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球範圍內的蔓延成爲了對各國的物資儲備、醫療體系以及國民動員機制的一次大考。中國在這場大考中實行了全世界最嚴格的管控模式，這也是應對疫情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然而由于國情體制不同就注定其他國家難以效法我國目前封城封路這種嚴格的管控模式，況且即使效法也難以取得同樣的效果，甚至還可能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各國可以根據自身國情在一定程度上借鑒我國的經驗實行一定的封鎖隔離措施，但很難完全照抄中國的“作業”。既然不能完全照抄，那麽就只有選擇走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抗疫道路了。還真有一個國家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抗疫道路，然而這個國家在疫情初期其實並不被看好——這個國家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在疫情初期可是一個重災區：1月下旬到2月上旬新加坡的確診病例數一直在除中國之外的數據裏領跑，即使在日、韓兩國的疫情蔓延爆發後新加坡的確診病例數也僅次于中、日、韓三國。然而新加坡的人口規模遠遠小于日、韓兩國，實際上按人口比例換算而言：當時新加坡的疫情形勢甚至可以說比日、韓更嚴重。新加坡盡管只有560萬人口，然而新加坡只是一個彈丸之國，新加坡的人口密度高居全球第二。這樣一個彈丸之國在疫情初期出現如此之多的確診病例其實風險著實不小：搞不好就會開始本地傳播，然後迅速蔓延開來。
2月初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針對疫情的講話中提到：“如果病毒廣泛傳播，那麽試圖追蹤每個接觸者將是徒勞的。如果我們依然將每一個疑似病例都送進醫院隔離，醫院就會人滿爲患。如果新冠病毒死亡率像流感一樣保持低水平，我們應當改變做法——鼓勵那些只有輕微症狀的人去看醫生”。防疫期間新加坡除了禁止有中國內地、韓國大邱市及清道郡旅遊史的人入境，並沒對城市或區域進行封閉管制。政府明確表示不建議健康的民衆佩戴口罩，也沒建議民衆留在家裏不出行，新加坡這種防疫模式一度被稱爲“佛系”防疫。那時誰都沒想到新加坡的“佛系”防疫竟會在短短一個月內就見到效果：截至2020年3月5日新加坡累計確診11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確診病例數據上位居中國、韓國、意大利、伊朗、日本、德國、法國、西班牙、美國九國之後。目前爲止新加坡是早期幾個疫情大國中罕見的沒出現死亡病例的國家，與此同時新加坡現有78名患者已治愈出院，也就是說新加坡現在實際上仍在住院的確診患者只有34人。新加坡的治愈率接近于70%，可以說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很高的比率。
2月25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冠狀病毒疫情通報會上分析了世界各國的疫情防控工作。世衛組織總幹事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瑞安在重點表揚了中國的疫情防控工作後說道：新加坡與中國一樣在應對疫情方面采取了正確的措施。目前在中國所采取的措施與戰術做法是正確的，新加坡等其他地方的也是。世衛組織希望看到考慮周詳的以循證爲基礎的公共衛生措施，希望所有國家都能在未來幾周內采取這種以循證的基礎的公共衛生措施“。2月初李顯龍剛一發表講話就被外界媒體戲稱爲”佛系“抗疫，甚至有的媒體直接斷言”新加坡完了“。新加坡只是一個彈丸小國，可以說這樣的彈丸小國在傳染病面前是脆弱的。然而大有大的優勢，小有小的好處：大國的優勢在于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小國的優勢在于船小好調頭。關鍵就看國家決策層如何運作自身優勢：新加坡在這場疫情阻擊戰中缺乏可回旋的戰略縱深，這意味著疫情一旦蔓延開來可能在短時間內造成全國淪陷。然而新加坡也有自身的獨特優勢：作爲彈丸之國的新加坡能以相對更高效的執行力把防控措施落實到每個社區，因爲新加坡需要防控的面積和人口本來就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嘛。況且新加坡經濟發達、醫療資源相對豐富……這些都爲新加坡防疫工作獲得成效提供了有利條件。
