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這個估計在世界人的眼中就像一個“天堂”般的存在，經濟發達，環境優美，人民幸福指數極高。實際上新加坡于1965年才獨立建國，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很多人把這種功勞大大地附新加坡政府的作用上。領導人的功勞無可厚非，然而在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國家獨立成型過程中，也存在各種各樣的偉人，有的緩慢崛起而有的日趨落魄。唯獨新加坡這個小島國家，在狹小的國土和有限的資源環境下，短時間就創造了奇迹。這背後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它基本上占據齊全，其中最核心的要屬“人和”。因爲這個被李光耀稱爲“世界人種博物館”的多元民族、文化、語言的社會最終走向凝聚和獨立，靠的就是群體之間神一般的“自我認同”和“國家認同”。
崛起之前的認同危機
18世紀中葉時期，當時英國正在一邊擴張其在印度的版圖，一邊忙于與中國的貿易，急需找到一個能夠讓其船只停泊、維修的港口，隨後就把目標定在了馬六甲海峽附近，分別在槟城和新加坡建立了貿易站。除了交通位置的優越，此地橡膠種植業也發展蓬勃，在當時新加坡成爲全球主要的橡膠出口及加工基地。
1819年，大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雇員斯坦福·萊佛士在登陸新加坡，並開始管轄該地區。自此開始，新加坡便走上了長期的被殖民時代，先後被英國、日本占領，在獨立前還曾劃分到馬來西亞自治邦統一管轄範疇。也就是說新加坡這片土地上，是一個多民族的移民地帶，不同的民族內部又有各種不同的群體，在語言結構、生活方式、文化傳統，甚至于宗教信仰層面都有很大的差異。
衆所周知，世界上很多國家實現統一和民族認同的基礎，要麽是語言的統一，如芬蘭、德國、北美大陸等；還有一部分是宗教信仰的統一，如伊斯蘭教地帶和基督教地帶的國家；還在一種依托長久的民族意識統一不被割裂，如中國。新加坡要實現民族身份認同和走向獨立，現實條件可謂是困難重重，就單單宗教信仰一塊，就涵蓋了全世界最主要的五大宗教，如果一旦産生動蕩，宗教就可能成爲新加坡消亡的直接原因。
所以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的民族、種族和宗教文化，新加坡人民最薄弱的環節就是“國家”概念，如果說此時的新加坡人有“群體” 的意識，他們也屬于各分散的種族，作爲一個“國家人民”，這種互相間的認同方式是不存在的。
打破認同危機，多元文化並存的“新加坡人”認同感出現
二戰時期，日本爲了奪取東南亞的天然資源，應付戰爭的需要，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就開始了入侵馬來半島，于1942年2月15日占領了馬來亞半島，新加坡進入了3年多的黑暗的日治時代。日本戰敗投降以後，1945年9月，英軍回到新加坡，英國軍管開始，英軍回來的時候雖然受到了人民的歡迎，但是他們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裏，他們已經不是那麽戰無不勝的了。新加坡人民開始有了政治覺醒，淪陷期的苦難讓新加坡人民開始相信要靠自己保衛這片土地，這間接地促成新加坡走向獨立。
一直到1959年，新加坡才取得完全自治，並在當年5月新加坡的第一次大選舉行，新加坡成立了自治政府，李光耀成爲首任總理。不過此時它還被劃分到馬來西亞自治邦統一管轄範疇。1965年8月9日，馬來西亞國會以126票的全部贊成票，同意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爲一個有主權、民主和獨立的國家。
- “新加坡人”的意識培養
李光耀組織的新加坡政府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身份”認同組建改革。意識到新加坡民族關系的複雜性，如果選擇單一的民族或者單一的語言信仰，都可能成爲將來動蕩的潛在危機。鑒于此，新加坡政府時刻都在防止某一民族的文化成爲中心，就沒有盲目照搬西方文化，也沒有主張固守本國傳統文化，而是因地制宜地整合東西方文化資源使之走向創造性的發展。簡而言之，這種東方和西方的結合精華真正融入到多元人群當中，它不靠單邊主義，而選擇綜合共生模式下的“文化再生運動”，一種有關“新加坡人”的意識形態開始出現。
因此，新加坡政府無論在政治還是法律上都沒有明確地以不同民族來區分國民，而是統稱爲“新加坡人”，這就大大地弱化了原本的群體概念。但是一方面政府堅持承認國內是由多種民族和多宗教共生的，也反複強調和向人民灌輸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社會，各民族平等，大家應該相互包容，和睦共處，這種模式讓人異常熟悉，正是借鑒了中國2000千來統一狀態下的多元民族政策。
