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我抵達斯德哥爾摩，作爲一名交換生就讀于瑞典皇家理工KTH。
2020年3月23日，我搭乘國航，逃難回國。
我見證了瑞典疫情從1例增長到2046例。
1月31日第1例
1月31日，瑞典確診首例新冠肺炎。
一位旅客從中國返回瑞典後，主動居家隔離和就診，這例輸入病例並未引起疫情擴散。當時，瑞典政府沒有針對新冠病毒疫情頒布應對措施，只要求從中國返回的旅客居家隔離兩周。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瑞典的公共衛生部門，俨然忘記了疫情的存在。閱讀瑞典媒體，每天都在關注遙遠的中國在如何應對疫情。我認爲，這或許爲瑞典後續的防疫埋下了禍根。


雪後校園
3月4日瑞典失控
3月4日，瑞典的確診人數陡增，確診數隔天就翻倍，52，94，137，161……
我開始擔心疫情的發展。
同學之間相互打趣說：“這確診數規律得可以建立預測模型了”。父母繼續囑咐我買口罩，但我相信公共衛生署的評級：官方將傳播風險從低調至中，並宣稱“新冠病毒對瑞典並不構成威脅”。
病毒似乎不會影響我的日常生活。但一方面，耐不住父母的催促，另一發面，目睹了口罩在國內防疫中的應用，我在國內學姐的幫助下，網購了50片一次性外科口罩。
隨著確診數陡增，我和同學們越來越擔憂，但我並不打算立刻回國，想再觀望一周，不到萬不得已不想放棄珍貴的學習機會。父母由催買口罩變成催回國，他們覺得瑞典傳染病專家安德森（Anders Tegnell）對新冠病毒的了解，還不如中國的普通民衆。
3月11日，考試周結束，作爲交換生的我們與國內老師們連線討論是否該放棄交換回國，結果，可愛的老師們一致拍板：“回，馬上回！你們回來是幫政府抗疫，留在那是添亂。”
當晚，我們幾個交換生買到了低價的3月23日國航直飛北京的機票。
斯京街拍
瑞典政府錯開感染高峰、避免醫療系統崩潰的策略，是國情決定的，可以理解。可我推斷，放棄檢測輕症後，疫情不會好轉，一人病倒，傳染全家。
瑞典政府最初不贊成停課停航，“社會暫停的危害比新冠所帶來的危害更大”；現在，隨著歐盟其它成員國實施邊境封鎖，瑞典不得不宣布嚴控邊境。18日，瑞典政府宣布關停中學和大學教育，23日，關閉阿蘭達機場除T5航站樓外其他區域。各企業也號召員工在家辦公。
然而，這些決策已經遲了。
“斯京飛國內信息共享群”兩日就加滿500人；國航的機票從三千多人民幣暴漲至一萬多，瑞典克朗對人民幣的彙率也暴跌至0.68，超市內的“衛生紙“也開始被搶購。
3月23日回到祖國
9小時的平穩飛行，通過體溫檢測和海關，在天津濱海機場，我回到祖國的懷抱。
返航時，我在客艙中忍受著口罩帶勒在耳朵上的疼痛和N95口罩的窒息感。我不禁想到醫務工作者們的艱辛——每天冒著健康風險和身體的疼痛，奮戰在一線。同樣艱苦的，還有那些兢兢業業，無懼無畏的基層人員。
我感到僥幸：
在過去半個月裏，國航的航班除16日和23日的CA912外，其余航班全部因故取消。其他航空公司如芬蘭航空和俄航等，也陸續取消航班或不符合入境條件，國際航線每日都在減少。
我在航班會不會被取消的惶恐中煎熬了兩周。雖然我們幾個趕上了末班車，令人難受的是，有些同胞因爲不可控的因素，將不得不留在斯京面對沒有馳援的疫情。
機場工作人員
紙上的童話
就像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說的：“歐盟的團結是寫在紙上的童話”——德無德，法無法，抗疫之初，意大利口罩被截無人施救。
在中國果斷封城，傾舉國之力，力挽狂瀾之際，歐盟內部互相扯皮和各自盤算，在醫療資源短缺的將來，情況恐怕只會更糟。誰能想到，最先援助意大利的竟是中國和俄羅斯。
我一直認爲一個國家的政府機構和人民要區分開看。
瑞典媒體辱華和枉顧現實，是事實；但我接觸到的普通瑞典人，待人熱情平等，不像“燈塔國”，防疫開天窗後拿華裔做替罪羊。瑞典人面對疫情也並非無動于衷，只是國情如此罷了。一百年的和平發展，使它在面臨危機時措手不及。
瑞典政府應對疫情，先是無爲而治，後來“鴕鳥政策”，現在，聽說要建野戰醫院和方艙了，算是開始抗疫。雖然瑞典政府懈怠此次疫情，未能預警民衆，也不采納民衆的聯署建議，丟失了防疫的時機，但衷心希望瑞典人民能平安度過這次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