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談到明朝的時候，都會對它中後期的“閉關自守”“不思進取”而連連搖頭，甚而認爲明朝官吏都是笃行程朱理學，迂腐之極的“榆木腦袋”，對外界的進步漠不關心。而這種不思進取和“夜郎自大”就是中國在各方面（尤其是武器方面）開始落後于西方的根本原因。然而，事實真的是如此麽？

其實，如果細心進行考證，辨析，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事實並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明朝君臣自始自終對于外國的“長技”抱有一種開放、欣賞的態度，並成功的將其“爲我所用”，使其轉化成爲了“中國長技”。至于明朝中期武器落後于西方，則是另有原因，和文化與士大夫或者程朱理學，關系並不大。

一、明朝中期武器落後于西方的原因

對于明中期以後西方武器的強大，以及明朝武器與其的差距，明朝君臣是有極其強烈的感受的。讓我們看看萬曆中期明朝官員對荷蘭戰艦的記載：

福建總兵朱文達說：“紅夷勇鸷絕倫，戰器事事精利，合閩舟師不足撄其鋒。”巡按禦史方元彥認爲：“紅番視呂宋爲強，而性較呂宋最悍，船以夾板爲名，水戰莫之能禦。”同安池浴德稱，荷船“十倍戎艘，內格三層，外附鐵板，銅铳金刀，精利甲于被邊”，“我之舟與器皆不及夷，殺之是往遺之禽也”。

要談明朝君臣對西方武器的學習，我們必須先弄清楚一個大的背景：爲什麽從明朝中後期開始，中國武器的性能開始落後于西方了呢？

對于這個問題，原因是很簡單且顯而易見的。在過去，很多人都想複雜了，什麽冶煉技術啊，文化啊，程朱理學之類。但筆者認爲，答案其實非常簡單：用不到啊。

在宋元時代以及明初期，中華大地上戰亂不斷，烽火連天，各大實力均衡的政權互相對峙，誰也不服誰。這樣的局面，實際上是最有利于武器的發展的。因此，宋代的神臂弓、突火槍，元代的回回炮，明初鄱陽湖上的高大戰船，便成爲了那個時代武器大發展的最好見證。

然而在此之後，天下一統，海內升平，明朝周邊沒有了那種可以與之一較高下的，文明程度相近的穩固政權。這樣的局面，自然會造成明朝武器發展的停滯。與之相反，14-17世紀的歐洲，則是烽火連天，戰雲密布，英法百年戰爭、玫瑰戰爭、法國意大利戰爭、英西戰爭、三十年戰爭……可以說是無日不戰，無年不戰，而這些戰爭，又都是文明程度相等、科技水平類似的國家之間發生的。就是這樣的背景，才造成了西方武器的大競賽、大發展。

那麽，等到西方人終于來到中國海岸，中國的安全開始受到實質性威脅的時候，明朝官員又是做何反應的呢？

二、明朝官員對西方武器迅速的吸收、學習

明朝對西洋火器的研究和防制，可以劃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514年，第一位葡萄牙人喬治——阿爾瓦雷斯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並樹上了一塊代表葡萄牙王室的“界碑”。僅僅7年之後，廣東白沙巡檢何儒便發現了葡萄牙武器的先進性。爲此，他招降葡萄牙船隊中的中國工匠楊三和戴明等人，得到制造蜈蚣船铳的方法，“研審是實，遂令如式制造”，于是： “中國之有佛郎機諸火器，蓋自儒始也”。

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等上疏奏請將廣東所得佛郎機铳法及匠人引入南京，仿造佛郎機火铳。兵部議覆後同意，于是世宗批准從“廣東取匠”“于南京造之”。八年已升爲都禦史的汪鋐奏稱自己“先在廣東，親見佛郎機铳，致遠克敵，屢奏奇功，請如式制造”。世宗下诏鑄造 300 件，分發各邊應用。此後，明朝官方的兵仗局開始大規模仿制佛郎機铳。二十三年，朝廷仿造西洋火器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允許各邊自行制造，“令山西三關自造”連珠佛郎機炮。

由此可見，僅僅在葡萄牙人發現中國的7年之後，明朝便成功仿制了“佛郎機铳”，並迅速推廣開來，其速度，不可謂不快。

第二階段：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荷蘭人開始來到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活動。僅僅在四年之後，明朝人便利用荷蘭人襲擊澳門時損失的一艘船，開始了對荷蘭人先進火炮的仿制。天啓元年，李之藻就已稱“香山嶴夷商所傳紅夷大铳者，臣向已經營有緒”，並說“臣聞往歲經營亦曾仿造此铳”。很快，“紅夷大炮”就在對後金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這種荷蘭火炮（後被命名爲“紅夷大炮”）的仿制過程可以明顯的看出，荷蘭人的先進武器一出現，便引起了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視，並對其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學習。

