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來自山西、居住在武漢的66歲退休車床工人王先生，與9名家人一同從廣州飛抵新加坡開啓假期之際，不會預料到自己平生第一次出國，會在一家外國醫院裏度過整個農曆新年。
2月19日，作爲新加坡首例新冠病毒確診患者，王先生正式治愈出院。與他同日出院的還有另外4人。但也是在同一天，新加坡新增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確診總數達到84例，僅次于中國和日本。
隨著疫情的發展，新冠病毒的廣泛傳播性和新加坡本身的人口流動特性，讓這個這個地理面積狹小，人口密度極高的東南亞樞紐國家，面臨不小的挑戰。
目前，新加坡境內的本地感染人數已超過境外輸入人數，同時越來越多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開始出現。2月7日，新加坡將疫情警報級別提升至“橙色”，爲僅次于最高級別的第二級，與2003年應對SARS的級別相同。這一舉措隨即引發全城恐慌性搶購。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不得不在次日出面，發表電視講話以安撫民衆情緒。
一周後的2月14日，李顯龍再次發生，坦言疫情“非常嚴峻”，並稱該國經濟可能在未來幾個季度內受到沖擊。路透社報道引據花旗和馬來亞銀行的經濟分析師預計，新加坡的疫情應對計劃至少需要7億新加坡元（約合人民幣35.1億元）資金。
17年前，這個東南亞小國受到SARS（非典）疫情侵襲，238人受感染，33人死亡。17年過去了，當新一輪疫情襲來時，新加坡准備好了嗎？
首例病患治愈出院
抵達新加坡的兩天後，王先生被確診患有新冠肺炎，在新加坡中央醫院裏一住就是28天。
“當時我是希望利用假期到外頭看看，聽說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不錯，我來了以後在酒店待了一天，第二天下午有點發燒。第三天早上起來，又去量了一下體溫。36度，我就感覺正常。下午的時候又開始發燒，有點熱，一量，38度多。所以我兒子就建議到醫院看一下。”病愈後仍戴著口罩的王先生接受《聯合早報》采訪時回憶起一個月前的經曆。
剛開始王先生想找一家普通診所，但兒子建議去新加坡最好的中央醫院。“他那個決定還是非常英明的。當時我自己心裏想，假如有這個（患新冠肺炎）可能性，就不要給新加坡人民帶來痛苦，所以我盡早去醫院治療，到醫院我就放心了。”王先生稱，盡管自己在醫院度過了整個春節，但醫護人員對他非常好，“大年初一吃了餃子，正月十五吃了湯圓。還是很不錯的。雖然語言溝通不算暢通，但是他們的關懷很容易看得出來。每個人的工作責任心非常強，從酒店到醫院，大部分人都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對自己的工作非常負責任。”
“出院後最想做的，就是吃一碗熱幹面。”長住武漢的王先生說。
王先生是新加坡總共34名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之一，截至19日，新加坡治愈率爲40%。
當地時間2月18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日內瓦舉行的新冠疫情媒體通報會上說，他對新加坡爲探測病例、追蹤接觸者和阻止傳播所做的努力印象深刻。他說：“新加坡正在不遺余力地檢測每一起類似流感疾病和肺炎的病例。到目前爲止，他們還沒有發現冠病出現社區傳播的證據。”
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瑞安指出，與中國一樣，新加坡在應對疫情方面采取了正確的策略。“我們希望看到考慮周詳、以循證爲基礎的公共衛生措施，這些措施必須尊重個人自由與權利。平衡兩者有時很困難。目前，在中國采取的策略與戰術性做法是正確的……新加坡等其他地方的做法也是。”瑞安說。
非典後設立預案制度
作爲中國以外最早發現並確診新冠病例的國家之一，新加坡政府的反應比其應對2003年的SARS和2009年的H1N1（豬流感）疫情時，顯得要更快。
1月23日，新加坡衛生部報告了國內首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次日，正在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萬裏之外發表了“遠程講話”：敦促新加坡人保持冷靜和警惕。他說，新加坡政府已經做好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充分准備。
在講話中李顯龍透露，新加坡政府已經按照SARS後擬定的預案，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聯合工作組，由衛生部長和國家發展部部長共同主持，以應對疫情。“我們（新加坡）很脆弱，但我們會竭盡所能阻止病毒傳播。”上述跨部門應對小組組長黃循財說。
從新加坡政府今年2月3日發布的一份關于政府對此次新冠病毒的整體回應的聲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新加坡政府在疫情最初階段的反應過程。
