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譚峰
1969年，在美國、前蘇聯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緊張對峙下，爲了避免單一的“中央控制式網絡”遭到蘇聯方面和破壞和摧毀，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ARPA）研制出了“阿帕網”（APRAnet），這是一個新的實驗性計算機網絡，同時也是互聯網的雛形。可以說，互聯網是在零和博弈的邏輯下誕生的，伴有幾分“冷戰”的味道。令人奇怪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充滿鬥爭和競賽的互聯網成爲了當今中國在國際上尋求某種新突破、拓展某些新可能的“新王牌”。
互聯網的興起打破了這樣一個固有的理念，它不僅忠實地、機械地發揮技術應有的力量，還基于此開拓出人類的一個需求的“數據庫”，以融合之道大量地積聚個人的需求信息，並細致地分析出背後的關聯。從某種程度來說，以互聯網爲標志的信息革命擺脫了對物質和技術的頂禮膜拜，而是從人性的需求出發，開拓出實現人們願望的具有虛擬性的信息疆域。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這具有實質意義的開拓，它標志著人類學會將技術的力量轉化爲需求的力量，將物質的集合拓展爲意念的整合。
在互聯網時代下，平台的自由搭建和信息的重新整合，成爲了人性被解放的一種方式。當枯燥的、重複的機器大工業時代成爲一種將近終結的符號時，人類心底的欲望便被信息的釋放所激發和重塑。互聯網所诠釋的信息的自由流動和工業文明所蘊藉的統一標准在曆史的節點碰撞在一起，讓人們開始覺醒：互聯網所營造的世界，才更接近人的本性，才更貼近人的生活。
互聯網自有獨特的運行邏輯，將各方力量聚集在一起，又能夠使其彼此獨立。可以說，互聯網像一張無形而虛擬的網，搜羅著包羅萬象的信息和意義，打破了一方技術獨霸的壟斷魔咒，開創出一條群策群力的傳播路徑和共處邏輯。互聯網造就了信息流動中的數據分享，這是它近些年來得以迅速發展的關鍵因素。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互聯網的分享，就是互聯網的分擔。權利與義務相統一，這一基本原理同樣適用于當今的互聯網生態。互聯網的分享功用主要突出在，網絡空間中，各使用主體對信息的交流、互動，産業結構調整自然離不開互聯網命題下的數據、運營和理念的共享。
但必須注意的是，互聯網的分享並非是毫無“後遺症”的健康機體，它也有暴露問題、陷入失序循環的可能性。分享，在以自由、自主爲特征的互聯網傳播系統下，極易被曲解爲無政府、無教化、無准則的危險慣性。在此情況下，政府必須巧妙地介入到互聯網生態的分享過程中，精確把握互聯互通的尺度，權衡各方利益主體，在産業轉型的大環境下，制定出基于“互聯網分享”所衍生出的“互聯網分擔”，將大衆的權利和政府的責任基于一定規則“捆綁”在一起。互聯網是一個整體，一頭連接著使用者的需求，一頭牽動著政府治理的神經。在這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網絡生態下，從某種程度而言，忽視責任的代價比失去權利的風險更須被重視，分擔比分享更需要受到各方關注。
互聯網的傳播邏輯，讓處于“沉默螺旋”的緘默三口的“烏合之衆”成爲了參政議政的主要力量。借助互聯網治理社會不僅是政府在信息革命時代的一個必選項，還是民衆在互聯互通的語境下表達觀點、提供線索、參與治理的一大趨勢。無論是反腐過程中的群衆舉報、官場生態所暴露問題的民衆揭發，還是事關社會基礎設施工程中來自網絡空間的民衆呼聲，政府治理已逐漸由政府親力親爲的階段演化爲政府指導、民衆參與的階段。
互聯網強大的需求互動特質和激化功能，讓這一時代下的民衆不再滿足于“吃飽穿暖”的“信息溫飽”層級，還擴展爲“社會共建”的“需求小康”境界。互聯網在賦予政府一種新型治理方式的同時，更增添了大衆表達欲望的機會；互聯網在強化個人需求的同時，其實更凸顯了政府保障個人擴張其權利的責任。可以說，在互聯網釋放強大人本需求的生態下，政府的治理更應彰顯出因勢利導的智慧，而非循規蹈矩的守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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