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新聞處發言人埃裏克·伯格隆德11日深夜表示：斯德哥爾摩地區正在減少新冠病毒檢測人數，從12日起對懷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停止檢測，只對已入院者和高危人群進行抽樣。那麽我們現在能據此認定瑞典已放棄抵抗嗎？這裏我們需要弄清的是瑞典減少檢測人數的原因是什麽。我們知道美國限制檢測是因爲擔心泄露國內的流感疫情真相，日本限制檢測是擔心奧運會開不成，那麽瑞典的動機是什麽？事實上瑞典並沒美、日這樣強烈想要盡可能少報數據的動機，那麽瑞典減少檢測人數的原因很可能是其國內的醫療資源可能已不夠再展開大規模的檢測。
從1月23日武漢封城至今武漢乃至全國都承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壓力。事實上疫情期間武漢乃至整個湖北靠自己的力量是難以與疫情戰鬥的，可以說武漢是靠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全球各方力量的支持下堅持下來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40年打下的強大物質基礎，那麽我們還能如此從容應對疫情嗎？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封城一個月是很多國家所不敢想象的，單是物資供應的問題就是很多國家所難以克服的。在生活物資方面是如此，在醫療資源上同樣如此，所以對那些資源相對有限的小國而言：中國模式恐怕就未必是能學得了的。
新加坡的例子說明小國防疫模式注定與大國不同。目前即使是受到我國支援並正在效仿我國防疫模式的伊朗、韓國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我國的所有經驗，因爲小國的國情和大國是不一樣的。3月1日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發布的新版治療管理方案明確指出：把重點放在重症患者的治療上，將有限的醫院床位分配給優先病人或病情較重的病人。伊朗則調低了自己的治愈標准：伊朗並不是非要患者完全恢複正常才宣布治愈出院，而是對那些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後已可以自行痊愈的非重症患者讓他們出院回家隔離，然後把騰出來的床位以及醫護力量用于救治下一位患者。
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有兩點：一是加強我們的出入境管理，從而杜絕境外疫情輸入；二是呼籲我國滯留在瑞典的公民自覺在家隔離，因爲減少與外界接觸就是減少感染的機率。我們不是沒能力或不願意接回滯留在外的中國公民，這在之前的利比亞撤僑、也門撤僑中已得到了充分證實，然而在當前疫情形勢下我們有必要對國民的健康安全負責。在當前形勢下不流動是最大的安全、不出門是最好的保護。目前國家即使展開撤僑工作也只能視各地具體的疫情形勢分批次的有序展開，不宜大規模操作。我國駐瑞典大使館可以針對瑞典目前的疫情形勢對我國在當地的公民提供生活物資和醫療服務方面力所能及的幫助。
然而病毒的傳播不該是雙向的嗎？如果說印第安人無法適應歐洲人帶來的病毒，那麽歐洲人就能適應印第安人身上攜帶的病毒嗎？也許歐洲人在殖民美洲的過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染病身亡，然而他們卻沒出現像印第安人那樣的大規模滅絕現象，難道說是因爲歐洲人具備比印第安人更強的免疫力嗎？事實上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爲在歐洲的大航海時代到來前歐洲人曾經曆過一場浩劫：在1348年—1350年的三年之內歐洲有近3千萬人因黑死病而失去生命，以致于當時的歐洲人一度懷疑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然而熬過這場浩劫的歐洲人卻因此具備了更強的身體免疫力；相比之下印第安人長期生活在一種封閉狀態中，所以他們對病毒的抵抗力是低于歐洲人的。
既然反正能扛過去，那麽爲什麽我們還要加強管控呢？因爲我剛才說過了如果我們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勢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目前我國在醫學幹預情況下病毒致死率在3%左右，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勢必會大大增加這一比率。2003年的SARS病毒造成了8000多人感染，其中有700多人死亡，死亡率接近于10%。盡管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低于當年的SARS病毒，然而由于新冠病毒具有比SARS病毒更強的傳染性，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當年SARS病毒。盡管從宏觀層面而言：最後一定會有人扛過來不假，然而從我們每個個體其實所面臨的就兩種結果：要麽扛過去，要麽剛不過去，各占50%的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