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社長
來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美國，這位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如今成爲我們正面交鋒的對手。
自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大逆轉，特朗普及對華強硬派團隊需要對此負責。
過去，兩國減少了一些對話窗口，且不在一個頻道上對話。兩國貿易規模雖大但縱深不足，相互跨國投資、人員交流、文化碰撞、深度協作力度不夠。
今年兩國學者交流增多，一些人撥開意識形態的迷霧，對這位對手有更深層次的認知。
首先，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一定是出了問題。
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被認爲是“黃金搭檔”，但爲何民主政治沒能帶來真正的自由與福利？爲什麽經濟增長如此低迷？爲什麽最近40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爲什麽西方社會問題及矛盾如此之多？新自由主義哪裏出了問題？
其次，除了針對中國，特朗普幾乎“與世界爲敵”。
與墨西哥、印度、日本、韓國、歐洲、中國都搞貿易摩擦，特朗普政府到底想幹什麽？美國精英爲什麽反特朗普？他們是站在中國這邊嗎？
特朗普將世界推向近代第三次“馬爾薩斯陷阱”，還是重構一個新秩序？
最後，技術周期、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疊加，將世界推向“囚徒困境”陷阱。
若將今天的世界放到曆史周期中，處于什麽階段？是否處于技術周期的底部？全球貨幣即將走向寬松，世界經濟是否進入了理性預期的計劃時代？與建制派相比，美國右翼勢力是否具備建設力量？
1、技術周期
技術周期底部 | 技術外溢紅利
當今世界是否滑入“馬爾薩斯陷阱”？
技術是海浪，社會經濟“隨波逐流”。人類曆史上，技術浪潮叠起，三次技術大潮掀起不同的巨浪，社會經濟隨之變革。
以技術變革之宏大敘事，觀察今日之世界局勢及中美關系，亦是另一種通透。
經濟學家熊彼特采用“動態均衡”和創新理論，描述經濟循環周期——複蘇、繁榮、衰退、不景氣。
人類經濟是在技術浪潮之上遞增（邊際曲線右移），在技術浪潮之下遞減（邊際曲線向右下傾斜）。
但是，這一種演進過程並非平滑的、線性的，而是“創造性破壞”的。
每一次技術革命爆發時，“破壞式”地推動邊際遞減曲線右移，將經濟增長率拉到一個更高水平，經濟繁榮。高收益率吸引資本大量進入，技術穩定之後，投資收益率逐漸遞減，經濟進入衰退期，進而不景氣。
如此，反複循環、周而複始。
從近代開始，人類一共爆發了三次典型意義的“工業革命”，分別是1760年爆發于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1860年爆發于西方世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1970年爆發于美國的新材料、生物技術及信息技術革命。
每一次工業革命間隔的時間大約是100年，重大技術紅利維持時間爲55年，經濟維持在中高增長，然後持續遞減，面臨45年左右的低增長狀態，直到下一次重大創新的到來。
熊彼特認爲，每一次技術革新的結果便是可預期的下一次蕭條；每一次經濟陷入衰退，又意味著新的技術創新正在醞釀，經濟的複蘇及繁榮即將到來。下一次技術浪潮，又會將邊際曲線右移，推動人類經濟邁向新的高度。
圖：三次技術革命與馬爾薩斯陷阱，智本社
人類社會的演進實際上是技術倒逼的過程。當底層技術紅利消失進入低增長區時，人類面臨幾十年的陣痛期，甚至陷入“馬爾薩斯陷阱”。
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技術紅利在19世紀初逐漸消退，到1830年代徹底進入低增長區。經濟告別持續高增長，逐漸進入零和博弈的存量鬥爭，社會矛盾徹底被激發。
從1830年代到1860年代，這是人類曆史上工人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最爲瘋狂之際。