新加坡在疫情期間不封城的政策一度被外界媒體稱爲是”佛系“抗疫，其實這是新加坡的客觀國情造成的：封城盡管是應對疫情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但封城的代價是相當巨大的。我國由于具備超強的動員能力，所以可以統一協調全國各地的物資供應。新加坡盡管是一個國家，然而就其國土人口規模而言只相當于一個城市，這意味著封城後人們的生活物資供應將成爲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說其他國家無法照抄中國的“作業”是由于一系列客觀原因造成的，那麽新加坡實際上根本就不具備抄中國“作業”的先天條件，唯一的辦法就是探索一條適合自己的抗疫道路。如果說新加坡不封城是客觀國情決定的，那麽新加坡在疫情期間不鼓勵國民戴口罩也是外界稱其爲”佛系“抗疫的一大重要原因，然而這其實是一種斷章取義的說法。新加坡衛生部長顔金勇關于新冠肺炎的原話是：“相比全民戴口罩更建議大家多洗手，避免用手摸臉。因爲健康人戴口罩往往會産生一種錯誤的安全感：當我們不斷用手調整口罩時不可避免會接觸到臉，而這恰恰是病毒傳播的一種方式”。
由此可見新加坡並非不鼓勵人們戴口罩，而是更強調戴口罩並不會保證絕對的安全，與此同時也要注意養成勤洗手的衛生習慣。同時居家狀態的人其實處于低風險環境是可以不戴口罩的，完全可以把相對有限口罩資源節省下來用于身處高風險環境中的一線醫護人員，否則一旦疫情大規模爆發將難以滿足人們等口罩等醫療物資的需求。所謂新加坡不鼓勵國民戴口罩這種說法是斷章取義的，實際上新加坡是在一開始就意識到不能讓國民以爲一戴上口罩就安全了，事實上戴口罩是涉及很多細節問題的。韓國人現在拼了命在搶購口罩，然而一窩蜂排隊哄搶恰恰又造成了人流聚集，這反而是對疫情防控工作不利的。新加坡爲什麽能在疫情初期就能考慮到這些細節問題呢？說到底還是因爲新加坡足夠小。大國防疫模式和小國防疫模式注定是有區別的：大國由于各地差異性較大，所以很多問題難以在第一時間以一刀切的形式去解決，很多細節問題需要在實踐的過程中暴露發現並予以糾正；相比之下小國的很多問題是在一開始就浮于表面的。大國的優勢在于可以集中力量攻堅克難，小國的優勢在于能在第一時間把工作量化落實到諸多細節層面。
事實上被稱爲“佛系”抗疫的新加坡在信息透明和行動果斷方面自始至終走在世界前列：2019年12月武漢發現疫情後上報，12月31日中國疾控中心派出專家組赴武漢。從2020年1月3日起武漢飛往新加坡的旅客抵達樟宜機場時需接受體溫檢測。1月23日新加坡出現第一例輸入性新冠肺炎患者。當天新加坡政府就在機場設立了體溫檢測等措施，需要接受體溫檢測的對象由武漢赴新加坡的旅客擴大爲所有赴新加坡的旅客，凡是發現有體溫異常的遊客立即隔離。4天後新加坡開始限制湖北省簽發中國護照有課入境，同一天新加坡宣布實施強制休假計劃：強制要求雇主對從中國來的員工實施14天強制休假，由政府給予企業補貼。2月1日新加坡將限制入境擴大到了所有14天內到過中國內地的旅客；2月8日起新加坡暫緩國內所有大型活動。這些措施比大多數國家都實施得更早，從而得以在源頭上大大減少了輸入性病例。從2月18日起新加坡開始實施居家隔離令：在新加坡工作或讀書的外國人如果在在過去14天內曾訪問中國大陸將強制在家隔離14天。在本次新冠疫情之前新加坡就制定了針對傳染病疫情的專家打分卡——DORSCON等級：用綠、黃、橙、紅四種顔色分別代表不同的疫情程度，綜合反映了疫情在新加坡本地和海外的嚴重程度、病毒傳播力度以及對本地經濟生活的影響，同時注明對民衆日常生活的具體影響並給出行動指南建議。
