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全球關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時，東非正陷入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沙漠蝗蟲災害，其情景堪稱2005年4月上映的《蝗蟲毀滅日》裏的現實版。
據12日《華盛頓郵報》中描述：
“從遠處看，它們就像一股濃煙，隨著它們不斷靠近，數十億只呈現在你面前，像暴風雪一樣洶湧，像雨滴一樣難以計數，像貪婪的怪物一樣令人驚恐地撲來。它們猛烈拍打著翅膀，像不祥之雲擋住太陽。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熟知和害怕的害蟲，正在入侵東非。”
從這段描述中我們可以感覺到蝗群是多麽地可怕！當然，對于蝗災，不光是東非或者近代才會有發生，其實在我們古代就已經遭受過很多次蝗災了。許多古文中對于蝗災也有類似的描寫，比如：蝗飛蔽天、草木葉牛毛皆盡、田禾俱盡、民食蝗、人相食……等等，當時的現狀慘不忍睹。
沙漠蝗蟲
因此，在古代的三大農業自然災害中，蝗災是最爲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
蝗蟲俗稱“螞蚱”，屬直翅目，包括蚱總科、蜢總科、蝗總科三大類，全世界有10000種以上。蝗蟲主要包括飛蝗和土蝗，其中沙漠蝗是世界上最具毀滅力的成災蝗蟲。一個普通大小的蝗群大約有4000萬只蝗蟲，每天可移動150公裏，並可以吞噬掉3400萬人一天的食物。
而我們中國的飛蝗主要有：東亞飛蝗、亞洲飛蝗、西藏飛蝗三種，其中東亞飛蝗一直以來是我國分布範圍最廣，危害最嚴重的種類。
昆蟲的一生，它的外部形態與內部器官要經曆幾次很大的變化才能成蟲，我們稱它們的變化爲“變態”。大多數的昆蟲如蝴蝶、蒼蠅、蜜蜂等都要經過卵-幼蟲-蛹-成蟲這四個時期，就叫做完全變態。而蝗蟲的一生只有卵-若蟲-成蟲這三個時期，沒有蛹期，被我們稱爲不完全變態。
蝗蟲的“若蟲”期也被稱爲“蝻”，只有翅芽還不能飛，只能跳。當然這個我們古代人們也早已通過細致地觀察也已經知道。《太平廣記》的《昆蟲七·螽斯》中就有記載：“羽翼未成，跳躍而行，其名爲蝻。”
明末清初時期，明朝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時，阮大铖專權，當時爲了打擊以東林黨爲首的政敵，就作了一本《蝗蝻錄》，喻東林黨爲“蝗”，以東林社爲主導思想而後建立的複社則爲“蝻”，企圖把他們一網打盡。
八臘廟與劉將軍廟的驅蝗神信仰
在古代社會裏，由于人們對蝗蟲的認知有限，所以，面對蝗災防不勝防、措手無策，所以就有了當時普遍存在的“天譴”思想。
“天譴論”的思想是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産生的，他們常常認爲，上天對人類降下的災禍和祥兆，是上天對人類的懲罰和嘉獎，而且人的行爲也能感化上天以改變原來的安排。
《漢書·董仲舒傳》中記載：“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這就是漢代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的思想。他的言論得到了漢武帝的支持，從而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種思想一直被各個朝代的統治者所接受，影響了中國幾千年。以至于蝗災來臨，許多的地方官員，都不是忙著治理蝗災，而是忙著發布“通饬”，命令各個州縣去祈禱許願、唱戲修廟，以得到上天的護佑，將蝗蟲早日驅逐去境。
因此，建廟祈神，是當時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非常盛行的事情。
中國著名地理學家陳正祥說：“有八蠟廟或劉猛將軍廟的地方，一定有嚴重的蝗蟲災害；反之，沒有蝗災，或偶有蝗災而並不嚴重的地區，也就不必此等神廟了。”
南宋景定四年，在今天的蘇州建立揚威侯，後加封爲“吉祥上義中天王”，所以又名吉祥庵，後人又稱爲劉猛將軍廟，或猛將軍堂。當時舉行祭祀、廟會演戲的習俗一直延續到了清代。
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劉猛將神則被雍正皇帝換成了元末江淮指揮使劉承忠，並被列爲官方驅蝗正神，記入祀典。
劉承忠也是唯一位由官方祭祀、列爲驅蝗正神並記入祀典的一位驅蝗神。
雖然民衆修建八蠟廟和劉猛將神廟進行祭拜祈福，帶有一定的荒謬和迷信色彩，但也在逐漸演變的過程中，沉澱了極富中國文化特色的一種民風習俗。
從消極對蝗到積極治蝗的轉變
盡管“天譴論”的思想深入人心，但由于曆年的蝗災給人們帶來的危害有增無減，所以，也有些官員提出了滅蝗的措施，唐朝的宰相姚崇就是其中一人。
《舊唐書·姚崇傳》記載，唐玄宗時期，河南發生了一次特大蝗災，只要是蝗蟲飛過的地方便寸草不生。然而，此時的人們還是沉迷于消災祈福，致使災情越來越嚴重。宰相姚崇看不下去了，于是給玄宗上奏折，說蝗蟲只不過是一種害蟲，完全可以消除的。玄宗十分信任姚崇，于是馬上批准了奏章，姚崇開始實行用火攻滅蝗的行動。
姚崇滅蝗只是第一步，後來，接著又有了“募民捕蝗”、“以蝗易粟”、“以蝗換錢”的舉措。這都可以從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中可以看出當時募民捕蝗的情況。
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
是時粟鬥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
實行這些措施以後，無疑調動了老百姓捕蝗蟲的積極性，得到了當時官員和百姓的熱烈響應。
後來，明朝著名的科學家、政治家徐光啓寫了一本《除蝗疏》，從中歸納了曆代許多除蝗蟲的方法。受徐光啓的影響，進入清朝，有關治蝗的書也漸漸多了起來。如湖廣布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東蒲松齡的《捕蝗蟲要法》；江蘇顧彥的《治蝗全法》；浙江陳方生的《捕蝗考》等等。
雖然古代人們的治蝗觀念，在今天看來是不科學的，但也有其現實的意義。
中國自古就是農耕社會，如果發生了蝗災，具有“天人合一”的民俗思想的人們，難免會因“天災”引起“天譴”的聯想。又因爲蝗災的發生具有其地域性和季節性，地方官員對于天高皇帝遠的許多地區來說，又何嘗不是百姓眼中的“天”？而對于那些貪官汙吏，在老百姓的眼裏，又何嘗不是比蝗蟲還要可惡？
所以，把地方官員的行爲表現與蝗蟲的災害對應起來，寄予一種“以德化災”的願望，也其實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所以，恩格斯說：“即使是最荒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類本質的永恒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