法國裏昂絲織工人兩次起義（1831、1834）、英國憲章運動（1836-1848）、德國西裏西亞紡織工人起義（1844）歐洲三大工人運動爆發。
1848年，馬克思發表《共産黨宣言》，歐洲大陸革命風暴達到高潮。
近代社會第一次滑入“馬爾薩斯陷阱”。
所幸的是，186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爆發，經濟再度持續繁榮，技術紅利和社會福利消化了一定的社會矛盾。工人運動逐漸從暴利鬥爭、政治鬥爭轉向經濟鬥爭、合法鬥爭，以爭取經濟利益爲主。例如，1886年的芝加哥大罷工爭取8小時工作制以及合法權益。
但是，到了20世紀初，技術紅利消失，經濟衰退，再度滑入更加嚴峻的“馬爾薩斯陷阱”。
工人運動由經濟鬥爭轉向無産階級革命。1903年，列甯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成立。14年之後，俄國十月革命爆發，首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
除了國內矛盾外，國與國之間也陷入了殘酷的“零和博弈”戰爭。
1914-1918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意志、奧匈帝國、奧西曼帝國、保加利亞與英國、法國、俄羅斯、意大利、美國因瓜分世界、爭奪霸權而厮殺。6500萬人卷入這場戰爭，對世界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性。
1929年爆發世界性經濟危機，並引發大蕭條。美國小羅斯福上台，拿出“破天荒”的新政方案救市。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元貶值，構築關稅高牆，歐洲國家跟進，世界陷入長期的貿易保護格局。
1930年代末，西方世界的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以及對德意志的制裁，引發了德意志及部分國家的反彈。德國納粹主義上台，夥同意大利、日本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英國、蘇聯、中國等世界主要國家、20億以上的人口都卷入了這場戰爭。軍民傷亡人數近億，5萬多億美元的財富付諸東流。
這是人曆史上最爲恐怖的“馬爾薩斯陷阱”。
底層技術革命周期大概爲100年一次，技術紅利消失，經濟增長不足，人類陷入存量絞殺，保護主義、社會矛盾、經濟危機、國家沖突甚至戰爭乎不可避免。
如今，人類進入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增長衰退周期，西方世界進入低增長區。
從經濟增長率來看，日本在1990年泡沫危機後進入了低增長區，歐洲在1990年代逐漸步入低增長區，韓國在2000年後經濟減速，如今進入低增長。
美國占據了信息技術革命的領導權，經濟增長維持到2007年次貸危機之前。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持續了十年左右的低增長。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經濟強勁複蘇，但受全球不景氣及高負債率的拖累，美國未來幾年增長預期不容樂觀。
世界是否會再次陷入“馬爾薩斯陷阱”？
第三次技術革命的紅利衰退，經濟低增長的陣痛已經顯現。歐洲民粹主義泛濫，極右翼勢力崛起，意大利政黨鬥爭激烈，法國黃背心運動聲勢浩大，德國默多克失勢，英國脫歐變“拖歐”。
美國特朗普上台後，秉承“美國優先”原則，在全球到處退群，打破原有的國際秩序，同時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向印度、墨西哥、日本、韓國以及歐洲都發起貿易摩擦。
圖：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的技術沖突模型，智本社
二戰後，核武器、國際組織以及經濟全球化，大大增加了戰爭的成本。交易費用更低的國際貿易，對戰爭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近代社會以來的第三次“馬爾薩斯陷阱”，其表現形式主要是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經濟封鎖、軍備競賽、冷戰或小規模戰爭。
