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太區域主要經濟引擎的高速增長勢頭和新加坡近期出口市場趨向多元化的發展下，隸屬于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亞洲競爭力研究所預測，2018年的國內生産總值將取得強勁增長，至少趨近政府預測範圍的高端，或者更好。
新加坡2017年取得3.6%的經濟增長比預期來得強勁，實際財政盈余也比去年的預測高許多，有更多的財政資源可爲未來所需重新分配。在2017財政年，總體預算盈余預計將達到96億元或占國內生産總值的2.1%，這比一年前預測的19億元或占國內生産總值的0.4%高出許多。財政部長王瑞傑很明智地決定要利用超常盈余提前填補未來基礎設施的需求，這其中包括了樟宜機場發展基金和地鐵基礎設施基金。
在傳統計算法下，長期偏低的勞動生産力高速反彈至10年來的最高水平，經濟周期是明顯的因素，尤其是在經濟強勁的複蘇期，盡管我們應該對潛在脆弱的趨勢保持謹慎。不管怎麽說，2017年的經濟表現是一個令人喜悅的低承諾高回報的典型案例。
展望來年的發展，貿工部預測2018的國內生産總值增長將介于1.5%至3.5%之間。在亞太區域主要經濟引擎的高速增長勢頭和新加坡近期出口市場趨向多元化的發展下，隸屬于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亞洲競爭力研究所預測，2018年的國內生産總值將取得強勁增長，至少趨近政府預測範圍的高端，或者更好。由于所謂緩慢且低速的經濟新常態對大家是十分不利的，我們在此籲請政府要推動市場力量，抓住短期機遇，以取得更高的經濟增長率。
盡管如此，展望未來，政府開支將會持續超越政府收入，這是由于醫療成本的雙倍增長和交通設施成本的急速增加所致。由于人口迅速老齡化，醫療成本從2008年僅占國內生産總值的1%上升達到2017年占國內生産總值的2.5%。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也因預計需求增加而提高，2017年增加至占國內生産總值的2%，而且未來的成本還會持續上升。這幾十年來，教育開支都被視爲一項對全民的投資，而國家安全包括國防的開支則扮演重要的威懾作用，這兩項開支一直都保持在國內生産總值的約3%，或者是占政府年度總開支的30%左右。
一直以來，政府都依靠海外淨投資收入來補充年度預算，從2008年前的不到40億增加至2015年的90億左右，在2017年甚至進一步增加到140億。從長遠看來，爲了建立一個更有包容性的社會，只有三種方案可以解決政府開支長期高于政府收入的情況。第一種方案是加稅、削減開支或兩者兼施。然而，無論政府多有創意，盡管能想出不同的點子，這些方法都會面臨瓶頸的局限。因此，這第一種方案，無論是加稅或削減開支都屬于紅海策略，這種短期的預算改善是微不足道的，會隨之帶來一些後果和權衡。
第二種方案，政府可以嘗試大幅度提升國外淨投資回報的收益，但在國際環境中的激烈競爭會使這種方式變得越來越困難；或者，政府可以在新加坡總統的同意下，定期地挪用往年累積的盈余。後者這種方法是無需深入思考的，因爲任何人，尤其是從政者，都懂得如何輕易花掉現有的盈余，或者提前預支未來的財政資源。爲了強化自律，第二種方案，只有在新加坡面臨無法預期或控制的外部沖擊或者顛覆性經濟時，才可以采用。
第三種方案，是政府應該提升新加坡潛在的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率，從每年2%至3%提升到每年3%至5%。只要公務員敢于打破常規思考，並在新的增長集群中抓住新興增長機遇，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當然，這需要公務員承擔風險和勇于面對錯誤，對那些過去批評政府不惜代價追求高增長的抱怨，我們無需對他們感到抱歉。
第三種方案則屬于藍海策略，這也是2018年財政預算所嘗試的，而且是從2016年工業轉型藍圖首次被提出後政府一直在做的。工業轉型藍圖主張推動商業創新和轉型，深化人力資源能力和技能的提升，以及強化區域商業合作和經濟活動的國際化。
在2018財政年的預算中，提出大量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包括一些近期措施，例如加薪補貼計劃、公司稅回扣、特別就業補貼，以及中小企業流動資金貸款計劃。想要進軍海外市場的中小企業可以享有以津貼形式提供的慷慨財政援助，以及國際化雙倍稅務減免計劃。另外，深化人力資源能力和科技采納的中小企業也可享有可觀的津貼。財政支持還將覆蓋共享公共設施和尋求區域機會的費用。
至于備受人們關注的消費稅將增加兩個百分點，財政部長提出將從目前的7%提高到9%，但這會延至2021至2025年之間實施，具體時間將取決于未來的經濟情況。這可讓商家提前作出必要的調整，讓中小企業松了一口氣。
最後，我個人認爲，政府沒有必要向21歲及以上的國人派發新加坡共享花紅這個紅包，這將讓政府花費高達7億元。 我已經決定要把它捐出去，同時我也鼓勵所有高收入者響應我的號召！
總之，我們需要一個務實且願意承擔風險的領導，有勇氣在最前線沖鋒陷陣，而不僅僅以民粹爲治國方針。堅實強勁的經濟增長是保障足夠金融資源的最好途徑。只有如此，才能實現政府的承諾，創建一個更有包容性的社會，具有更高流動性的社群，以及在我國獨特的多元種族、宗教和語言的社會中，實現更深的人民融合。
（本文由陳企業博士和張玉雪共同撰寫。作者分別爲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競爭力研究所所長和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