盡管在疫情初期新加坡一度被視爲重災區，然而由于做到了早發現、早治療，所以新加坡的疫情問題其實在一開始就充分暴露出來了，相比之下潛在的感染者其實是相對較少的。現在一個月過去後效果就出來了：新加坡由于問題暴露較早，所以能集中對早期感染者進行治療，而在後期新加坡的新增病例增長速度就開始呈下降趨勢。當新加坡的疫情形勢開始趨于平穩之際伊朗、意大利、德國、法國、美國等國的形勢卻正趨于嚴峻，這實際上意味著病毒可能早已潛伏在這些國家，只是在問題暴露之前沒引起這些國家的重視。由于新冠病毒潛伏期較長，所以不排除病毒在前段時間已在這些國家全面擴散的潛在風險，只是近段時間人們開始逐漸陸續發病才使問題暴露出來。使問題及早暴露並予以解決是疫情防控的要點，那麽問題暴露較早的新加坡是如何解決問題的呢？要解決疫情問題當然需要充足的醫療資源作爲後盾。世界衛生組織曾對190多個國家的醫療水平、接受醫療的服務難度、醫療費負擔公平性以及國民預期壽命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排名，結果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三。相對充足的醫療資源使病人入院看病時一般不需要等候。由于此次冠狀病毒確診後發病較急，所以醫療資源的充足與否就直接影響到治愈率的高低。
新加坡的醫療體系是從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級別的醫生或者醫療機構承擔著不同的責任。初級保健就是通過家庭全科醫生和私人診所提供的。根據新加坡衛生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大約有1700個GP診所，可以滿足80%的基本醫療需求（包括門診、母嬰、接種、體檢和制藥等）。疫情發生後新加坡在每個居民區設立了社區醫院，從而使難以前往大型綜合性醫院就診的老年人能得到及時的醫療服務。我們現在回頭來理解李顯龍所說的”如果我們依然將每一個疑似病例都送進醫院隔離，醫院就會人滿爲患“這句話其實並不是在鼓勵人們不就醫，而是在強調必須保證醫療資源的平穩運行。新加坡的醫療資源在平時盡管相對充足，然而這畢竟只是一個彈丸小國。當人們面對疫情一窩蜂擠到醫院時新加坡的醫療資源仍是不堪重負的：不僅無法及時爲所有人提供有效的治療，反而會因爲可能因爲這種一窩蜂的人流聚集加劇疫情形勢。有鑒于此的新加坡確立了嚴格的分診制：新加坡人在出現發燒和咳嗽等症狀後首先會去找家庭醫生進行分流，如果是普通感冒之類的疾病就直接開藥，如果懷疑是新冠肺炎的就轉診到綜合醫院。這種分診制既提高了就診的效率，也擴大了病人獲取醫療資源的概率，還減輕了大型綜合醫院的負擔，減輕了人們一窩蜂往綜合醫院擠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風險。
1月下旬第一批“輸入型”感染病例出現後新加坡就組建一支140人的政府聯絡追蹤小組。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確定並隔離“密切接觸者”。新加坡對“密切接觸”的定義是：距離感染者2米內且共處30分鍾以上的任何人。屬于新加坡內政部系統的警察隊伍也加入抗疫行動。這些警員具有良好的偵查能力，著力于追蹤確診病患的密切接觸者和傳染源。每一個傳播鏈要細致到街道、住宅小區，不允許任何一點模糊。一旦傳播關系確認後新加坡衛生部官網會及時更新每個病例的傳播鏈條“全分析”。這次疫情是對世界各國的一次大考：病毒不認你是不是發達國家，不管你是什麽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只要你不能做到舉國一致高度重視並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就難以在較短時間內遏制疫情。曾有西方媒體聲稱：新加坡對傳播鏈條的描述有侵犯個人隱私之嫌，然而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卻告訴路透社：本國民衆普遍能接受政府這種侵犯隱私的要求。這顯然需要政府與民衆高度的協調一致，這與韓國在疫情嚴峻之際還爆發反政府的示威集會形成了鮮明對比。新加坡在政治體制上采用的是一種西式政體，然而與此同時新加坡又是一個格外強調傳統的東方價值觀的國家。在所有實行西式政體的國家中新加坡的政府效率實際上是最高的，所以在本次疫情中新加坡的反應速度在海外國家中也幾乎是最快的。