聲明稱，2019年12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首次披露被告知在中國武漢發現了一系列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例。新加坡接獲這一消息後，于2020年1月2日開始對從武漢到達新加坡的所有航班乘客進行體溫檢查。
1月22日，由于預計到病毒帶來的威脅，新加坡政府決定，按照預案成立跨部門應對工作組，協調各個政府機構以應對疫情。第二天，新加坡確診了首例病患。隨後政府發布對湖北的旅行警告，並將機場的體溫檢查範圍擴大到了所有從中國來的航班。
新加坡政府的跨部門工作組預案是在2003年SARS疫情後設立的。該機制包括一個由九人組成的部級委員會，對各部門之間進行協調，在公共衛生危機期間提供戰略和政治指導。這種精簡的政府機制在2009年的H1N1疫情期間再次得到強化和“實戰演練”，並被證明可以更高效地應對瞬息萬變的疫情。
武漢籍的新加坡媒體人張怡對此深有體會。在疫情發生後，她就接到新加坡政府工作人員的電話，詢問她最近有沒有去過武漢。“據我了解，有一支大約50到70人的團隊在做這個定點排查工作，專門排查和湖北有關的人士，很有針對性，效率也非常高。”她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
2月4日，新加坡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召開記者會，宣布在國內新增的病患中，開始出現沒有中國旅行史的病例。2月6日，一名41歲新加坡公民被確診而感染源頭不明，證實病毒已出現有限的社區人傳人現象。
從疫情開始之初，在新加坡政府和主要媒體的網站上，每一起病例的身份、感染途徑和活動曆史都可以方便地找到相應的記錄。
新加坡確診病例信息圖，病例的相關信息和彼此之間的關系一目了然。
正是因爲對所有確診病例以及其密切接觸者都盡可能做到詳盡的調查並及時公布，目前新加坡大部分確診病例都可以清晰地歸類到5大組病例群中，病毒傳播途徑清晰。這樣一旦有不明源頭的病例出現，警報就很容易拉響。
然而近期，隨著越來越多傳染源不明的案例出現，有擔憂的聲音認爲疫情可能已進入新的階段，新加坡政府也將面臨新的挑戰。
疫情進入新階段？
轉折點出現在2月7日。新加坡衛生部當天宣布，除了之前已辨別確認的幾組有限的群體性傳播和多起獨立的輸入性傳播病例外，新加坡國內已發生多起來源不明的社區傳播，相關新增病例感染源頭並不明確，患者都是新加坡本地人，近期也沒有中國旅行史。這一趨勢在此後幾天的新增病例中也繼續得到證實。
由于這些來源不明病例的出現，新加坡衛生部門在2月7日將警戒提高到“橙色”，與2003年SARS疫情時的級別相同。
對于采取這一舉措的原因，新加坡衛生部長顔金勇解釋稱，本地有限的群體性傳播是指“對于這個傳播集群，我們可以確定所有涉及的來源，我們有他們的名字，有發病的症狀可尋。我們對這個特定的集群采取措施，就可以控制病毒的傳播。”
然而他補充說，如果有多個集群，無法確定其感染源，那這就可以被認爲是廣泛的社區傳播。“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就將提升風險評估。”他說。
有專家擔心，這種源頭不明的社區人傳人現象可能是感染大規模擴散的征兆。
世界衛生組織協調的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網絡主席戴爾·費舍爾（Dale Fisher）13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訪時就表示：“疫情已經蔓延到了其他地方。在新加坡，我們正處于爆發的起始階段。”
就在新加坡政府2月7日將疫情警戒級別提升至橙色後，新加坡社會隨即引發了一陣恐慌和騷動。人們湧向大街小巷的超市搶購各種生活用品，一時間人心惶惶。
新加坡市民超市搶購
張怡親身經曆了這股非理性的搶購潮。“那天我特意去看了一個在我家旁邊，平時沒什麽人去的高檔超市，居然門口排的隊也有好幾十米長。甚至連廚房紙也搶完了。在新加坡這麽久，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情況。”她說。
在此情況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迅速出面作出回應。8日，他發表全國電視講話表示，未來新加坡可能還將出現更多源頭不明的確診病例，疫情還會持續一段時間，民衆應做好心理准備以隨時應對任何新狀況。
他同時也強調，新加坡日常用品供應充足，民衆不必慌張，也無需囤積食物及日常用品。疫情考驗著社會的凝聚力與韌性，希望民衆能夠保持平常心態，因爲“恐懼比病毒更具殺傷力”。
李顯龍講話
李顯龍指出，目前中國湖北之外的疫情致死率僅爲0.2%，而流感的致死率是0.1%，稱“從致死率上來看，新冠肺炎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而其傳播性則比SARS更廣，所以遏制其傳播會更困難。
李顯龍進一步表示，如果未來確診人數持續攀升並且繼續讓所有疑似病例住院接受隔離，那麽新加坡的醫療資源將難以應付。鑒于該病毒致死率維持在一般流感的低水平，因此政府將鼓勵那些出現輕微症狀的人看家庭醫生並在家休養，而老人、兒童以及有其他並發症的人應入院治療，以便集中醫療資源。
“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那一步，這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但我們得預先考慮，提前做出准備。所以我才與你們分享這些可能性，好讓我們都對可能會出現的情況做好准備。”他說。
