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源 | 埃爾特（ID：altschool-edu）
作者 |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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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年12月底，從美國回到中國，與家人團聚。我們已經九年沒有跟家裏人過一個團圓年了，這一次，孩子們大學放假，剛好趕上中國的春節，所以我們歡天喜地全家回了國。
回國後，大張旗鼓辦了很多年貨，也買了鞭炮准備過一個熱熱鬧鬧的春節。
但突然之間，疫情的消息就來了。武漢離我們很遠，但是朋友圈裏迅速蔓延開的恐怖氣氛，打亂了所有人的節奏，于是，這個春節等于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
大年初二一早，孩子們飛回美國上學，我們留在國內又待了一段時間。
像所有國人一樣，我們在家裏以自我隔離的狀態，度過了一個月時間。
這一個月裏，除了國內的疫情讓人覺得恐怖外，還有一件事讓我覺得有點不對勁。
孩子們回到美國，那裏一切平靜，非常平靜。沒有病例，沒有人戴口罩，紐約熙來攘往。孩子們回去以後，一直給我傳遞這樣的信息：一切照常，不用擔心。
孩子發給我的紐約街頭照片，熙來攘往，沒人戴口罩
可是越這樣我心裏就越是不踏實，紐約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這裏川流不息，它真的會這樣平靜得躲過這樣巨大的瘟疫嗎？
我的孩子從中國回去的時候，沒有人測體溫，沒有人問他們接觸史，沒有人要求他們隔離。那麽就像他們這樣，從世界各地去紐約的人，沒有一個感染者，可能嗎？
到了二月下旬，停靠日本的鑽石公主號帶回去一些病例，然後零零散散地聽說一些病例。紐約還是那樣，沒有人戴口罩。並且聽到有亞洲人戴口罩被打的消息。
我越來越坐不住了，我在國內眼看著，親曆著，知道病毒是多麽可怕，潛伏的時候似乎歲月靜好，一旦冒出頭來，就勢不可擋。我們這邊已經如此慘烈，大洋彼岸卻毫無防備。
接近二月底，美國各地病例漸漸多了起來，但是仍然沒有人戴口罩，特朗普在電視上輕描淡寫，沒有任何預警，我真的急了，但孩子們說，買不到口罩，買到也沒有用，不敢戴，怕被打。
我完全不懂醫學，但相信每一個親曆疫情的中國人都知道，這樣一定不行，一定會有傳播，沒有防控，一定會爆發。它就像躲在暗影裏的鬼怪，遲早會出來。
我的兩個孩子從小都有哮喘，女兒小時候有心肌炎，電視裏說病毒會損傷心髒，我越想越怕。雖然總統說沒事，但是他憑什麽這麽自信？我不懂流行病，但我不相信，不設防的美國可以幸免，不設防的紐約可以幸免。
我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趕快回去。其實，就算回去，我也離孩子的學校不近，恐怕也做不了什麽，但我不能心安理得躲在這千萬裏之外，我要盡可能在最近的地方，和孩子們有個照應。
我們回去需要二十幾個小時的路途，一定也有風險，只能盡所能不給自己也不給別人帶來麻煩。
我們做好了打算，路上絕不摘口罩，不吃東西，盡量不上衛生間。回到那邊之後，美國並不要求強制隔離，但是爲了大家都好，我們決定進行嚴格的自我隔離。
于是，在出發之前，給我們的朋友、鄰居，都發了郵件：我們要回來了，並且會自我隔離兩個星期，咱們隔離期後再聚。
