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的一天，以色列特工茲維·阿哈羅尼從從巴西匆匆飛往巴黎，向他的上級哈維爾彙報一個重要的消息，摩薩德的特工小組在巴西找到了潛逃的納粹戰犯、綽號“死亡天使”的奧斯維辛黨衛隊軍醫約瑟夫·門格勒，懇請上級立即制定追捕方案。一想到門格勒也會像艾希曼一樣被抓回以色列審判，阿哈羅尼忍不住一陣陣的興奮和激動，然而，幾天以後，哈維爾通知他:停止一切對門格勒的追捕行動！這個出乎意料的決定讓阿哈羅尼大失所望，同時也讓門格勒再次消失，最終逃脫了法律的制裁，這一切是爲什麽？其中又有什麽曲折複雜的經曆呢？
穿著白大褂的門格勒，但他不是白衣天使，而是死亡天使。
在線索清晰、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摩薩德爲什麽突然叫停對門格勒的抓捕，的確令人費解。據目前透露出零星材料顯示，摩薩德之所以停止對門格勒采取行動，一是他們不能確定被發現的到底是不是門格勒，如果貿然行動抓錯了人，會使自己在外交上很被動。二是當時以色列與埃及關系緊張，戰爭可能一觸即發，整個以色列和摩薩德的工作重心已經轉移到與戰爭相關的方面，追捕納粹戰犯的工作只能暫緩。
我認爲第二個原因更合理，戰後摩薩德特工在南美各國活動頻繁，讓南美國家感到他們的主權受到冒犯，特別是綁架艾希曼事件，更是明顯的侵犯了阿根廷的主權，此後阿以兩國關系惡化。雖然南美各國都明裏暗裏的支持納粹戰犯，但以色列也不願意因爲幾個逃亡的納粹戰犯而讓自己與南美關系進一步惡化，特別是在有可能爆發戰爭的情況下，盡管第三次中東戰爭在五年後才爆發，但以當時以色列所面臨的處境，它不會因小失大爲了一個門格勒去與衆多的國家交惡，這才是放棄抓捕門格勒的真正原因。
- 奧斯維辛的“死亡醫生”
約瑟夫·門格勒1911年出生于一個富裕家庭，1935年獲得慕尼黑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三年後又獲得法蘭克福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按理說，這應該是一個在生物醫學方面頗有造詣的天才，他應該用自己的知識造福人類才對，然而，事實正好相反，在納粹集中營裏，他打著“醫學研究”的名義，毫無人性的對衆多的受害者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摧殘。
門格勒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一項日常任務，就是對列車剛送來的猶太人進行篩選，那些身體健康的猶太人可以留下來服苦役，絕大多數人被黨衛軍醫生判斷爲沒有利用價值，直接送進毒氣室。
爲何一個本該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醫生，會成爲一個反人類的殺人狂魔？納粹推行的種族主義是關鍵因素，在他們的意識形態裏，除了雅利安人，其他民族都屬于“低等民族”，都不配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種意識形態與所謂的醫學、優生遺傳學結合在一起時，就造就出了許多門格勒這種將醫學措施用作摧殘他人手段的“科學魔鬼”。
- 門格勒在戰後的活動軌迹
門格勒在1945年1月蘇軍解放奧斯維辛前十天逃跑，他帶走了一箱“研究資料”，其他無法帶走的材料全部銷毀，然後把自己僞裝成國防軍在6月向美軍投降，由于他腋下沒有黨衛軍成員的紋身，加上盟軍對戰犯通緝工作存在混亂，門格勒蒙混過關，在7月被釋放。他用弗裏特·烏曼的化名取得了假身份，在巴伐利亞羅森海姆附近一個農場找到工作。
門格勒在護照上的照片。
很多納粹戰犯都與門格勒一樣，致死不改他們對納粹理念的推崇和信仰，在戰後納粹反人類罪行被大量揭露、鐵證如山的情況下，這些人依然沒有任何忏悔，甚至根本不認爲自己曾經的行爲是罪行，這種現象已不能用“頑固”、“愚忠”等詞彙來定義，也不能用“開脫罪責”的動機來解釋，一種被世界公認的罪惡，在他們心裏仍然被當成正確的選擇，而且傳承到後人，至今陰魂不散，這才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從1972年開始，門格勒的健康狀況就開始惡化，他患有高血壓、腦中風等疾病，經過治療稍有好轉，但平衡能力欠佳，也就是這個毛病，最後要了他的命。1979年2月7日，他來到海濱度假聖地貝爾迪奧加拜訪老朋友，在下海遊泳時再次中風，溺水而亡，因爲他從1971年以來一直使用沃爾夫岡·格哈德的身份證，所以他下葬時也是用了這個名字，死後都沒有使用真實姓名，這也給後來的追查甄別帶來了很大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