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最大感染群S11榜鵝客工宿舍被當局劃爲隔離區後，客工們都遵守規定留在房內隔離。偶爾有單獨的客工走出來透透氣。（聯合早報）
作者 于野同
讀了紅螞蟻《何時才能檢測完所有客工》，心有戚戚焉。我自己還沒有“心累、麻木了”，而且還在不斷反複思考這個現象。
客工宿舍疫情大爆發，讓新加坡從世界抗疫資優生，一變而爲他國要警惕的教訓。鄰國甚至有評論認爲政府是否該負責任。這一觀點，在本地也引發了熱烈的討論。我覺得客工宿舍疫情，不能只是從新加坡的集體面子這樣膚淺的角度去討論。
從正面說，政府在事後的各種亡羊補牢措施，其實展現的正是負責任的態度。新加坡相信是全球唯一投入大量資源，保護客工生命安全和收入的國家。
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和人力部長兼內政部第二部長楊莉明4月23日探訪客工宿舍，慰問在一起非自然死亡案中過世的客工的室友。（人力部提供）
我完全可以理解各個負責部長，以及所有投入遏制客工宿舍疫情蔓延的工作人員的辛勞。我覺得批評者就算有其道理，也不應該漠視這些努力，甚至應該給予肯定。
當然，我也同時覺得政府在回應時，或許應當更爲謙卑一些，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人非完人，哪有不犯錯的？ 如果僅僅一味堅持成績，對批評寸步不讓，恐怕也會讓至今所有的苦勞，被批評者和旁觀者一筆勾銷。
因此，我認爲政府在客工宿舍的防疫上確實是有疏失的，盡管後來的彌補功夫，相當程度上抵消了先前的錯誤，但是說客工宿舍的疫情暴發，完全是政府疏失的責任，卻也不是公平的說法。
客工宿舍所揭露的新加坡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並存的現象（客工宿舍每天確診病例都是幾百人增長，但新增社區確診病例最近已經控制在個位數），背後還有更大的原因。
我認爲，禍根早在1990年代，新加坡接受了英美興起的市場崇拜的意識形態，就已經種下了。
新加坡丹絨巴葛區在1990年12月的發展面貌。（海峽時報）
還記得1980年代美國裏根總統的名言“政府不是答案，政府才是問題”嗎？新加坡接納這套意識形態，在1990年代開始迷信市場，把衆多國有企業市場化，電信、電力、組屋（根據市場定價），最後連郵差和巴士、地鐵司機都成爲上市公司雇員。
因爲迷信市場萬能，一切都開始從成本/盈利的角度去對待，廉價的客工能夠大規模降低成本，所以大量引入，刺激了199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
2003年興建中的環線地鐵站。（海峽時報）
這種增長的確給股東創造了巨大的利益，也讓消費者獲得好處，所以大家都認爲是最有效率及合理的做法，至于被犧牲掉的人，包括客工，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因爲市場決定價格。
所以，現在那些批評客工宿舍管理不善的人，其實也不妨扪心自問，在疫情暴發前，自己在享受低廉消費的時候，到底有沒有意識到客工不只是廉價勞動力而已？
疫情讓我們開始正視隱藏在第一世界社會裏的第三世界，讓我們正視客工也是有血有肉，有家庭親人和喜怒哀樂的個體。現在的亡羊補牢，不只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更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抱著忏悔的心情去反省的。
很多經濟學者說，疫情會加速去全球化的過程，因爲大家突然都意識到風險有多大。
同樣的，我相信這種去全球化過程，也包括對客工的安排。善待他們雖然會提高經濟成本，但是卻也會降低社會的風險（當然這也是人道的價值）。
疫情後的新加坡，在善待客工的同時，也應該檢討經濟對他們的依賴程度。我們的經濟結構，必須做出重大的調整。政府如果起帶頭作用，才是真正做到亡羊補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