疑一切」、「殘酷鬥爭」那一套，甚至以對敵鬥爭的方式對待黨內同志，活著歸隊的文強自然成為重點懷疑對象。經審查一番後，文強被指「有失節行為」，受到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備感冤屈的文強據理力爭，但無濟於事。他憤然留下一封信給省委主要負責人，攜時任四川省委婦女部長的妻子周敦琬負氣出走。信中稱：「我們暫時離開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夫妻倆到了上海，四處尋找他們最信賴的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想請他主持公道，但始終找不到。他們只好返回長沙老家，以做老師和報刊編輯、記者謀生，從此脫離了共產黨。
1935年，文強寫的一篇批評文章惹來殺身之禍——湖南省主席兼四路軍總司令何鍵下令將他抓捕法辦。文強聞風而逃，東躲西藏一段日子後，找到了廖宗澤，求他幫忙消災避禍。此時的廖宗澤已脫離共產黨，進入了國民黨軍統局。他把文強推薦到浙江中央警官學校任職，並把他引見給「軍統」特務頭子戴笠。
戴笠見曾經的中共高幹前來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強加入軍統局，並先後任命他為中校指導員、參謀本部上校參謀，後來還讓文強給剛從俄羅斯回國的蔣經國「授課」，點評近年的中國形勢。
文強重新加入了國民黨，在戴笠的「提攜」下官運亨通、扶搖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種技術訓練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兼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12月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因策反華北、東北部隊有功，1946年被晉升為中將。在東北期間，他與時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長官的杜聿明結下了交情，這為他後來在國民黨敗退前夕赴淮海前線作戰被俘埋下了伏筆。
抗戰爆發後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之時，周恩來曾經派人勸說文強歸隊，但文強沒有答應，錯過了一次棄暗投明的大好機會。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橋鎮的岱山墜機身亡。「後台」倒了，文強在「軍統」內鬥中備感失意，萌生了退出「軍統」謀求正規軍職的念頭。1948年夏，與文強父親有交情的湖南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潛把他拉了過去，任命他為湖南綏靖公署辦公室中將主任兼第一處處長。文強後來曾說：「我脫離了軍統，後來我成了戰犯，共產黨從來沒有追究過我軍統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步棋走得對。」1948年9月，蔣介石和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點將，任命文強為徐州「剿總」前線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
11月，文強參加淮海戰役，翌年1月即被我軍俘獲。
文強自稱「幫過杜聿明一把」。那是從徐州撤退途中，手下報告抓到我軍七個武工隊員，杜聿明大筆一揮，下達了「就地槍決」的命令。精明的文強或許已想到要留一條後路，設法瞞著杜聿明把這七個人給放跑了。後來杜聿明成為戰犯，罪行之一是殺害七個武工隊員。文強趕緊為他作證，對審查組說:「那七個人被我放掉了，一個也沒有死！」審查組經過調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獲特赦時對文強說：「你這個副參謀長救了我的命，否則我特赦不了。」
文強被關在功德林監獄，他感覺自己不可能有重獲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執拗，故拒絕悔過。其他戰犯紛紛寫悔過書，他不寫，還強詞奪理地對監獄管理人員說:「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級，周恩來是我的老師和入黨介紹人，劉少奇算是我同鄉，林彪是我同學，這麼多共產黨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卻成了國民黨，是他們沒有帶好我，要寫悔過書也應該他們寫，我不寫。」從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後有6批戰犯被特赦，文強始終榜上無名。「文革」爆發後，戰犯特赦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後一批戰犯被特赦，文強終於走出了監獄。
