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新加坡政府提供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信息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這些追蹤該國的冠病確診病例相關細節的資料，被整理成一個內容不斷演變的故事，並公之于衆。
有關網站分享了每名冠病患者的年齡、性別和職業，最近所去之處，何時尋求醫療幫助，並說明他們何時住院和出院。當局還公布了他們在當地的行蹤，包括他們是否參加了兩個大型教會禮拜儀式中的任何一個，因爲禮拜儀式與兩個感染群存在著聯系。
作者認爲，特朗普政府試圖控制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信息流，這完全是開倒車。（法新社）
相比之下，在美國，網上出現了令人不安的虛假信息，包括YouTube用戶建議人們喝漂白劑。總統無視科學界的共識，保證疫情能夠被遏制，疫苗也就快面世；而包括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內的專家說，疫情不太可能被遏制；而疫苗的試驗、研發和采用則可能需要一年多的時間。
現在，特朗普政府試圖控制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信息流，這完全是開倒車。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或其他科學機構應該審查白宮的聲明。
當然，新加坡可以自由地獲取冠病的信息，是以犧牲病患的隱私爲代價的。新加坡病患的名字雖沒有被公布，但有足夠的信息可以推斷出他們的身份，這在美國會被認爲是不道德的行爲。新聞報道還顯示，在新加坡和其他亞洲國家，一些政府正在強制公民披露他們的行蹤，而西方民主國家是無法接受這種做法的。
然而，美國的做法也有缺陷：傳播信息的自由讓各種猜測和陰謀論淹沒了對冠病的負責任報道，使民衆陷入恐懼和困惑之中。
其中一些錯誤信息源于科學家現在交流信息的方式——不是通過經過核實、同行評審的論文，而是通過倉促發布的信息，有一篇論文就認爲冠狀病毒和愛之病病毒有相似之處。一些陰謀論者利用這一點，來鼓吹冠狀病毒是生物工程産物的觀點。該篇論文受到了批評，謠言也被揭穿了，但科學家認爲，爲能夠快速地傳播信息，而可能讓公衆得到錯誤信息，乃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喬治城大學法學教授勞倫斯·戈斯汀（Lawrence Gostin）將這種信息、猜測、陰謀論和虛假信息的大雜燴稱爲“信息傳染病”（infodemic，又稱作“信息疫情”）。解決的辦法不是限制信息和新聞自由，而是提供可靠的消息來源。
“衛生局局長在哪兒？”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倫理學家阿特·卡普蘭（Art Caplan）問道。在他看來，若能只是由一名可靠且負責任的專家來向公衆說明最新情況，則將會讓大家受益。其他的人選可以是福奇、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醫生（Robert Redfield），或其他具備相關專業知識，並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向公衆解釋科學及其內在不確定性的人。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醫生（Robert Redfield）（彭博社） 美國還可以借鑒新加坡的冠病19檢驗方法。新加坡一直致力于使用抗體進行廣泛的檢驗；抗體在病毒被清除後仍然存在，因此可以提供誰被感染的信息。這可謂一大進步，迄今所做的大多數檢驗，都依賴于檢測病毒本身的遺傳物質，因此無法檢測到那些感染了病毒但後來又痊愈的人。對當前和過去感染病毒的人進行廣泛的檢驗，可以幫助科學家了解病毒的傳播情況，並預測誰面臨最大的風險。 相比之下，美國在病毒檢驗工作的部署上行動緩慢。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名住院婦女，等了一個多星期才有人爲她檢驗，結果證實她是美國的第一起社區傳播病例，即沒有去過中國，也沒有和任何去過中國的人有過密切接觸。 3月1日的《紐約時報》建議我們采取“中世紀”的方式來對付這一新的禍害，即使用強制檢驗（像古巴防治愛之病疫情一樣）或隔離（自黑死病暴發以來一直使用）等手段。 美國人不太可能會接受中國所實施的那種大規模隔離措施。然而，即使是崇尚自由的美國人也應該願意犧牲一些隱私，以幫助專家追蹤冠病的傳播；要求一些可能受到感染的人呆在家裏一段時間也並非不合理。廣泛的自願檢驗、監控和接觸者追蹤可能會奏效，並可以不必爲了采取中世紀方式應對疫情，而得犧牲自由。 然而，要以非強制性又合作的方式對抗病毒，可能需要公衆對政府、媒體和科學家的信任。在美國，曾有一種制度能讓媒體和社會分別向政府和報章問責。現在，人們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從社交媒體上獲得。總統指記者是人民的敵人，並利用推特發布關于疫苗和氣候科學的誤導性觀點。 冠病將考驗民主國家的自由原則和對人權的承諾。我們將不得不在讓透明度和理性占上風，以及采取明智的預防措施拯救生命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作者是彭博社專欄作家。黃金順譯） 記者：費伊·弗拉姆（Faye F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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