登機口附近，一個小夥子穿著連體防護服，戴著膠皮手套，聽見他對著電話說：我X，熱死了，我TM快熟了！
這個時候我理解了武漢人的決定和感受
下了飛機，我特別留意觀察了一下，很少人戴口罩，連機場工作人員，也很少有人戴口罩。
聯想起我們回美國的前一天，去了家附近一家剛剛開始營業的商場，由于疫情，商場門可羅雀，但門口測量體溫的工作人員，都全副武裝穿著防護服，可這世界第五大機場的工作人員，戴口罩的寥寥無幾，我們心裏非常不安：
這樣毫不防備，真的行嗎？
飛機上下來，排隊過關，不知怎的，在飛機上都防護得嚴嚴實實的人們，大部分都默默摘下了口罩，看到隊伍當中戴口罩的人越來越少，我內心掙紮了一會兒，也摘掉了。
過海關的時候，由于我們是從中國飛過來的，被叫到一個獨立的區域，等待CDC問話。
等了大概半小時才輪到我們，CDC的工作人員口罩戴得很嚴實。工作人員很和氣，測了體溫，讓我們填了一份表格，然後對我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旅行史做了詳細詢問，囑咐我們要居家隔離，然後就放行了。
觀察下來，整個飛機的乘客，只有寥寥幾個人被測了體溫，應該是跟我們一樣，從中國轉機過來，其他人都沒有測。來自世界各地的海量乘客，就這樣進入美國。
重新回到海關櫃台，跟CDC的人不一樣，海關這位女工作人員，莫名帶著一股火氣的樣子，皺著眉頭上來就問：“有什麽理由你們這個時候必須要旅行？” 語氣十分不友好。
我一時間愣住了，她緊接著又說：“你們從中國飛過來是吧？你們爲什麽非要這個時候飛？有什麽必要這個時候飛？”
我說，我回來跟孩子們團聚。她回我說：“就一定這個時候冒險嗎？”
她這樣的態度出乎我意料，我繼續平靜地解釋道：“是的，我想盡快跟孩子們團聚，而且我女兒快要畢業典禮了，萬一哪天徹底停航了，我連畢業典禮都參加不了”。
她對此的回應是：“畢業典禮怎麽了？畢業典禮就值得冒這個風險嗎？”
她一句一句的逼問，讓我也耐不住性子了，我說：
“ 有多大風險啊？我在飛之前，自己做過評估。我所在的那個城市，八百萬人口，一共只有十幾個病例，有一半已經出院了，並且在我出發之前的一個星期，已經沒有新增病例了，加上我過去的一個月，哪裏都沒有去，等于我在飛之前已經自我隔離了。
並且，我出發之前，已經告訴這邊的親戚，幫我買了未來兩個星期所有的生活用品和食物，買了四大桶飲用水。我已經跟我所有的親戚朋友說過了，我們要居家隔離兩周，不跟任何人接觸，所以，我是經過仔細考慮的，並且盡最大努力把風險降到最低了。”
我說得很著急，她最後沒好氣地說：“好了，我沒什麽說的了，你所有箱子都上機器掃描！”
她那樣的態度，使得我在跟她對話的時候，也帶著情緒。但是她的話的確觸動了我，我好像突然能夠體會到武漢人在外地受歧視的感受。
在最初聽說武漢封城之前“跑”出來五百萬人的時候，我的反應是“天呐，他們跑出來幹嘛？難道不能老老實實在家裏呆著嗎？出來坑別人幹嘛？”
我不知道當時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樣的心態，可是在這個時候，我理解了武漢人的決定和感受。
我是個最最普通的人，在風險來臨的時候，其實我能想到的，只有盡力去護住自己的親人。
因爲擔心孩子們在不可預知的風險中孤立無援，所以說什麽也要靠近他們，這是我確定無疑的決定，無論面對什麽樣的質疑和批評，都不會改變這個方向。
這個過程中，我自己的風險，我自己承擔。盡我所能做最嚴格的自我隔離，不把風險帶給別人，是我對陌生人唯一的責任。
但這樣做真的對嗎，我不知道，我只能說，再來一次我依然會是這個選擇。