其中，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的沖突尤爲明顯。這在政治學上被定義爲“修昔底德陷阱”。
先發國家一般是技術創新者，獲取最大的技術紅利，處在利潤金字塔的頂端。高利潤吸引大量的資金湧入，當技術穩定時，投資收益率逐漸遞減，經濟增速下滑，直至低增長區，倒逼下一次技術變革。
後發國家享受先發國家的技術外溢紅利，利潤率相對低但成本低、增長快、周期短。這是新興國家崛起的重要原因。
技術外溢紅利主要來自幾個方面：
-
一是技術模仿、剽竊。
先發國家一般對自己的核心技術保護嚴格。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英國將機械發明界定爲國家機密並嚴厲打擊外泄行爲，通過了禁止紡織機械出口的法律。
作爲後發國家，美國在工業早期也享受了英國及歐洲大陸的技術外溢紅利。
英國人塞缪爾·斯萊特竊取了阿克萊特的紡紗機技術，在美國建立了第一座棉紡織廠，被稱爲“美國制造工業之父”。建國後，漢密爾頓甚至指派間諜去英國阿克萊特的工廠竊取技術（詳見《偉大的博弈 | 一篇篇激蕩人心的政治散文》）。
實際上，直到20世紀初，很多人都懷疑，美國的民主體制，不具備歐洲貴族傳統的創新能力。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美國制度能否激發創新感到困惑：“民主社會究竟能不能像貴族社會那樣毫不費力地産生對于深刻知識既難能可貴又豐厚無比的熱情？”
-
二是全球化産業轉移。
當技術紅利逐漸消失，落後的産業會轉移到後發國家，先發國家“騰籠換鳥”，促進産業轉型升級。
例如，19世紀中期，英國將棉紡織産能轉移到美洲；20世紀初，英國、美國將鐵路産能轉移到歐洲大陸、俄羅斯。
二戰後，美國將紡織、鋼鐵産能轉移到日本，而後轉移到中國台灣、香港、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八九十年後，産業轉移梯度延伸到中國內地。
産業轉移帶來投資與技術。日本、韓國的芯片、汽車，承接了美國産業轉移的技術紅利。中國的空調、電視、手機、汽車、個人計算機等亦如此。
核心技術，如發動機、通用芯片、操作系統、精密機床、光刻機依然掌握在先發國家。
這是一種互利共贏的市場行爲。
-
三是技術及知識的外部性。
除了專利及知識産權外，大量知識、通用性技術、基礎科學都具有公共性、外部性。後發國家，可以短時間內學習、改進制造技術、流水線、設計工藝、股票制度、公司制度、銀行制度等。
全球化人才的交流及信息化的傳播，大大縮短了技術及知識獲取的成本。
複制、模仿、微創新的速度，要遠遠快于技術革命，尤其是底層技術變革。因此，享受技術外溢紅利的後發國家增速要高于先發國家。
當先發國家技術紅利消失，經濟進入低增區，處于技術爬坡、積累的階段時，後發國家快步逼近，二者就爆發沖突。
從19世紀中期開始，一直到20世紀初，美國的經濟增速都要高于英國。1894年，美國工業生産總值超過英國。
到20世紀初，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紅利消失，經濟逐漸衰退。先發國英國與後發國美國爆發貿易沖突。
1905年，英國政府大臣張伯倫對美國發動了貿易戰，譴責美國的高關稅保護，以及低廉産品對英國的沖擊。英國政府構建英聯邦貿易圈圍剿美國。這對長期奉行自由貿易的英國來說實屬罕見。
不過，美國在二次工業革命中實際上居于主導地位，而非承接英國的外溢技術。
二戰後，德國、日本的增速要快于美國。日本紡織、鋼鐵享受了外溢性技術紅利，對美國構成了挑戰。美國遂即在這兩個領域對日本發起貿易戰。
同樣的邏輯，此後的日本化工、汽車、半導體、電子也遭遇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打擊。
如今，第三次技術革命紅利消失，西方世界進入低增長。歐洲國家半個世紀沒有發生太大變化，除了信息領域，建築、交通、能源、機械制造基本上在吃工業時代的老本。
作爲先發國家的領頭羊，美國處于技術爬坡期。如今，人工智能、新能源、基因技術、新材料等處于“叫好不叫座”的階段，技術成熟度不夠，沒能大規模商用。
中國、印度獲得了歐美國家幾百年的工業技術及知識積累，同時疊加信息技術紅利，經濟增速遠遠大于美國及西方國家。
前有高山，後有追兵，差距越來越小。計算機、電視、汽車制造的大部分技術已外溢到了後發國家，逐漸逼近先發國家的技術高地。先發國家著急地對後發國家發動貿易戰，試圖修正貿易規則削弱後發國家的價格優勢。
