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廣播公司網站3月19日發布題爲《“偵探”快馬加鞭阻止病毒在新加坡的傳播》的報道，現將報道編譯如下：
新加坡是首批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國家之一。在新加坡，“偵探們”正在追蹤潛在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設法領先病毒一步。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現在是不是爲時過晚？
6000人被精准追蹤
1月中旬，20名外國遊客抵達新加坡過年。他們在一家不起眼的中藥店有過停留。這個旅遊團在行程結束後就回國了。不過，他們留下了一些東西。
2月4日，新加坡政府報告說，新冠病毒已蔓延到當地社區，旅行團停留過的永泰行藥材店是第一個聚集點，一名當地導遊和三名售貨員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他們現在已經康複，但如果新加坡缺乏一套缜密且覆蓋廣泛的追蹤接觸者計劃，情況可能會更糟糕。該計劃從一個人追蹤到另一個人，並跟蹤病毒的傳播鏈條，在這些人會進一步傳播病毒前，對他們及其所有的密切接觸者進行識別和隔離。
截至3月16日，新加坡已確診243例新冠肺炎病例，無死亡病例。其中約40%的人最初的情況是新加坡衛生部通知他們需要接受檢查和隔離。
迄今爲止，總共有6000人被追蹤到，具體的方法包括通過閉路電視監控系統、警方調查以及老式的耗費大量人力的篩查工作——往往從一個簡單的電話開始。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周六下午，英國籍瑜伽教練梅莉薩在戶外燒烤時接到了一個電話，被告知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
她說：“他們問‘周三下午6點47分你是在出租車上嗎’？這非常精確。我想我有點慌了，腦子一片空白。”
梅莉薩記起來自己當時確實在出租車裏——後來，她看了一眼自己的打車軟件，才意識到這一趟路程只花了6分鍾。到現在爲止，她也不知道是司機還是另一名乘客感染了新冠病毒。她只知道是新加坡衛生部的一名官員打來電話，告訴她需要待在家裏接受隔離。
第二天，梅莉薩才發現這些官員有多麽嚴肅。有三個人出現在她家門口，戴著醫用口罩。她說：“這有點像電影裏的場景。他們給了我一份協議，也就是隔離令，說不能出門，否則就得罰款和坐牢。這是一份法律文件。”
她說：“我知道，自己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法律嚴格的國家。”
新加坡每平方公裏有近8000人，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之一。未識別出的感染人群可能會迅速傳播這種病毒。經濟和醫療服務可能面臨巨大壓力。新加坡別無選擇，只能設法尋找並隔離所有可能受感染的人。
刑偵部門介入調查
康塞桑·埃德溫·菲利普是新加坡中央醫院三名追蹤接觸者的“偵探”之一。新加坡中央醫院是一家負責治療新冠肺炎患者的政府醫院。
在病人來到醫院時，他的團隊首先與之交談，了解他們與誰接觸過以及在哪裏接觸過。
他說：“一旦我們從實驗室得到了（病人核酸檢測呈陽性的）報告，就不得不放下一切，一直工作到淩晨3點左右。第二天，工作又開始了。”
他們將這一重要信息交給新加坡衛生部的工作人員，然後繼續展開相關的追蹤調查。他說：“沒有這第一條信息，什麽都無法連接。就像一個拼圖遊戲，你必須將所有碎片拼接在一起。”
祖貝達·賽義德領導著新加坡衛生部負責下一步工作的小組。
她的團隊經常面臨收集信息的挑戰——比如，有些病人病得太重了，無法回答問題——這讓他們的工作變得更困難。她說：“對于這類確診病例，我們將盡可能獲得二手信息，但這也很困難。”
這就是下一個小組的用武之地，因爲新加坡還可以發揮讓警方刑偵部門介入調查的優勢。
新加坡刑事偵查局高級助理警務處長連錦桦（音）通過電子郵件告訴記者：“警方和衛生部每天都舉行電話會議來交換信息。平均每天都有30到50名警察在追蹤接觸者，有時候會增加到100多名警察。”
追蹤接觸者是新加坡警方日常工作的首要任務——可能是因爲新加坡犯罪率低。
偶爾，警員們也會從刑事調查部門、麻醉品局和警方情報部門獲得協助。他們利用閉路電視監控系統、數據可視化和大數據調查來追蹤那些最初無法確定身份的人，比如，未使用預約打車軟件或使用現金支付的乘客。
從朱莉的例子來看，效果是明顯的。她在2月初去醫院時感到頭暈並出現發燒症狀。在醫生告訴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後不到一小時，相關系統就啓動了。
朱莉說：“我接到電話時，正在病床上。”接下來是被細致詢問了她在過去七天裏做過的一切事情以及她遇到的每一個人。
她說：“他們想知道我跟誰在一起，我幹了什麽，他們的名字是什麽，然後是他們的聯系電話。”
“偵探們”一直在尋找密切接觸者，通常是在兩米距離內與感染者共處超過30分鍾的人。
她說：“他們對與我擦肩而過的人不感興趣。他們找的是與我共處了一段時間的人。”
朱莉與追蹤密切接觸者的“偵探”交談了近三個小時。通話結束時，她確認了50個人。衛生部聯系了所有人，並對他們下達了14天的隔離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