對鄧小平推崇備至
特赦戰犯可自由選擇定居地，文強有一子一弟在美國，另有一弟在台灣，但他說：「我一不出國，二不去台灣，我就呆在大陸。」政府安排他到全國政協做文史專員，使他生活有了保障。文史專員有20多個，要選一個管學習管生活的小組長。專員們民主意識特強，選組長也要搞無記名投票。文強性格開朗，又是個「熱心腸」，結果每次都當選，樂呵呵地一口氣當了15年小組長。
文強出獄的第二年「四人幫」垮台，接著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眼見祖國日益強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強滿心歡喜，政府給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讓他非常滿意。1983年，他當選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開始積極做兩件事，一是撰寫回憶文章在海內外發表，喚醒海峽兩岸故交舊友的情誼。二是參與組織黃埔同學會。1984年，他擔任全國黃埔同學會理事和北京市黃埔同學會的第一副會長，廣泛聯絡海內外黃埔軍校校友。他還身兼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中央顧問。他參政議政意識特彆強，身體硬朗，所以只要收到會議通知，他一定到會。被特赦後，文強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終沒有成行，因為心中有個疙瘩沒解開。當初受他的牽連，很多親友遭了殃，這令他一直心存負疚和抱怨。1984年，文強等原國民黨將領在廣州開會，湖南省政協領導聞訊到廣州找文強，說:「這次我到廣州，就是讓你們跟我回湖南，我帶著省政府交際處處長來了，還帶著請柬，請你們這些高級將領回湖南。」開始時文強態度強硬：「我不回去！我沒有辦法回去！」湖南省政協的領導耐心做工作，文強終於被感動了，答應回去，還同意做其他將領的工作。
有9位老將領被文強說服，表示願意跟他回去，文強再找來一個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黃埔學生，湊齊10人，熱熱鬧鬧地返鄉。見到久別的故鄉面貌煥然一新，文強高興得眉飛色舞，但很快臉色就陰了下來，因為他得知在他坐牢的時候，自家的祖墳被挖了。後來到了另外一個縣，縣長請他在科級幹部會上講話，他登台侃侃而談，先講落葉歸根，接著講台灣問題和當前的國際形勢，最後話鋒一轉，講到了挖祖墳的問題。他說：「歷史不能割斷，文化不能割斷，我下鄉看到，把我家的祖墳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譜也燒掉了，人文歷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對！」
1985年的一天，文強到同為文史專員的原國民黨一個姓鄭的軍長家裡做客，見到一張從美國寄回的合影，便拿起來端詳。照片中有一兩百人，前排一位穿紅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強看著紅衣女士忽然叫道:「這個人好像是我的學生蔣志雲哎！」鄭告訴他，此人確是蔣志雲，台灣的「國大」代表。文強再仔細看照片，又認出了40多人，他們當中大多數是黃埔學生。鄭建議他寫個報告，申請到台灣或美國去會老友。文強回家後立即給蔣志雲寫信，半個月不到，收到了蔣志雲熱烈歡迎他訪美的回信。文強趁熱打鐵，寫了一份赴美會友的申請呈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鄧穎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為文強辦好了出國手續。
在美3月，文強跑了10個州，會見了許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後到美國、台灣、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灣的弟弟也特地趕來與他團聚。每到一地，文強必談鄧小平，他認為鄧小平把中國的事情搞得很好，沒有鄧小平，就不可能有當今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切。他說：「若能在有生之年寫出一本《鄧小平主義》，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蔣志雲告訴文強，台灣存有他的100萬美金，是他在大陸坐牢期間台灣方面發給他的「工資」。文強對蔣志雲說，我要是拿了這筆錢，人家會說我這個人錢能買得動，這有辱於我們祖宗，有辱於文天祥，這個錢我不能要!