當雙方經濟快速增長時，互利共贏掩蓋了分歧及矛盾。當技術紅利消失，先發國家開始“計較”，盤算每一分得失，在規則上、技術上給後發國家找麻煩。
根本上說，只有下一次技術革命，才能將中美及世界帶出“馬爾薩斯陷阱”——沖突區。技術革命將先發國家的邊際收益率大幅度提高，距離短時間內拉開，矛盾自然緩解，問題被增長遮蔽。
按照第一次、第二次技術革命的時間間隔，下次技術革命是否還得等待幾十年？
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定義一直存有爭議。有一種觀點是，第三次技術革命應該始于二戰後，軍用技術包括航空航天、核電、計算機、生物技術的民用化、市場化。這是第三次技術革命的1.0。
個人計算機、通用軟件及互聯網屬于2.0。未來，人工智能、大數據及物聯網應該屬于3.0。當然，不排除氫能源、基因技術等底層技術革命。
在下一次技術突破之前，世界將進入“至暗時刻”，經曆近代第三次“馬爾薩斯陷阱”，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或不可避免。
2、貨幣周期
實體低增長 | 金融大牛市
世界是否進入理性預期的計劃經濟？
技術周期屬于長周期，每次技術周期之下，又有很多次投資周期，典型的是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
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後，投資屢屢觸發鐵路、電力、鋼鐵泡沫危機。19世紀下半葉，世界經濟呈現明顯的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
1857年，爆發了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
1866年，大量信貸資金從工業部門抽離進入金融投機市場，引發金融危機。
1873年，鐵路投機過熱引發金融危機，重創西方世界的工業制造。
1882年，再次因美國鐵路投資泡沫而引發經濟危機。
1890年，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的鐵路投資過熱再次發生世界性危機，重創歐美主要國家的工業部門和金融體系。
1900年，因俄國鐵路投資狂熱引發世界性經濟危機。
1907年，這是一次著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大量資金投注在高風險的鐵路股市和債券上，引發金融危機。
接下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1920年代，經濟出現短期的高增長，在股市泡沫中迎來了曆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及大蕭條。
圖：技術與資本低增長疊加，智本社
當技術紅利逐漸消失時，投資收益率持續遞減，大量資本脫實向虛，投入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引發金融泡沫危機。
技術紅利越消退，越多富余資本追逐投機性市場，金融危機愈加頻發，且越演越烈。
19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紅利逐漸消退，鐵路等投資收益率下降，大量的資金從實業中大肆炒作鐵路股票及債券。金融危機越演越烈，泡沫一次比一次大，1907年金融危機可謂空前。
1920年代，一戰技術民用化，美國出現“柯立芝繁榮”，但技術紅利快速消退，經濟增長率逐漸走低，收入增速下降，股票價格卻越來越高。
最終，實體經濟無法支撐虛高的股價引發大危機，進而導致大蕭條。
所以，當技術-增長率衰退時，資金容易脫實向虛，追逐投機性市場，獲取短期利益，頻頻誘發金融危機，一次比一次嚴重。持續堆積的高泡沫（如1929年、1990年、2008年）一旦崩盤，經濟將徹底跌入低增長區。
二戰後，尤其是1970年代信用貨幣時代開始，資本周期演變爲貨幣周期。
資本周期屬于市場行爲導向，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支配，刺激金融短期過度繁榮。
貨幣周期屬于貨幣政策導向，受國家貨幣緊松政策的幹預，制造低增長下的大泡沫。