隔離開始了
我恍惚間推著行李朝候機樓外面走，心裏有很深很深的理解，對離開武漢的人，和沒能離開武漢的人。
親戚把我們送回家，我們就開始了兩周的隔離。冰箱提前被親人塞得滿滿的，肉蛋奶蔬菜水果樣樣齊全，食物真是讓人安心的東西。
到家的第二天上午，一通電話打進來：“我這裏是市疾控部門，請問你是xxx嗎？你是昨天乘坐xx航班從洛杉矶入境的嗎？”
我的心髒登時跳得咚咚響，急急地說：“你先告訴我，是我們那個航班有人生病了嗎？” 她趕緊說：”不是的不是的，我這裏是疾控部門，需要對你的情況做個了解。”原來，是機場把我們的信息發給了我所在城市的疾控部門。
這次通話，她把我過去兩個月的行程詳詳細細問了一遍，重點問接觸史，還有我們在國內旅行的城市名字和疫情，以及我們現在的身體狀況。
並且囑咐我們，每天兩次自測體溫，一旦出現不適，一定不要直接去找醫生，一定要撥打當地疾控中心的電話，由疾控中心安排交通前往檢測。
我告訴她，我們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備，已經開始自我隔離，兩個星期不會出門。她說：“謝謝你們肯這麽做，如果所有人都像你們這樣就好了。那麽從現在開始，每隔一天，我會來電話跟你了解情況。祝你們一切都好。”
她很准時，每隔一天問一次，只是後來爲了怕時間不合適而打擾到我們，由電話改成了短信問詢。
孩子們那邊說，就算有口罩，學校也不讓戴。有亞洲同學戴口罩進教室，教授說：“你感染病毒了嗎？有的話，請不要來上課。沒有的話，請不要戴口罩。”
出租車司機說：“公司不讓戴口罩，戴了就停職，因爲怕乘客以爲我們有病毒。”
電視裏特朗普一直在跟國民說：“我們美國低風險，低風險，不必擔心，這多虧了我早早對中國施行旅行禁令”。
學生和家長發起了停課請願書，遲遲沒有回應。很明顯，中國家長非常焦急，極度擔心。
而外國家長擔心程度低得多，有家長說：“這要是停課了，我們交的學費和住宿費就虧了”，還有人說：“別停課，我家廁紙快沒了，孩子回來，我還得去找廁紙。”
在自我隔離中，我爲遠處的孩子焦急不已，時時盯著疫情通告。
前幾天出現了一例新確診病例：洛杉矶機場國際進港處CDC工作人員確診。隔了一天，又有一例新病例：洛杉矶機場國際進港處又一名CDC工作人員確診……
我立刻回顧整個行程，國內出發的機場測了體溫，日本下飛機沒有測，轉機登機沒有測，入境美國的時候測了。
我在下飛機後，摘下了口罩。而現在得知，入境處的工作人員被確診了……
從那天以後，我一會兒覺得自己胸口悶，一會兒覺得嗓子癢，我知道是自己神經過敏，但是忍不住亂想。
就這樣，我們的自我隔離過去了大半。這段時間，看書也看不下去，眼睛就盯著新聞，晚上聽閱讀課，聽到老師講一神論和多神論的區別時，說了一句話：“世界有規律，個人有自由，命運有選擇”，那一刻內心很感動，我想，這也是我對自己和對孩子一生的期待吧。
雖然沒有人強制我們在家隔離，但我們堅持自我隔離了兩周。
回顧過去這幾個月，莫名其妙就經曆了兩個國家的疫情從初起到爆發。回了一趟國，大部分時間在家裏躲病毒，來到美國，繼續躲在家裏。這一年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
再有兩天，我們就可以“出關”了，孩子們的學校剛發通知，終于停課了。他們買好了票，要回家了。
家裏廁紙還有三卷，大米還有大概兩斤，醬油、鹽和白糖，都只剩下一點點了。聽說超市貨架空了很多，心裏挺急的。
不過不要緊，孩子們回來就好，就安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