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全球火力”網(Global Fire Power)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7月,巴沙爾政權掌握著14.2萬正規軍(其中陸軍約10萬)、8萬至10萬民兵(不屬于正規軍序列,但裝備和戰鬥力未必差),總兵力不超過25萬。
敘利亞奉行義務兵役制,理論上19至42歲的健康男性公民(獨生子除外)都要當兵1年半至2年。那麽,敘當局目前掌握的人口,是否能滿足維持軍隊的兵員需求呢?我們不妨根據各方資料估算一下——
而據“世界人口前景”網站(world populationre view)資料顯示,敘利亞男女比例爲50.06%、49.94%,可視作男女數量基本相當。考慮到敘軍女兵比例很小,所以再去掉女性、男性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最後按照年齡構成統計,可知目前敘利亞符合條件的19至42歲適齡男子約350萬人,占總人口約16%。
畢竟,巴沙爾政權不可能把所有適齡男子都送上前線,後方的工農業生産、行政體系運作、交通物流、社會治安、醫療衛生、文化教育,這些領域都需要大量青壯年男子。
別看敘利亞是中東世俗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但“男人養家”“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仍十分牢固,這也決定了敘當局控制區對男性壯年勞動力的剛性需求很大。
衆所周知,敘利亞也是一個典型的“少數統治多數”的國家。戰前2200萬人口中,被視作阿薩德家族(屬于阿拉維派)統治基石的什葉派(含阿拉維派)、基督徒、德魯茲派等少數族裔,滿打滿算也就500萬人左右。
另一方面,阿薩德家族又采取大量征兵(軍力規模長期維持在30萬以上)、公共部門擴招、公立高等教育(在敘利亞上公立大學基本免費)等方式,將大約40%的人口變成了靠“吃皇糧”生活(往往是一名男性養活一家老小)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龐大群體(近千萬人)就構成了巴沙爾政權的“鐵杆”支持者(其中遜尼派占一半)。
比如1982年2月,遜尼派反政府武裝在敘北部重鎮哈馬發動叛亂,結果被老阿薩德火速遣重兵鎮壓。與此同時,國內大部分地區並未群起響應叛軍,而是仍效忠敘當局或持觀望態度,老阿薩德的統治手腕由此可見一斑。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披露,截至2015年4月(當時內戰已打了4年),僅阿拉維派官兵就犧牲超過8萬人,若算上因傷致殘及喪失勞動力者,加起來肯定有10余萬之衆,占阿拉維派適齡男子(25萬人)的半數以上。
連護衛嚴密的將軍都難免不測,普通士兵又焉能逃脫劫數?隨著少數族裔官兵損失愈發慘重,越來越多的阿拉維派、德魯茲派和基督徒家庭開始抵制敘當局的征兵令,不願讓孩子再去當兵送死,一些德魯茲派社區甚至組織起民兵,對抗前來拉壯丁的敘安全部隊。
書歸正文——內戰爆發後,巴沙爾政權要從僅剩的、被認爲比較可靠的80萬役齡男性中,征召和長期維持一支幾十萬人的軍隊,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兵員缺口實在難以彌補,敘當局一度大量征召超過45歲的退役老兵重新入伍,而各路軍頭(包括反對派武裝和政府軍)強征“娃娃兵”的消息也屢見不鮮。
而敘政府軍兵力匮乏開始真正緩解,則要等到2015年9月之後——隨著俄羅斯出兵敘利亞,以及伊朗、黎巴嫩真主黨加大對巴沙爾政權的援助力度,大批俄軍(含雇傭兵)、伊朗正規軍(“聖城旅”)、親伊朗武裝(主要來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真主黨民兵入敘參戰,總數超過10萬之衆,從而有效彌補了敘當局兵力損失。
2017年之後,巴沙爾政權逐漸掌握戰場主動權,阿勒頗(敘第2大城市)、哈馬、霍姆斯、東古塔(首都大馬士革衛星城)、巴爾米拉(千年古城+敘中部重鎮),以及南部的德拉省、庫奈特拉省紛紛被收複,敘當局控制區空前擴大,掌握的人口也增至1000余萬。
這樣做,既是爲了給部隊輸送新鮮血液(很多老兵已超期服役7至8年),也是爲籠絡當地人——家裏有孩子當兵,軍屬就可以得到官方各方面優待。同時,大批遜尼派青壯年編入被敘當局嚴密控制的軍隊,還能削弱新收複地區的潛在反叛力量。
對此,敘利亞的老對手——以色列人看得很清楚。2018年8月8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訪時,時任以色列防長阿維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就認爲,敘政府軍已從內戰初期的人力短缺中“緩過勁來”,恢複到了2011年前的兵力水平(25萬至30萬)。
但是,從當下巴沙爾政權的施政綱領和權力架構來看,其仍沿襲家族統治的老路,阿拉維派等少數族裔占據優勢地位(特別是掌握兵權和經濟命脈)的舊格局也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再加上人口銳減,這些都決定了今後敘政府軍會繼續面臨兵員匮乏的問題。
或許有人會覺得,既然兵員不足、錢也不夠,那就少養點兵嘛!可是,對于阿薩德家族來講,一支兵力少、規模小的孱弱軍隊,又怎能確保他們的“家天下”千秋萬代呢?所以說,只要“頂層設計”有毛病,這個問題就注定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