新加坡在采用西式政體的同時，在國民價值觀上卻格外強調”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所謂的亞洲價值觀是一種強調個人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的服務與服從的集群意識，相比之下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個人自由基礎之上的。我們無需諱言的一個客觀事實是：由于生活環境的不同時東西方之間的人自發形成了社群意識和個人意識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形態。社群主義必須兼顧構成社群集體的每個成員的利益，否則如果每個成員都不能從這一社群集體中獲益，那麽這個集體就是萎靡不振的；個人主義同樣不能侵犯到集群的利益，否則就是一盤散沙的烏合之衆。現在世界各國所面臨的是一場與看不見摸不著的病毒的戰爭，那麽既然是戰爭就要求高度的統一協調，這其實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犧牲一部分個人自由，否則我們就是一群注定要打敗仗的烏合之衆。如果要論國民動員效率無疑是中國堪居世界第一，而在所有采取西式政體的國家中新加坡從來都是以高效聞名。在此之前我們早已見識過新加坡在環保、反貪等工作上的高效率，而支撐這種高效率的是嚴格的法制。盡管新加坡采用的是西式政體，卻因保留著鞭刑等刑罰制度而被國際人權組織诟病，然而你敢想象在一個連隨地亂扔垃圾都要挨鞭子的國家會有人敢公然違背居家隔離令嗎？
新加坡的抗疫措施看似“佛系”，實則柔中帶剛：目前新加坡已有好幾例因未遵守強制休假令和居家隔離令被罰款乃至被取消工作簽證的案例，也有外國遊客因謊報旅行史而被起訴的案例。新加坡作爲金融中心和交通樞紐和外界往來密切，加之高居世界第二位 的人口密度，這些都使新加坡在面對傳染病時其實是很脆弱的。然而大國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小國也有船小好調頭的好處，關鍵在于國家決策層要找准自身的優勢定位。新加坡恰恰充分利用了自身優勢用更短時間、更小成本來達到防疫效果：新加坡從一開始就將工作重點放在保障疫情診斷的通暢、臨床醫療資源的充沛以及用財政補貼的方式鼓勵病人盡快看病。新加坡並沒選擇大規模對居民進行隔離和居家建議，而是將精力用在對每一個確診病例按照流行病學的標准追逐其傳播鏈，要求細致到街道和場所，防止聚集性傳染。這當然不是說隔離和居家是無用的，而是說明像新加坡這樣國土較小的地區在不妨礙健康居民生活工作的情況下最大程度控制傳染是完全可能的。我們不妨對比一下新加坡和韓國各自的防疫模式：新加坡國民的生活基本處于有序狀態；相比之下韓國對阻止社區傳播就明顯乏力。作爲被世衛組織點名表揚的新加坡防疫模式和中國模式分別代表著大國抗疫模式和小國抗疫模式的成功案例。這兩種模式在具體措施上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卻具備一個共性：找准自身的優勢定位，然後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舉國一致去推進落實防控工作。
新加坡向來以“技術官僚治國”著稱。這次疫情讓外界看到新加坡政府的確是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專業精神進行決策，而不是根據政治和意識形態。這是防疫思路尊重科學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各國政府最需要汲取的一點。自從2003年SARS病毒疫情之後新加坡就建立了防疫員DORSCON機制：把疫情警報級別分爲4檔。本次疫情從黃色警報到橙色警報給政府的防禦措施、跨部門協調、出入境控制和應急物資采購等方面的措施詳細指導，是所有措施的制度基礎。類似于中國“發熱門診”的公共衛生對應診所（PHPC）系統在新加坡有873個接收點，這相當于北京發熱門診的11倍，而新加坡的人口只有北京的26%左右，顯然作爲小國的新加坡盡了最大的力量確保醫療資源的平穩運作。強大的執法體系保證了政府措施的執行：多年來新加坡正是靠嚴格執法將自己打造成爲一個以清廉高效著稱的花園城市型國家，而在本次疫情中新加坡對違反法律規定的惡意隱瞞病史的行爲也是絕不姑息的。疫情期間李顯龍和各部門官員輪番對公衆講話，事無巨細的辟謠，不厭其煩地呼籲無需囤貨搶購。這些講話符合新冠肺炎的實情，既沒有煽動恐慌情緒，也不回避最壞的情況，對防止哄搶物資的行爲效果明顯，這種行政效率恐怕是很多國家都望塵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