民衆對李顯龍的講話和對當前疫情的解讀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部分人表示出擔憂，認爲新加坡這是在“放棄”防控，而另一些人則對政府顯示出足夠的信任，認爲政府這種“輕度幹預”的態度顯示出疫情不會變得那麽糟糕。
此前在農曆春節期間，新加坡爲慶祝節慶，分別連續舉行了上萬人規模的“妝藝大遊行”、洛陽大伯公宮元宵萬人宴、印度大寶森節等大規模群體性活動。一些民衆對此頗有微詞。
近兩周後，據路透社20日報道，新加坡官員承認兩周前那個引發生活用品搶購局面的提高警戒級別的決定，存在一些“誤讀”。
新加坡或成疫情傳播全球觀察樣本
截至20日中午，據《聯合早報》統計，新加坡累計的84起確診病例中，境外輸入23例，本地感染61例，其中17例感染源不明。
世界衛生組織突發事件委員會成員之一、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新發傳染病重點研究項目主任王林發對澎湃新聞表示，對于近期新加坡病例的上升，可能和政府采取的嚴格頻繁的檢測有關。
“SARS後，新加坡政府、臨床醫生、科學家和公衆在處理類似的事件時更爲警惕和合作。而一個更高效的檢測和報告系統，自然更容易發現出更多的病例。”他說。哈佛大學傳染病動態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項報告，也印證了“新加坡疾病監測和接觸者追蹤的能力使其病例數偏高”的說法。
據路透社20日報道，新加坡至今已隔離了近2600人，該國衛生部門官員稱，要找到這些人，需要航空公司交出飛行人員名單、在安全監控中跟蹤病人的動向，並請警方調查人員進行搜查等。
張怡也認爲，李顯龍的演講可能被一些人誤讀了。“在當時社會情緒極爲緊張的背景下，他首先要安撫民心。其實新加坡政府一直是外松內緊，新加坡的醫療能力在SARS之後也不斷得到演練提升，所以我對政府的應對有信心。”她說。
親曆2003年SARS和2009年H1N1的前《海峽時報》副總編輯Alan John也認爲這次的疫情的確非常嚴重，但是並沒有SARS那麽可怕。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在爲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准備，並與我們所有人及時溝通。現在沒有任何迹象表明情況會在一夜之間變得糟糕。我們還不知道它會傳播到什麽程度。如果未來確診數字急劇上升，我預計政府將不得不改變做事的方式。”他對澎湃新聞說。
盡管理性上對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信心，張怡承認，心中還是會有擔心。她遠在武漢的舅舅已經確診在醫院隔離治療。“他告訴我，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麽得上這個病的。”她說，“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那麽這裏（新加坡）的醫療資源肯定是不夠用的。”
張怡表示，這也正是一些人的擔憂，盡管新冠病例目前病亡率低，但傳播能力不低，引發的嚴重程度也並不低，如果疫情一旦在新加坡大面積爆發，將有社會秩序失控、病床資源沖擊嚴重的風險。
同樣的擔憂在其他一些國家也能聽到。據《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醫學院院長、曾發現埃博拉病毒的微生物學家皮奧特（Peter Piot）就發出了這樣的警告。他表示，如果疫情在英國大爆發，英國的公立醫療系統“國民保健制度”（NHS）可能會不堪負荷。
“即使感染了這種病毒的人的死亡率相對較低，但是如果感染人數巨大，仍會導致很多人死亡。”他說。
“這樣的情況會不會發生？誰也不知道。”張怡說。
不過，在應對疫情發展的不確定下，新加坡疫情治理的樣本性意義受到關注。據《環球時報》2月16日報道，美國蘭德公司亞太政策研究中心流行病學家、喬治城大學全球健康系終身教授詹妮弗·布埃伊（Jennifer Bouey）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中國以外大規模爆發、甚至轉變爲全球性流行病的風險性至少爲“中等”，而該病毒在新加坡的傳播情況將成爲衡量這一風險的關鍵點。她進一步分析稱，一方面新加坡氣溫較高，可觀察高溫環境能否讓該病毒自然消退，不過，鑒于新加坡可能已出現社區內傳播，高溫可有效抑制病毒的判斷還爲時過早。另一方面，新加坡具有發達的公共衛生系統，尤其對感染病例的追蹤體系十分完備，倘若在此背景下疫情仍然在該國出現較大規模爆發，則非洲、拉美等不具備發達完善的衛生保健系統的國家將面臨很大風險。
不僅如此，作爲國際商業會議和旅客的重要目的地，新加坡與世界的人口流動的密切關聯度，使其既難以抵擋疫情的侵襲，也進一步“助推”了疫情的蔓延。據BBC報道，今年1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一場國際會議，最終導致了全球多個國家出現確診病例。
“要謹記，我們是開放經濟體，也是國際運輸中心，”黃循財說，“所以我們要盡全力壓制病毒擴散，以非常開放的態度公開資訊，亦與外國的衛生部門緊密合作。”
（應采訪對象要求，張怡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