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狀態下的
國際抗疫與中國應對
國際戰疫動態與展望（二）
本周是世界抗疫開始後最爲慌亂無序的一周——
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官宣新型冠狀病毒進入全球大流行狀態後，歐洲出現了暴發的態勢，成爲世界疫情的中心。
特朗普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圖片來自白宮官網）
——要求醫院激活緊急預案；
——緊急賦予衛生部更大權力，包括：
– 可免除部分醫療保健設備提供商的許可要求；
– 增加測試點；
– 擴大檢測試劑覆蓋面；
——已動員私營部門（公司），攜手戰“疫”，其中包括：
– 谷歌幫助開發用于檢測和監測用的網站系統；
– 沃爾瑪等堅持不關門保證民衆日常需要的供應；
——民衆若檢測，現需要數天出結果；
——希望很快實現24小時內出結果
點評：美國這些策略除了封城和社區管控之外，其他所有措施與中國的抗疫策略是一致的，即最大程度地開放美國醫療資源。
英國首相鮑裏斯
進入抗疫第二階段——“拖延”階段
3月12日英國公布了國內的抗疫方案。英國首相鮑裏斯在新聞發布會上正式宣布英國進入抗疫第二階段——“拖延”階段（Delay）。在鮑裏斯結束新聞發布會後發了一篇文章，直接點出英國防疫策略的本質。簡單來說，英國的防疫的策略是”不嚴防死守，容忍疫情緩慢進展，期待大部分人在隱匿性感染後無症狀或僅有輕微症狀，從而在人群中獲得普遍免疫，以控制疫情”，也就是通過群體免疫力（herd immunity）來防控新型冠狀病毒。
意大利
成爲早期防控失敗的典範，當前確診病例數突破2萬，1天內新增3497例，病死率已經高達6.8%。醫療資源已經處于擠兌之中，國家宣布選擇性收治患者。
德國
德國總理默克爾說，“當病毒已經到來，而國民對這種病毒尚無免疫力，也不存在注射疫苗或是特效藥等選項時，如果這種情形一直延續下去，那麽該人群就面臨較高的感染比例——專家們預計可達到60-70%。因此這也是爲什麽特效藥和疫苗的研發工作正如此高強度地進行著。”事實上德國是整個歐洲在醫療資源儲備方面准備最爲充沛的國家。目前足以應付新增的重症病例處理。
點評：看似各國首腦的發言有區別，但歐美抗疫背後的邏輯其實就是一個——我要動員可以動員的最大醫療資源，迎接可能到來的超級傳染病。如果國家的醫療資源可以有效地被組織，我可以應付。像德國，目前的病死率是0.2%。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采取讓社會停擺的措施（像意大利的局部地區和中國的武漢）。因爲一旦停擺，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國家會立即陷入更大的災難，死亡人數會遠遠超過疾病本身。中國早期對于該病的充分研究，已經讓我們了解這個疾病，病死率可以接受，如果不發生醫療擠兌，這個病可以應付得過去。但是前提就是醫療資源不要發生擠兌。
No.2
中國經驗對世界的貢獻
目前，從表面看只有中國的成績最好，因爲幾乎完全肅清了本地病例（武漢很快也要清零）。鍾南山院士團隊、王辰院士和曹彬教授團隊、上海的張文宏團隊等，都數次和國際進行了交流，介紹了中國經驗。就在2天前的中美醫生對話中，筆者介紹了上海3000萬人口的城市防控的一些策略，如聯防聯控國外是沒辦法學習的，但是醫院的快速應對、加快對疑似病人的迅速篩查與確診、迅速實施隔離、縮短確診與住院時間，是降低醫院和社區內暴發的關鍵策略。事實上美國已經加快了對各個社區醫院的培訓，也提升了醫院診斷能力（包括試劑的供應與費用的覆蓋）。德國則做得更全面。北京和上海都是國際超大型城市，中國在超大型城市方面的經驗總結無非就是：限制人口流動和嚴防輸入，醫院加大醫療力量的投入，及時篩查疑似病人和避免醫療擠兌。如果醫療資源配置得當，該病的病死率可以控制在1-2%左右，這是可以被接受的病死率範圍。
No.3
英國和德國：一個策略，2種說法
群體免疫是什麽？（圖片來自網絡）
英國政府采取這個策略背後也是有理論的基礎。首先是流行病學的理論——普遍免疫可以形成穩態。而一個現實則是，這次新冠疫情同樣也存在著大部分感染患者爲無症狀或僅爲輕症，可以在不經治療或者對症治療後自限性痊愈的特點；此外，英國政府在發布會上也重申新冠的死亡率是1%。因此，通過放開疫情的防控，讓大量人口感染後自愈獲得免疫力，然後集中醫療力量救治人群中的危重症患者，也就是說不在防“感染”上花成本，而盡在防“死亡”上花成本。在控制疫情的同時不會因爲嚴格的管控措施犧牲社會活力和經濟發展，盡量減小抗擊疫情的代價，這就是英國所行策略背後的邏輯。
但是這樣的一種“群體免疫“方式看似理論上可行，實際上是否真的能夠成功，仍然存在著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從中國的經驗來看，中國竭盡全力保障了公民不受感染，在防控上不惜以犧牲經濟爲代價，在短時間內迅速降低了病毒的社區內傳播，並迅速恢複社會秩序，竭力恢複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由于中國國家強大的決心和民衆的配合力，這並不是其他國家都能夠抄的作業。
如果做不到像中國這樣短時間內結束戰鬥（2個月，正好碰到春節，給社會合理停擺創造了最佳時機）。英國政府很清楚社會停擺的代價，所以提出 “群體免疫”策略至少也是一種理論。英國的策略是建立在大部分人在被病毒隱匿性感染後無症狀或僅有輕微症狀，從而在人群中獲得普遍免疫的基礎上。但這種策略對個體而言是存在風險的，部分輕症患者會在無預警的情況下，驟然進展至危重狀態，且危重患者救治極其困難。實際情況下，從武漢前期經驗和目前意大利、伊朗的疫情發展中，我們知道最大的風險是不加管控的疫情，一旦迅速蔓延，重症患者增多，若是醫院應對不充分，有可能會導致醫療資源的擠兌。但是如果管控好，則可以順利過渡到常態化重症管理，像德國就是成功的典範。
群體免疫的策略，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可能會涉及一些人性和倫理的問題，也可能存在巨大的隱患。在現代社會科技文明發展下，我們希望更多人能夠獲得更好生存的權利，而不是以個體的微弱力量去面對自然法則的“優勝劣汰”。當我們面對一個有一定比例死亡病例的傳染性疾病，在可能實現科學防控的情況下，選擇群體免疫這種看似公平的策略，可能存在倫理的風險。
意大利麻醉學和重症監護學會發布的“臨床倫理學”建議，也提出了醫療人員應該將“更長的預期壽命”作爲評估中優先考慮的因素，而不一定需要按照“先到先得”原則來處理。但這個措施只有在所有相關方都已經做出一切努力來增加可用資源（在本次疫情中爲ICU資源）後才應該被執行，是在當醫療資源嚴重缺乏時最後的方案。所以中國是斷然不會采取這種根據“更長的預期壽命”來采取醫療救治的。中國近5萬醫務人員奔赴武漢，其實就是不願意接受有重症患者不能被救治的狀況。
從目前各國坦然接受新冠病毒的廣泛傳播現實來看，新冠病毒疫情後續發展將不容樂觀，英國等佛系抗擊疫情國家將變成病原輸出國，爲醫療資源更加不發達的地區帶來更大的威脅。
No.5
中國面臨“二次過草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