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光耀爲什麽說新加坡“都是失敗者的後代”
70年代末，新加坡迎來一位重要的中國客人，李光耀對這位中國客人說：“我們不過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後裔，而中國卻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貴、文人學士的後代。沒有什麽事是新加坡人能做好而中國人做不好的。”
中國客人聽後沉默良久。
這句話，被許多人解讀爲李光耀認爲新加坡“都是失敗者的後代”，當年下南洋的移民們，都是中國的社會底層，是中國的失敗者，活不下去才來到新加坡。
其實，新加坡不僅是“失敗者的後代”，更是一個資源匮乏的彈丸之地。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城市島國，面積僅682.7平方千米，還沒有北京的通州區大，卻擠下了500萬人口。新加坡更不像一些小國有著豐富的石油、礦産資源，靠著賣資源也能富裕起來。新加坡最多的只有錫礦，也在早年英國殖民時期被開采得差不多了。
更可憐的是，四面環海的新加坡，漁業資源也沒有因爲是島國就豐富起來，年産只有1萬多噸。淡水資源更是匮乏，連飲用水都要從國外進口。
好不容易攀上了馬來西亞，組建了馬來亞聯邦，又因爲吵架被趕了出去，被迫獨立建國。當所有人都在等著看李光耀的笑話，看新加坡的崩潰時，這群“失敗者”的後裔，僅僅用了30年，就建立起了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2018年新加坡人均gdp6萬多美元，排名世界第7位，在亞洲也只有開賭場的中國澳門和賣石油的卡塔爾能夠與之競爭。
新加坡不開賭場，李光耀一生最恨的就是賭博，他曾說：“新加坡要開賭場，除非跨過我的屍體”。也不賣資源，壓根就沒有資源可以賣，出口最多的産品是胡姬花，跟石油相比，根本就賣不了幾個錢。
新加坡之所以能夠致富，與李光耀建國時的治國政策是分不開的。
2、
幾十年“打壓中文教育”，
李光耀到老也不後悔
建國初期，李光耀推行最嚴格、時間也最長久的一項政策，就是“去中國化”。
新加坡74%的人口都是華人，漢族在新加坡占據了絕對的人口優勢。所以一開始有人建議，將中文作爲新加坡的官方語言，但遭到了李光耀的堅決反對。
不僅反對，而且李光耀還推行了“消滅中文”的運動，持續了幾十年之久。
首先，李光耀對華文學校下手。當時新加坡華文學校林立，從小學到大學，有著完整的教育體系，其中“南洋大學”更是華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所大學，是所有南洋華人的驕傲。但是在李光耀眼中，南洋大學就是一顆毒瘤。
南洋大學不除，“消滅中文”就不會成功。
從60年代開始，多種針對南洋大學的政策出台。
新加坡政府不承認南洋大學的學位，畢業生無法靠南洋大學的文憑找工作，更不要說考公務員。軍警多次闖入校園，抓捕“親中”的學生和老師，對學生的絕食抗議采取暴力驅逐手段。
而另一方面，由于全面推行英語教育，新加坡的各大中文小學和中學被迫關閉，沒有了華文生源，南洋大學無以爲繼。
1980年，南洋大學舉辦完第21屆畢業典禮後，就此成爲曆史。1986年，最後一家華文小學“新民小學”關閉，李光耀的“消滅中文”計劃取得成功。
除了“消滅中文”，李光耀還要清除中國習俗。因爲他深知傳統習俗才是文化影響力最深遠也最長久的。
新加坡華人都是福建、廣東地區的移民，這些地方的方言都非常強勢，是傳統習俗最爲重要的部分。以至于今天的各國的唐人街，粵語和閩南語都是主流。李光耀認爲方言會加強鄉黨的身份認同，造成地域隔閡。所以本來在新加坡電視台占主流地位的方言節目，全部被取消，想要看中文節目，只能看國語的。
這種統一語言的教育，讓新加坡人的地域意識比其他地方的華人都要弱。新加坡人在介紹自己的時候，最多會說自己是華人，而不會說自己是廣東人或者福建人。
其實新加坡人在自我介紹時更願意說自己是新加坡公民，這也是李光耀以身作則，長期推行“去中國化”的成果。
1967年新加坡剛剛被迫獨立的時候，李光耀接受美國記者的采訪，當對方問他：“作爲一個中國人，你可以預測一下中國的未來嗎？”李光耀立即糾正：“我不是中國人，我是新加坡人，是華人，這是有區別的”。
幾十年的“去中國化”，導致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斷層，許多華人連中國話都說不流利，這也成爲李光耀被攻擊最多的政策之一。但是在晚年接受采訪時，問及“去中國化”政策時，李光耀依然說：“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依然會堅持當初的決心，因爲除此之外別無辦法”。
爲什麽“去中國化”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別無他法的選擇呢？
3、
“新加坡模式”：
華人也能建立一個繁榮的現代國家
因爲不管是從盟友需要還是經濟支持、民族團結、法律制度上來說，當時的新加坡。必須要向世界證明自己，盡管大部分人都是華人，但卻不會受傳統影響，是一個對西方開放的國家。
爲什麽證明自己對西方開放如此重要，因爲新加坡人要吃飯，要發展，要致富，就是要靠外資的投入，靠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
而外資爲什麽要來新加坡投資而不是去其他地方，不是去比新加坡地理條件更好的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呢？
想要在這一衆對手中脫穎而出，被外資青睐，新加坡要打造一個適宜投資的環境。用一句俗話說，就是：“請客之前，先要打掃幹淨屋子”。
李光耀要讓世界看到，華人聚集的新加坡，一樣可以建立現代國家的環境。
80年代的時候有中國人去到新加坡，看到新加坡人在那裏有秩序地排隊，感到很驚奇，也很欽佩。
這種高素質不僅僅是長期教育的結果，更是“嚴刑峻法”下的産物。在新加坡隨地吐痰或者亂丟垃圾都會被罰款，一次500新幣，相當于2000多人民幣，屢教不改者還可能被處以鞭刑。
除了提高人民素質，新加坡建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打造了一個高效又廉潔的政府。
在新加坡之前，沒有人會相信華人能夠組建一個沒有貪汙的政府。但新加坡確實做到了。
1980年，在一次重要的晚宴上，李光耀說：“新加坡的生存，全賴部長和高級官員的廉潔和效率。我們必須和其他新興國家有所不同，不然，我們的處境將比他們更糟，因爲我們沒有他們所擁有的天然資源。只有維護行政的廉潔，我們的經濟才能夠起這樣的作用——使新加坡人看到勤勞工作和報酬之間的關系。
只有這樣，人們——外國人和新加坡人——才會在新加坡投資；而且，也只有這樣，新加坡人才會通過更好的教育和進一步的訓練，去改善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而不希望通過‘有權有勢’的親戚朋友和賄賂有適當地位的‘熟人’去求取橫財。”
廉潔，是新加坡官員們最低的底線。
另外，李光耀敢于丟掉華人傳統的包袱，中庸的儒家文化和傳統中國人情社會，在新加坡遭到摒棄，替代的是法治精神。李光耀也直言新加坡的成功靠的不是什麽“儒家精神”，而是法治。
所以當新加坡建國初期，他要大力推行英語爲第一語言，爲的就是與世界接軌。
當然，新加坡模式也不是完美的，但一定是最適合新加坡人民的。“鞋子合不合適，只有腳知道”。今天新加坡人的富裕和他們享受的高福利，就是最好的證明。
終于，新加坡模式向世界證明：華人也能夠建設一個繁榮的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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