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這篇文章寫于2020年3月，當時新加坡疫情還不算嚴重，高峰期時也沒有超過400例。可是在4月初新加坡疫情開始爆發，集中在客工宿舍（外來務工人員），截止到目前爲止，新加坡確診病例已經超過兩萬，但是其中80%都是在客工宿舍，本地感染病例是少數。日前新加坡政府也公布了一些措施，5月中旬開始陸續開放部分商業機構，例如飲食店、幹洗店、居家烘焙等等。這是一個好的信號，希望這個漫長的寒冬趕快過去，我們那麽想念那個俗不可耐的煙火人間。
01
工作八年之後我有機會去了新加坡留學，這段異國求學經曆給我帶來的益處是我再度畢業之後重新進入工作崗位才開始慢慢領會到的。回到職場至今已是第二年，我開辟了不同于以往的工作領域，也掌握了很多新技能，願意去嘗試新的東西。而這兩年最重要的體會是，我在考慮問題、解決問題的時候，在面對工作挑戰的時候，在進行職業規劃的時候，都有了自己獨立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個人自信心的增強，讓我無論是在職場還是在生活中都更加有勇氣。
最近是一段很特殊的時期，我們都被疫情困擾著，重大災難的來臨總讓我們感慨平常日子的珍貴，而不是將一切都視爲理所當然。每思及此，我不免感歎新加坡的兩年經曆實在是太過珍貴。身在國內，我也日日都在關注新加坡疫情的發展形勢和政府的應對措施。
新加坡疫情在剛剛開始爆發的時候，政府防治疫情的措施還被诟病爲“佛系抗疫”“新加坡會不會成爲下一個武漢”等等，然而數據顯示，新加坡從1月23日發現第一起病例以來到3月1日止，共有確診病例102例，死亡病例爲零，治愈72例，治愈率全球之最，病毒檢測率全球之最。這102個確診病例的源頭都非常集中，而且這些場所被迅速鎖定，涉及人員也被隔離或者收治。
今天還與在新加坡的華人同事通話，她說一切正常，在大街上戴口罩的是少數，大部分人就像新加坡政府勸告的那樣：“如果你沒有生病，就不要戴口罩。” 新加坡政府這樣的作爲有他們的原因：一來新加坡本地沒有生産口罩的能力，全部靠進口；二來囤積的口罩不足以供給560多萬民衆使用，爲避免瘋搶行爲，政府不鼓勵全民都戴口罩，而專家也建言是可行的（然而事實卻有點打臉）。
新加坡政府一直被視爲“保姆政府”，因爲他們對人民關心備至，從生活到職業發展，政府的政策措施都非常細致，這與新加坡這個國家的基本國情分不開。
02
新加坡是一個袖珍國家，占地面積不足800平方公裏，常駐人口在560萬左右，人才是他們唯一的優勢。他們只有不斷産出高素質的人才，才可以吸引外資，保持自己的競爭力。
由于整體秉承了英式的教育體制，新加坡本地的教育選擇其實是很多的，這一點很“西方”，但是在學習強度上面，新加坡可以說很“東方”了。小學六年級畢業之後就有分流測試，進入初中之後又有一次分流測試，這次分流之後基本可以決定學生的未來命運，甚至我的很多新加坡同學說，小學畢業測試就已經決定了未來，所以新加坡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安排去上課外輔導課。
和中國一樣，這些輔導機構是一條非常強的産業鏈。我記得在課堂上，我們反複不斷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我班上的同學大部分是新加坡本地人，而且大多數都擔任著中小學校長、教務長的職務，他們對這個課外輔導可以說感情非常複雜，討論得激烈的時候，真是很難說誰對誰錯。
課外輔導的介入其實在本質上加強了教育不平等 ，因爲家境好的孩子一定可以付出更高成本送小孩到更好的課外輔導中心，而家境一般甚至是較差的孩子就沒有這樣的機會，而這不同境遇的孩子們在課堂上的表現就會不一樣，大家就開始討論起資源不均等和階級分層、階級固化的問題。家庭條件好的學生必然擁有更多資源，家庭不好的學生相對處于劣勢，這類似國內之前也一直熱烈討論的話題“寒門是否真的很難再出貴子”等等涉及到教育平等的問題。
反觀教育的本質，目的是要爲不同階層的人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機會，是所謂精英教育制度（meritocracy）最重要的體現形式，可是資源分配很明顯就是不平等的。我記得有一次在課上講到這個話題，有個同學就提了一個問題：“我們總是在討論資源分配不均，可是我們有沒有討論哪些資源是不均等的，我們究竟擁有什麽資源？”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因爲他把問題帶到了更加深入的層面。
03
去新加坡留學之前，我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通過課堂上和同學的交流、和教授的討論，我開始慢慢了解這個國家。出于國家發展的功利主義角度，新加坡政府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嘗試。
我記得有一門課是關于新加坡建國以來實行的教育政策，在建國時期(1965-1975年)，因需要大量從事基礎工作的人，政府開始鼓勵支持各類職業院校，培養諸如汽修、機修、公共基礎建設方面的技術工人來建設新加坡。隨著國力增強，80年代開始，新加坡通過滿世界拉外資，降低稅收，培養高技術員工，土地優惠租用等等措施將一個島嶼打造成了一個外資的理想投資地。這個時候政府對人才的要求開始提高，不僅僅是需要培養技術人員，還需要培養金融和經濟方面的人才。因此對公立學府如新加坡國立大學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撥款越來越大，除此之外，政府也鼓勵私立院校和海外院校合作，爲更多國民提供深造的選擇。
留學一年，可謂是淺嘗辄止，有幸在畢業之後留在了新加坡工作，就職于當地的一家私立高等院校，算是和自己的求學經曆有了一個對比。新加坡的私立學校其實也非常有水准，每年都有專門負責監管的委員會來評估，而這套評估系統也讓新加坡私立學校保證了一定的質量。在私立學校的感受就是，學校的運營已經整體非常企業化模式，從招生部門到市場部門，都和企業無甚差異。實際提供的課程，也是完全和就業市場接軌，學生就業指標是私立學校極爲重視的指標之一，所以每年都會根據市場需求開設新課程。私立學校都是小而精，政府有意爲之，旨在可以靈活適應各種變化。對于私立院校和公立院校的定位，新加坡政府可謂是分得十分清楚。
寫在文末
新加坡年輕一代常常被譏笑爲香蕉人：外黃裏白，看著是華人，其實完全是個白人的內心，甚至可能都不會說中文。我記得在一門比較教學的課上講到了語言的文化殖民，把英語作爲第一母語的國家，他們的文化不可能不受影響。新加坡也是這樣，但無論如何，如今的新加坡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前幾天我收到南洋理工大學一位教過我的教授的來信，我就借她郵件裏的一段話結尾吧：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Singaporeans are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over exam results, school places, enrichment activities timing, etc. It is no surprise that in situations of crisis, anti-social choices and behavior are exacerbated. I encourage us all to reflect, as educators, what more can we do in our lives—both on a daily basis as well as in times of crisis—to ensure that ourselves and our students/children can learn to think beyond ourselves, remain humane, and recognise that we are all a part of a much larger global huma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