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全球火力”網（Global Fire Power）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7月，巴沙爾政權掌握著14.2萬正規軍（其中陸軍約10萬）、8萬至10萬民兵（不屬于正規軍序列，但裝備和戰鬥力未必差），總兵力不超過25萬。
敘利亞奉行義務兵役制，理論上19至42歲的健康男性公民（獨生子除外）都要當兵1年半至2年。那麽，敘當局目前掌握的人口，是否能滿足維持軍隊的兵員需求呢？我們不妨根據各方資料估算一下——
而據“世界人口前景”網站（world populationre view）資料顯示，敘利亞男女比例爲50.06%、49.94%，可視作男女數量基本相當。考慮到敘軍女兵比例很小，所以再去掉女性、男性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最後按照年齡構成統計，可知目前敘利亞符合條件的19至42歲適齡男子約350萬人，占總人口約16%。
畢竟，巴沙爾政權不可能把所有適齡男子都送上前線，後方的工農業生産、行政體系運作、交通物流、社會治安、醫療衛生、文化教育，這些領域都需要大量青壯年男子。
別看敘利亞是中東世俗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但“男人養家”“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仍十分牢固，這也決定了敘當局控制區對男性壯年勞動力的剛性需求很大。
衆所周知，敘利亞也是一個典型的“少數統治多數”的國家。戰前2200萬人口中，被視作阿薩德家族（屬于阿拉維派）統治基石的什葉派（含阿拉維派）、基督徒、德魯茲派等少數族裔，滿打滿算也就500萬人左右。
另一方面，阿薩德家族又采取大量征兵（軍力規模長期維持在30萬以上）、公共部門擴招、公立高等教育（在敘利亞上公立大學基本免費）等方式，將大約40%的人口變成了靠“吃皇糧”生活（往往是一名男性養活一家老小）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龐大群體（近千萬人）就構成了巴沙爾政權的“鐵杆”支持者（其中遜尼派占一半）。
比如1982年2月，遜尼派反政府武裝在敘北部重鎮哈馬發動叛亂，結果被老阿薩德火速遣重兵鎮壓。與此同時，國內大部分地區並未群起響應叛軍，而是仍效忠敘當局或持觀望態度，老阿薩德的統治手腕由此可見一斑。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披露，截至2015年4月（當時內戰已打了4年），僅阿拉維派官兵就犧牲超過8萬人，若算上因傷致殘及喪失勞動力者，加起來肯定有10余萬之衆，占阿拉維派適齡男子（25萬人）的半數以上。
連護衛嚴密的將軍都難免不測，普通士兵又焉能逃脫劫數？隨著少數族裔官兵損失愈發慘重，越來越多的阿拉維派、德魯茲派和基督徒家庭開始抵制敘當局的征兵令，不願讓孩子再去當兵送死，一些德魯茲派社區甚至組織起民兵，對抗前來拉壯丁的敘安全部隊。
書歸正文——內戰爆發後，巴沙爾政權要從僅剩的、被認爲比較可靠的80萬役齡男性中，征召和長期維持一支幾十萬人的軍隊，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兵員缺口實在難以彌補，敘當局一度大量征召超過45歲的退役老兵重新入伍，而各路軍頭（包括反對派武裝和政府軍）強征“娃娃兵”的消息也屢見不鮮。
而敘政府軍兵力匮乏開始真正緩解，則要等到2015年9月之後——隨著俄羅斯出兵敘利亞，以及伊朗、黎巴嫩真主黨加大對巴沙爾政權的援助力度，大批俄軍（含雇傭兵）、伊朗正規軍（“聖城旅”）、親伊朗武裝（主要來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真主黨民兵入敘參戰，總數超過10萬之衆，從而有效彌補了敘當局兵力損失。
2017年之後，巴沙爾政權逐漸掌握戰場主動權，阿勒頗（敘第2大城市）、哈馬、霍姆斯、東古塔（首都大馬士革衛星城）、巴爾米拉（千年古城＋敘中部重鎮），以及南部的德拉省、庫奈特拉省紛紛被收複，敘當局控制區空前擴大，掌握的人口也增至1000余萬。
這樣做，既是爲了給部隊輸送新鮮血液（很多老兵已超期服役7至8年），也是爲籠絡當地人——家裏有孩子當兵，軍屬就可以得到官方各方面優待。同時，大批遜尼派青壯年編入被敘當局嚴密控制的軍隊，還能削弱新收複地區的潛在反叛力量。
對此，敘利亞的老對手——以色列人看得很清楚。2018年8月8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訪時，時任以色列防長阿維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就認爲，敘政府軍已從內戰初期的人力短缺中“緩過勁來”，恢複到了2011年前的兵力水平（25萬至30萬）。
但是，從當下巴沙爾政權的施政綱領和權力架構來看，其仍沿襲家族統治的老路，阿拉維派等少數族裔占據優勢地位（特別是掌握兵權和經濟命脈）的舊格局也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再加上人口銳減，這些都決定了今後敘政府軍會繼續面臨兵員匮乏的問題。
或許有人會覺得，既然兵員不足、錢也不夠，那就少養點兵嘛！可是，對于阿薩德家族來講，一支兵力少、規模小的孱弱軍隊，又怎能確保他們的“家天下”千秋萬代呢？所以說，只要“頂層設計”有毛病，這個問題就注定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