當技術紅利或外溢性技術紅利消失，經濟增速下降，不少國家會啓動逆周期調節，擴張財政及貨幣，大肆舉債，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增長。
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南非、巴西等新興國家，都曾經大量舉債維持高增長。但貨幣危機、債務危機爆發後，經濟陷入低增長。
1980年代，日本經濟增速放緩，日本央行下調利率，幫助制造業抵禦彙率風險，支持企業海外擴張，但在1990年引發了嚴重的泡沫危機。
日本泡沫危機後20多年，日本央行長期維持低利率，甚至零利率，但是投資未見起色，掉入“流動性陷阱”。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也是同理。布什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政府債台高築，經濟增速下行壓力增大，美聯儲下調利率，金融、信貸及房地産異常繁榮。此後，美聯儲加息刺破了泡沫，次貸危機爆發，誘發了金融危機，進而觸發歐債危機。
從1980年代開始到2007年，伴隨著美國經濟增速逐漸下降，房地産、債務及金融市場越來越繁榮。這就是低增長下的金融大牛市。
最典型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主要國家擴張貨幣救市，紛紛下調利率，但銀行逆向選擇，大量貨幣未能進入實體經濟，流入了房地産、股票及債券市場。
所以，從2009年到2017年，美國經濟持續低增長，但股票及房地産快速複蘇，並再現大牛市，道瓊斯指數屢創新高，美國政府債務急劇膨脹。英國經濟持續低迷，但房地産價格一路高歌。
一邊是實體經濟下行，一邊是金融價格持續上漲；一邊是普通勞動者收入難增長，一邊是金融、房地産、跨國公司及富人財富快速增加。經濟結構失衡，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如今，世界似乎進入了理性預期的“貨幣泡沫時代”。
經濟一旦進入衰退，央行則推行寬松政策，貨幣刺激經濟增長。經濟一旦過熱，又緊縮貨幣，避免經濟泡沫崩盤。
世界進入了貨幣政策主導的“計劃經濟時代”嗎？
微觀上，如果技術沒有進步，這種貨幣政策調節可以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但經濟最終會失去活力，或泡沫崩潰崩盤，徹底進入低增長、持續蕭條。
資本收益率持續遞減，利率振幅持續縮窄，貨幣政策空間越來越小，利率市場最終陷入“流動性陷阱”。“流動性陷阱”意味著，貨幣價格（利率）趨于零，但依然沒有人願意投資，或銀行逆向選擇不願意放貸。
2015年底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結束了2008年以來的寬松時代。今年下半年開始，美聯儲大概率結束加息周期，世界逐漸轉向寬松貨幣政策。但是，這一次美聯儲的操作空間非常有限。
美聯儲加了3年多的息，只加了不到250個基點，縮表沒能縮到十分之一。2000年前後這次縮表，聯邦基准利率高達6.5%；2016年前後縮表下降到5.4%左右；這一次縮表，聯邦基准利率漲到2.5%就上不去了。爲什麽？
圖：美國聯邦基准利率操作空間收窄，智本社
利率的上限是負債率。反複使用寬松貨幣政策，導致負債率不斷增大，利率上調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也不斷收窄。
但杠杆率逼近極限（信用額度封頂），即達到利率上限。若繼續上調利率，有可能刺破債務泡沫，引發債務危機或金融危機。
如今的美聯儲停止上調利率，此後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很小。若貨幣政策走向寬松，利率市場或進入“流動性陷阱”，經濟增長低迷，或進一步推高資産泡沫、債務規模。
如此，貨幣政策則左右爲難，騎虎難下。
所以，表面上看，世界經濟進入了美聯儲主導的計劃經濟，實際上，駛入了一個理性預期的大泡沫漩渦。這條路越走越窄，經濟越來越低迷，泡沫越來越大。
只有等到下一次技術變革，推動邊際遞減曲線右移，拉高邊際增長率，消耗貨幣堆積的泡沫。但往往是，技術還沒變革，泡沫已經崩潰。更難解的是，泡沫型、債務型經濟容易阻礙技術創新。
3、政治周期
福利民粹主義 | 全球化新秩序
