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當前的東亞不是戰後的歐洲。由于遭受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戰後歐洲百廢待興，在經濟和安全上依賴美國援助與支持。美歐同盟從一開始就帶有“美主歐從”的性質，冷戰兩個平行市場的出現也讓絕對依賴美國的歐洲並不會因爲冷戰而損失與蘇聯經濟交往的紅利。然而，現在的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卻要面臨“大國競爭”對手與經濟交往夥伴是同一對象的同盟困境。如果美國要求日韓配合其“大國競爭”戰略，以更爲緊密的軍事同盟方式對抗中國，那麽兩國與中國的經濟交往必然會受到影響，而這絕非兩國所樂見。
第三，當前的美國不是戰後崇尚自由主義的美國。二戰結束後，盡管美國也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但總體上仍高舉國際主義旗幟，希望通過與歐洲的聯合打造符合西方利益的戰後國際秩序。如在經濟上以“華盛頓共識”爲核心，推動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推崇投資和貿易便利化，將全球化視爲圭臬；在政治上強調人權、民主、法治等理念；在機制上建立了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爲代表的多邊體制。這些戰略共識都確保了北約乃至整個美歐同盟的總體穩固。然而，當前的美國以“美國優先”爲引領，最大化自私逐利的成果，以貿易戰逼迫盟友經濟讓利，以撤走安全保障威脅北約和亞洲盟友分擔軍費，這些都讓東亞盟友難以在道義上將美國視爲同盟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