- 家庭意識形態的搭建
除此之外，特別政府推出了“家”的概念，因爲家庭是建立社會凝聚力的基礎，有了小組織的穩定，才有所謂的“國”的健康。那麽的所謂的家庭組建首先考量的是居住問題。
實際上在殖民結束初期，整個新加坡的經濟環境狀態並沒有想象中好，由于土地狹小，資源有限，就連居民的基本居住條件都顯得熾手。當時200萬人口中有40%的家庭住在貧民窟或棚戶區，能夠住上像樣住宅的人口只占居民總數的9%，政府面臨嚴峻的住宅問題。20世紀60年代初，新加坡成立了建屋發展局，專門負責建造公共組屋。一方面是爲了解決社會居住條件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新加坡政府有意去淡化原本的種族差異意識，通過“組屋政策”盡量地使多個民族混合居住，逐漸的用國民意識超越族群意識。
在所有的“新加坡人”眼中，當家庭組建形成後，要舍棄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就需要不斷的了解彼此，那語言也是多元化又該怎麽辦呢？于是政府規定用英語這一國際語言來作爲共同語言，小範疇保留民族語言，既不打壓多元文化，也不讓任何一種種族語言有高標准的位置。
飛速崛起的背後，是神一樣的國民身份認同和價值觀
在百年的殖民曆史下，無異于造就了價值觀上的多元特征，即便是靠著新型文化和家庭意識的建立，整個新加坡人對所謂的“國家”意識仍然比較淡薄。
- 國家認同感和價值觀的塑造
除了李光耀執政階段的強化群體意識手段，1988年10月，時任新加坡第一副總理的吳作棟提出要制定以新加坡各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爲基礎的國家意識之後，引起了一時間的轟動，最終達成共識。所以在1990年新加坡政府明確地提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新加坡”的口號，並將此寫進了國家《共同價值觀》的文件當中。其目的就是爲了讓整個新加坡人有可以拿出來的共同價值觀內容，這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和支持，成了接下來新加坡經濟飛速提升的法寶。一個國家想要快速進步，重點來源于穩定的政府和社會環境，人民之間的互相認同才不會産生分裂與暴動，如此看來，新加坡從內核上就建立了良性循環的基礎。
- 《儒家倫理》的借鑒和傳播
爲了鞏固這種來之不易的身份和民族認同，李光耀選擇用“儒家文化”爲核心的東方價值觀作爲新加坡的未來發展導向，因爲這是符合國家地理位置和人口構成的現狀，印度人的氣質、馬來西亞人的風俗、以及西方的理想，通通都是圍繞著東方的儒家價值觀展開。
所以當我們走在新加坡的街道上時，從校園中透出的教育氣息，就有很濃厚的東方儒家禮儀精神。新加坡制定的《儒家倫理》課程明確地提出了教學宗旨“愛我們的國家——新加坡”，並且成爲了中學生的選修課程，重點講授“人民與社會”、“個人、家庭和社會”、“儒家思想和我國社會的關系”等內容。
這些千方百計的儒家傳統價值觀又帶著新加坡的社會特色，最終在全社會普遍推廣，上升到國家主導的核心價值觀。換言之，新加坡在價值觀的教育上表現出了很強烈的政治色彩和鮮明的民族特色。他們可以在原有的民族上找到自己文化的“根”，也能在再生文化裏面找到相互之間的認同感。
小結：國家崛起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同心聚合力
由此看來，50年光陰似箭，新加坡創造了不可複制的輝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曾經是歐洲殖民國的附屬殖民地，即便是在獨立之後都帶著很頑強的身份認同劣性，對于一個統一的國家來說這是致命的因素，如曾經的中南半島分裂。但是新加坡處在一個民族、種族、語言和信仰多元的環境下，快速實現統一並且讓經濟飛升，一方面新加坡政府的“自我民族身份認同”推動政策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廣大的群體對和諧社會的期盼有關。誰都不想回到舊殖民時代的混沌狀態，都不願屈尊在強國的壓迫之中，所以一旦出現“國家認同”的向心力，多元民族選擇殊途同歸的模式。
把殖民曆史抛棄，用民族身份和國家人民身份認同開拓出新天地的國家，比比皆是，如北美大陸上的美國，南半球的澳大利亞，處在歐洲分裂環境中的各個小國。治下人民如今能夠安然生存，重點就在于“國家”和“民族”的意識凝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