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能否維持高福利？
能否避免這條“飲鸩止渴”之路？
通常認爲，新興國家的銀行系統缺乏獨立性，導致貨幣擴張無序，信貸規模失控，負債率居高不下，觸發金融危機。
但是，如今民主政治下的西方國家同樣債台高築，美國、日本是頭號債務國，歐元區爆發債務危機。爲什麽民主政治沒能抑制債務經濟？爲什麽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這兩位“黃金搭檔”沒能持續創造經濟福利，反而還拉大了貧富差距？
這與美國的政治經濟周期有關。
芬蘭經濟學家卡萊斯基、美國經濟學家阿克曼和諾德豪斯發現，美國經濟存在明顯的政治性周期（詳見《總統大選周期 | 中美關系如何演進？》）。
美國兩黨相互競爭，各自代表了不同選民的利益，其執政理念、金融、貨幣、貿易及公共福利政策自然不同。
民主黨在經濟上強調政府幹預，向富人征稅，主張提供教育、醫療、就業保障等公共福利，偏好文化及科技産業，被稱爲“自由主義”。
共和黨在經濟上提倡小政府、自由主義，主張放松管制及減稅，偏好工業及能源産業，被稱爲“保守主義”。
從1857年開始，美國政治周期（聯邦政府和國會）經曆了1857-1932年共和黨主導、1933-1952年民主黨主導、1953-1968年轉折期、1969-1992年共和黨主導、1993-2016年民主黨主導的轉變【5】。
兩黨交替執政，導致美國經濟呈現明顯的“黨派痕迹”，呈現政治性周期。
通常，共和黨代表美國社會精英的利益，推行減稅及放松管制，支持科技企業、金融企業及大型企業發展。由于收稅相對較少，赤字規模較大幅度上升，一般需要發行國債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支持。
裏根、小布什和特朗普都是共和黨，都推行了大規模減稅，放松了對市場的管制。他們都創造了巨額的財政赤字，並嚴重依賴于大規模的國債和美聯儲的流動性。
共和黨執政時期，經濟行情普遍較好，金融過度繁榮，容易誘發經濟危機，且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從裏根政府開始，美國經濟在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快速增長，但是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政府債務規模不斷膨脹。
所以，從政治訴求可以看出，共和黨習慣于推高債務規模，助長金融繁榮。他們的政策實際上縱容泡沫危機，一旦危機爆發，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集中湧現。
通常經濟危機爆發時，或經濟衰退時，民粹主義興起，代表底層民衆利益的民主黨則更有機會執政。
民主黨執政時多向富人增稅，提供較大規模的社會福利，赤字規模一般先低後高，不一定需要寬松的貨幣政策支持。例如富蘭克林·羅斯福、肯尼迪、約翰遜以及奧巴馬都是民主黨人，他們都推行了政府幹預措施，大幅度提高了社會福利，頒布了社會保障相關法令。
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被寄予厚望的奧巴馬上台，他向選民承諾醫改福利及金融監管，但基本半途而廢，還大幅度擴張了政府財務和貨幣供應量。高貨幣和高債務加重社會矛盾，美國經濟危機之後陷入十年左右的低迷。
所以，共和黨擅長增長，但難以兼顧公平，容易誘發泡沫危機。民主黨側重公平，但難以兼顧增長，最終因經濟低迷被選民抛棄。
奧巴馬政府的平庸讓共和黨人有機可乘，特朗普巧解民意上台，奪走了民主黨長期以來的選民基礎，導致建制派失勢。
美國及西方世界普遍推行相對高的福利政策，受棘輪效應影響，選民很難接受福利下降。如今，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會承諾高福利以博取選民支持，以迎合民粹主義的政治訴求。
當技術紅利消退，經濟增速下行，高福利的政治承諾必然導致政府債務膨脹，甚至還需擴張貨幣以支持政府財政融資。
如此，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都會開啓高福利、高貨幣、高債務的畸形模式。若技術沒能突破，民主福利始終無法改善。這就是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的短期失調。