第三階段：萬曆四十七年葡澳政府“曾自一支在澳門附近擱淺的英國船上獲有大炮三十尊”。由于遼東戰局危急，泰昌元年徐光啓等人通過教會關系以及廣東地方政府的協助，籌款購買了澳門葡萄牙殖民當局從英船上所獲火炮中的 4 門。在購炮的同時，徐光啓等人還雇請了10 位懂技術的铳師，試圖對這種先進的英式火炮（即英國加農炮）進行仿制。這些比荷蘭火炮還要先進的英國加農炮還來被稱作“西洋大炮”。

從這三個階段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對西洋先進武器的“反應”是極快的。往往是在這種武器出現在中國沿海僅僅數年之後，明朝官員便開始了對其的仿制。（而且還是沒有打敗仗的情況下，這和清末被打的媽都不認識才想到仿制形成鮮明對比）很明顯，認爲明代官員“自大”“迂腐”的偏見就是無稽之談。

實際上，明朝官員不僅仿制西洋火器，還對其進行多方面的改造，發展，形成了“青出于藍勝于藍”的局面，使得火器從“西洋長技”發展爲“中國長技”。

三、明朝官員對西方先進武器的改進

明朝官員對西洋火器的改進，集中體現在他們對“佛郎機”的改進上。以下列舉一下《中國火器史》中提到的弗佛郎機種類：

（1） 戚繼光制造的五種型號的佛郎機。其中“一二三號大佛郎機用作艦炮和城堡的防禦，四號中型佛郎機隨軍機動作戰，五號佛郎機裝備單兵使用。”

（2） 大樣佛郎機，即短粗型火炮。

（3） 中樣佛郎機，“出土實物中，發現刻有‘兵杖局造’‘中樣佛郎機’字樣的五件制品”“銘文的編號表明，至萬曆二年，已經制成中樣佛郎機17114件之多，遠遠超過《大明會典》記載的數字。”

（4） 小樣佛郎機。從銘文判斷，實際制造的小樣佛郎機要遠遠超過了文獻記載的數量。

（5） 馬上佛郎機。根據出土實物編號，制造數量比《大明會典》記載的至少多出6861件以上。此佛郎機“铳身小而輕，便于騎兵使用。”

（6） 佛郎機式流星炮。最大編號頁超過會典記載的制造數量。

（7） 百出佛郎機。

（8） 萬勝佛郎機

（9） 連珠佛郎機

（10） 無敵大將軍炮

（11） 銅發貢

除了佛郎機外，明代新型火铳的研發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其見于文獻記載的就有“掣電铳”（加裝子铳）“鷹揚铳”“旋機翼虎铳”“三長铳”“迅雷铳”（有點像左輪手槍，可一次發射18彈）“震疊铳”“賽貢铳”“連子铳”“一窩蜂”“劍槍”“雙管槍”（前兩者都類似于給槍配上刺刀）“三管槍”“四管槍”“五管槍”“七管槍”“八管槍”“十管槍”“三十六管铳”（構造方法是先制造一個車輪式圓盤，安18根輻條，輻條兩側各安一個火铳，全輪共安36個。輪、铳全重200余斤，行軍時，一騾駝2輪，並帶發射架一個。發射時，射手轉動車輪，依次輪流發射，射完一輪再射一輪，可連續發射72枚彈丸，大大提高射速）“燧發槍”等。

還有輕型火炮：“虎蹲炮”“旋風炮”“飛蒙炮”“發射爆炸彈的火炮”，大型火炮：“大將軍炮”“威遠炮”“攻戎炮”“千子雷炮”“百字連珠炮”“滅虜炮”等。

由此可見，無論是對西洋先進武器的引進方面，還是在引進後的“再創造”方面，明代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因此，在明代中期，明朝官員紛紛把原引自西方的火器稱之爲“中國長技”：

嘉靖時期的遊擊將軍何良臣指出：“鳥铳出自南夷（指澳門葡萄牙人），今作中華長技，妙在打眼圓中，神在火門急迅，利在藥細子堅，中在腹長照准。”

隆慶二年四月。時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禦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饷的譚綸上疏稱：“再照禦敵之策，必以其所長攻其所短。今中國長技爲敵所甚畏者，無如火器，而火器之利，則又莫有過于鳥嘴铳者。”

萬曆二十七年左都禦史溫純等條奏防播之策時提到“多煉火器”，明確而具體地指出“中國長技，惟……大將軍铳、湧珠炮爲最。”

總而言之，明代君臣上下對于西方先進科技，並沒有所謂的“華夷偏見”，而是始終采取“爲我所用”的態度。這種態度其實不僅體現武器上，柯律格在《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中就提到，明代人對于外國物品總是“不吝激賞”。瑪窦曾評論說：“中國人有一種天真的脾氣，一旦發現外國貨質量更好，就喜好外來的東西有甚于自己的東西。”我想，這才是明代的中國人，真正對于外來世界，未來文明的態度罷。

參考資料：

1、 謝盛：《開放的先聲：明代“中國長技”概念的形成及其“師夷”特征》

2、 杜車別：《明冤：毛文龍、袁崇煥與明末中國的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