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我在新加坡工作學習時發表的一篇文章。感謝《新華網新加坡頻道》當時給予我的大力支持！寫該文時，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任院長助理。）
新加坡的成功是一個奇迹。這種奇迹體現在新加坡在自身條件奇差的情況下，在國土面積奇小，沒有任何廣袤的腹地和國內市場，沒有任何的自然資源，甚至連一條有自然淡水源頭的河流都沒有的情況下，經過自己近四十多年的努力拼博，跻身世界發達國家行列。
這還不算，今天的新加坡，諸多的民族、宗教、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和諧共處，互相提攜，共同進步。盡管近期出現中國籍公車司機違法罷工事件，但總體來說，新加坡勞資政三方，協商互諒，共同努力，盡可能榮辱與共，苦樂共擔，從大局著眼，從小處入手，分享發展的紅利，共擔發展的挑戰。新加坡的天是藍的，水是清的，空氣是清新的，環境是優美的。700多平方公裏的小小國土上，近50％的面積是森林、綠地和水面。家家有所居，人人有工作。
可以說，今天的新加坡政通人和，萬象更新，生氣勃勃，欣欣向榮。特別是當世界的其他地方被種種的困難和危機所困擾，被諸如債務危機，赤字財政，官場腐敗，種族仇恨，恐怖襲擊，異端邪說等搞得民心渙散，經濟蕭條，困難重重時，新加坡的安甯，新加坡的繁榮，新加坡的成功就顯得更加的彌足珍貴。小小的彈丸島國瞬間仿佛變成一個天外之域。如此的特立獨行，但又如此的豔麗動人。
世界也逐漸地意識到這個小小島國的成功。曾經幾何喧囂塵上的否定之聲也隨著時間的流逝以及新加坡的成長，逐漸地偃旗息鼓。相反，現在，人人都想了解新加坡爲何可以逆勢而上？新加坡爲何可以“無”中生“有”、從小變大？新加坡成功的法寶是什麽？
對此，每個人都有一套說辭，也有一番理論，甚至還有事例予以佐證。但不可否認，大家都會公認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加坡的公共政策與管理。但是，哪一項公共政策是最重要的？哪一項是新加坡的成功之本呢？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答案和說辭。
本人認爲，用最直白和淺顯的語言來說，新加坡公共政策和治理之所以能夠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的領導人和政府對人性有一個全面、深切和客觀的認識。所制定的各種政策法規充分地考慮到了人性的一些最基本的特點。使其公共政策一方面盡可能地避免淪爲人性中比較軟弱一面的犧牲品，另一方面盡可能讓其符合和回應人性當中正當和合理的需要、渴望。
比如，在新加坡幾乎沒有完全免費的公共服務。不管是上學，看病，還是去辦一個身份證，都需要交錢。新加坡人稱其爲“費用共擔”(Copayment)。原因是政府認爲，一旦免費，就會有人濫用這種服務。當很多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實行或者希望實現完全免費的義務教育時候，可能很少有人會相信，新加坡這個人均ＧＤＰ已經超過5萬美元的發達國家，其國民的子女讀書都是需要交費的（盡管很少）。而且這種公共服務，還會隨著索取服務的性質不同，費用還會有所不一樣。比如，一個人丟失身份證，第一次補辦，需要交納100元新加坡幣，等候一個月時間；但第二次丟失，需要交納的就不再是100元，而是200元新加坡幣，等候二個月的時間；第三次丟失就需要300元，等3個月。如此種種，這樣的政策措施就是充分的認識到了人性當中最真切的利益觀，從而通過利益的杠杆來影響人們的行爲。
那麽，我又爲什麽說這種對人性的認識是全面的呢？因爲，新加坡的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們，即能看到人性有“趨利”的一面以外，還能看到有“避害”的一面。並且把這種“避害”心態的把握,在其公共政策和社會治理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新加坡，很多人都會诙諧地用英語自稱新加坡爲一個“Fine City”，因爲Fine 除了表示“好”以外，還表示“罰款”。這個雙關語的自稱，真實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在管理過程中，對人性的准確把握。比如在公交裏吃東西，可能被罰款，在公共場合吸煙，可能被罰款，在街上亂扔垃圾，可能被罰款等等。這種種的罰款規定，其實就是要利用人這種“避害”心理，用罰款的手段讓人們的行爲得到規範。在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莫過于新加坡至今還保留著的兩個非常傳統的刑罰，即鞭刑和絞刑。據被執行過鞭刑的人描述，被鞭的疼痛之劇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並且表示，永遠也不想再去經受這種痛苦。這些針對人的避害心理的一些處罰措施，對于促成新加坡良好的社會秩序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對于制定這種政策規範的目的，說得也非常清楚，就是要起到阻嚇(Deterrence)的作用。