特朗普向企業承諾大規模減稅，向藍領工人承諾工作崗位，同時大搞基建，提供更多公共用品，以滿足各界政治訴求。
這些訴求都指向一點：錢。
大規模減稅減少了政府的稅收收入，大搞基建必然擴大政府開支。所以，特朗普上台兩年就要求提高債務上限，對美聯儲緊縮貨幣極爲不滿。
當國內的高福利無法維持時，或爲了滿足選民訴求，國內矛盾可能轉向國外，以零和博弈的方式大搞貿易戰。
一般共和黨上台後會推行相對寬松的自由貿易；民主黨則偏向于貿易保護主義。
事實上，爲了獲得大多數選民的支持，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在大選中都會大打貿易牌，尤其是在經濟陷入危機、蕭條、衰退及低迷期時。
大蕭條時期，富蘭克林·羅斯福就打著新政的旗號登台，之後大搞貿易保護主義，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並單方面降低美元彙率。
共和黨尼克松政府通過了包含301條款的《1974年貿易法》，其主要目的在于滿足連任競選承諾。當時，他在連任競選時打出了貿易保護牌，滿足了選民的心理傾向。這一法令承諾，爲尼克松獲得了不少連任選票。
如今，共和黨人特朗普也是祭出貿易戰這張牌。
特朗普到處退群，四處樹敵，火力全開，同時又試圖構建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三零”新貿易秩序，倒逼世界貿易組織修改規則。
美國部分學者認爲，特朗普試圖修正裏根大循環，建立了所謂的“特朗普大循環”。
“特朗普大循環”是一個零和遊戲，還是一個交易成本更低的全球化新秩序？是否像裏根大循環一樣，利于美國金融界、科技界及跨國公司的同時，還有利于經濟全球化以及新興國家？特朗普將世界推向“馬爾薩斯陷阱”的重災區，還是重構一個更好的秩序世界？
特朗普、裏根代表著美國選民利益，都是基于美國優先原則，但兩者構建的大循環對國際影響或許不同。
裏根時期，正處于信息技術革命紅利時代，美國正在向全球轉移落後産能及技術。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亞洲四小虎以及中國內地，都享受了這輪全球化技術外溢紅利。在裏根大循環中，美國金融、科技與中國制造業互利共贏。
如今，西方世界進入低增長區，信息技術紅利消失當今，世界正處于馬爾薩斯陷阱之中，中美兩國差距縮窄並進入沖突區域。
特朗普政府會更加立足于美國優先原則，先以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滿足國內政治訴求。若“三零”貿易秩序能夠建立，說明它在某些國家範圍內是交易成本更低的規則。
二戰後，全球化快速發展，如今馬爾薩斯式鬥爭的成本大大超過了國際貿易。所以，近代第三次馬爾薩斯陷阱更可能是博弈手段，各國之間的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終歸是爲了重構一個更低成本的國際秩序。
當今世界，技術周期、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疊加；技術無法突破時，政府試圖以貨幣刺激來維持經濟增長和高福利；當貨幣刺激失效時，選民試圖以民主政治來扭轉局勢。
經濟手段與政治手段都只能短期維持局面，最終還得等待技術打開局面。技術創新依賴于低通脹、中性貨幣、高教育福利、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及政策，而經濟與政治手段往往走了相反的道路。
參考文獻：
【1】《經濟增長理論史》，羅斯托，浙江大學出版社；
【2】低增長之謎 | 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清和，智本社；
【3】偉大的博弈 | 一篇篇激蕩人心的“政治散文”，清和，智本社；
【4】總統大選周期 | 中美關系如何演進，清和，智本社；
【5】從美國政治經濟周期看“特朗普經濟學”，任澤平，澤平宏觀。
格上財富：在基金業協會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十年深度研究，甄選陽光私募、PE/VC、海外基金等高端理財産品，爲您的資産增值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