文強生性樂觀，生活有規律，直到90高齡時仍覺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樣」。他說：「從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認為自己一直在紅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內都沒有90歲以上的人，我活到現在90多歲，還在活，我們這些人還是沾了共產黨的光，特別是沾了鄧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曾有一篇報道稱文強「詩傑俠義」，說他寫下很多詩，對家庭、社會都很俠義。文強看到報道後笑逐顏開，他說希望在自己死後，人們提起他時會說「文強是一個善良的人」。
由他人作主的三段婚姻
文強有過三段婚姻，前兩段婚姻幸福美滿，可惜兩個妻子皆死於非命，第三段婚姻則讓他備嘗酸楚。奇異的是，他的三個妻子均由他人安排，無一是自己主動追求來的。
他的第一個妻子叫周敦琬，是燕京大學畢業的才女，比文強大三歲。兩人結合，是周敦琬表哥「拉郎配」的結果。當時文強與周敦琬是同事，文強任中共四川省委軍委秘書長，周敦琬任省委委員、婦女部部長。周敦琬之前有過一個丈夫，叫劉願庵，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候補委員，後被捕犧牲。有一天，周敦琬的表哥吳芳吉來看望周敦琬，遇見自己的學生文強，兩人相見甚歡。吳芳吉得知文強未婚，便說：「我看你和周敦琬很般配，我給你們做介紹人，今晚你們就結婚吧！」省委的其他同志一聽，覺得他倆確實般配，便也推波助瀾。文強和周敦琬經眾人一勸，居然也同意了，於是大家在一起熱熱鬧鬧地吃了一頓飯，算是辦了婚禮。婚後兩人感情甚篤，育有2子。1941年周敦琬在做一個婦科手術時，恰遇日機轟炸，醫生在慌亂中把手術刀留在了她的腹中，最終導致其死亡。臨死前周敦琬留下遺書，囑文強續弦，娶一個名為葛世明的女子。這葛世明是何人？她也是一名大學畢業生，長得非常漂亮，說起來還是別人把她「讓」到文強身邊的。
文強當時是「國軍」將領，有一天，他手下一個叫名劉人奎的參謀腆著臉求他幫忙，說有一位叫葛世明的女教員因任職的學校停辦了，沒錢吃飯也沒路費回家，請文強給找個工作。文強以為劉人奎和那個女教員好上了，立即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武漢的朋友，一封給在長沙的妻子周敦琬，讓他們介紹工作，還給了劉人奎一些錢買船票讓葛世明去武漢。一年多後，文強和劉人奎到了上海，葛世明從武漢趕來與劉人奎相會。文強熱心地為兩人張羅訂婚儀式，花錢代劉人奎買戒指送給葛世明，代葛世明買手錶送給劉人奎。一切準備就緒，劉人奎卻突然告訴文強：這個事不行啊，我有未婚妻！
葛世明傷心地離開上海，到了湖南長沙找文強的妻子周敦琬。周正在生病，葛便留下來照顧周和她的兩個孩子。周看出葛是一個純樸善良的人，於是留下遺書叫文強娶葛世明。文強處理完妻子的後事，輾轉找到已去了貴州的葛世明，和她結了婚，婚後兩人育有三子。1949年初，在淮海戰場的文強料定蔣介石政府必將垮台，便寄了一筆錢給葛世明，叫她趕緊帶著三個兒子逃往台灣。
文強被俘後，葛世明十分挂念他，帶著孩子們從台灣回到了上海。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早前就與文強相識，他按照有關政策安排葛世明進入中蘇友好協會和婦聯，還讓她在學校任教。後來大陸「鎮反」，葛世明因被管制想不開而自殺，她的3個孩子以及文強前妻所生的2個孩子雖歷經坎坷，卻都平安地長大成人。
文強被特赦時已年近七旬，一位同事的妹妹見他形單影隻挺可憐，便給他介紹一個老伴。那人姓張，是個寡婦，比文強小15歲。文強給單位打報告，請組織幫忙把關。單位調查後建議文強放棄，說張沒工作沒收入，脾氣古怪，群眾關係不好。文強同意放棄，但介紹人聞訊立即跑來跟他說:「張脾氣古怪是『文革』造成的，因為出身不好嘛，老挨整，所以心情不好。她跟你結了婚，肯定就會變好了。」文強聽後心一軟，就與張登記結了婚。婚後不久，張向文強提出諸多要求，文強辦不到，她就不給文強做飯吃，有時還鎖上大門不讓他出去。文強的工資她悉數「管理」起來，連蔣緯國給文強祝壽寄來的美金她也不聲不響地一併「管理」了，還寫信向文強在美國的大兒子要錢。文強忍無可忍，與她分居，希望她能改。沒想到分居後張鬧騰得更厲害了，文強狼狽不堪，只得起訴離婚，給了她一筆錢，房子讓她住著，自己搬到兒子家，這才重新過上了平靜的生活，直到94歲高齡安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