爲什麽說這種認識是深刻的呢？因爲，新加坡的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們認識到，僅僅有針對人們“趨利避害”心理的政策還是不夠的。其實在人性的深處，還有對公正和公平的一種需求和渴望。因此，新加坡的一切政策法規都盡可能體現公正公平的精神。比如在執法環節中，做到“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對觸碰紅線的行爲，不管你是何人，都必須面對嚴厲的懲罰。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幾個星期前，一位職工總會（NTUC）的女官員于淩晨1、2點鍾在自己的社交媒體頁面上發表嘲笑和貶低馬來同胞的言辭，當天下午5點之前，這位女官員就已經被職總登報開除。對于政府高官，爲了公平公正，他們拿了高薪，政府就不會再另外給他們發任何的補貼，沒有住房分配，沒有退休工資，也沒有什麽公費醫療等等。對于貧困人口，政府也有很多的幫助和救扶的政策，但是這些幫助和救扶需要經過非常嚴格的審查，而且是有限度的，以防被人濫用。這些做法就是要體現公平公正的精神，回應百姓人性當中最深刻的對社會公平的關切。
那麽，又爲什麽說這種認識是客觀的呢？因爲有時直面人性，需要客觀和理性，當然也需要勇氣。新加坡在這方面做得也很好。比如，以前新加坡政府和領導人都反對開賭場，覺得這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和道德問題。但是，後來他們逐漸看到，在賭博這個問題上，與其堵，不如疏。允許有限度、小規模的開設賭場，不僅可以規範賭博這個行業的行爲，而且可以對嗜賭成瘾的人進行教育和監管。避免地下賭場的産生和與之相伴的黑社會性質團夥的犯罪行爲。從大的國際範圍來看，很多國家已經放開了對博彩業的限制，前往其他國家去賭博已經成爲一些賭民的選擇。經過充分的論證，新加坡政府最終決定開設兩個綜合度假娛樂城，允許這兩個娛樂城合各拿出一小塊區域做賭場。這兩個娛樂城開業以來，對新加坡帶來的經濟利益之豐厚姑且不說，僅從監管的角度講，政府不但有了一個公開監管的渠道，而且也有更好的機會把全社會都調動起來參與到監管和教育當中。對這兩個賭場出現一些違規行爲（比如讓公民變相免費入場等），政府也進行了嚴厲的處罰，並且正在制定更加嚴格、嚴厲的管理法令。
從傳統的道德觀念來講，賭博確實被認爲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從人性的角度來講，人從來可能都有想要冒險、想要賭一把的心理。因此，把賭博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上一個“違法”的標簽，在今天看來，不一定是一個非常客觀和公正的做法。最好的辦法，是讓這種行爲受到法律的監控，盡可能規避其負面的社會影響，讓公衆自覺地抵制某些賭博的行爲和沖動，讓全社會參與到這種賭博行爲的監管教育中來。新加坡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對人性當中喜歡冒險的一面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認識，而且認識非常周到和全面。
當然，要堅持這種認識，把這種精神透射到所有的公共政策當中，也需要非常強大的決心，甚至政治的毅力。並非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比如說，新加坡政府的高官高薪制度。當初要實行這種制度，我想一定是一件非常糾結的事情。因爲在人們的心目當中，從事公共服務的人員，特別是高官，應該心懷公共利益，而不應該追求私利。給政府官員很高的工資，給人感覺從事公共服務管理的工作成爲了一種致富的路徑。
但是，我們認真深入地分析，公共服務也是一種服務，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或者說管理者，其實都是和我們普通人一樣有血有肉，有家庭，有親戚和朋友圈子的人，他們一樣面臨柴米油鹽的問題，他們一樣需要爲子女的就業入學支付費用，爲自己買車買房。一句話，他們也有經濟需求。因此，當從事其他服務的人可以名正言順地拿薪水，特別是高管拿高薪時，如果政府官員拿不到相應的薪水，這本身就是不太公平的。這種不公平的後果，可能就會導致很多國家目前形成的“堤內損失堤外補”的權力尋租現象，或者通過這樣、那樣的補貼、待遇實現同樣的目的，或者導致賢能之士投身商界，遠離政壇。2011年新加坡大選中，部分選民抱怨新加坡的部長薪金太高。政府在大選後，下決心把明顯過高的薪水降下來一些，但是總體還是維持高薪的水平。這樣做是需要勇氣的。
這種滲透于新加坡公共政策和管理當中的對人性的真切認識，在我看來，就是其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精髓和其成功的要義。這種認識實際源于新加坡政府和領導人對人作爲一種最寶貴資源的尊重。由于有了這樣的認識和尊重，新加坡就能讓每一個在新加坡的人，人盡其才，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出自己最佳的狀態。使新加坡能夠無中生有，在一片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小小的海島上創造出一片屬于自己的、耀眼奪目的花園城市。因此，我認爲，世界應該學習新加坡這種以人爲本的精神，並將其盡可能地體現在現實的每一項公共政策當中。（文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