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全媒體記者 李遼
談到新加坡，中國人總是有一種自然的親近感，因爲它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華人爲主的國家。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三四十年裏，新加坡以優良的營商環境、對個人資産的安全保障、先進的雙語教育、完善的法制等掀起了中國大陸移民、留學的熱潮。
但近幾年來，新加坡跨越發展的瓶頸逐漸顯現，2020年更是遭遇了其發展史上最大幅度的衰退，而中國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力逐漸增強、國際地位崛起，移民新加坡的優勢似乎不再明顯，選擇新加坡作爲移民目的地的中國大陸人數明顯減少，甚至在新加坡的中國人群中還出現了“回國潮”。
中國人的獅城（新加坡別稱）情懷是否已經落潮？黯別“黃金時代”的新加坡未來又將如何“轉航”？
▲新加坡魚尾獅公園 （圖片來源：網絡）
01
在新加坡中國人群出現“回國潮”
2020年12月，《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20》藍皮書發布，公布了2015年、2019年中國大陸移民輸出的人數對比數據，新加坡的中國大陸移民人數減少了15%。
同樣在2020年年底出爐的，由瑞士國際管理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年世界人才排行榜”中，在“吸引與留住人才”的指標中，新加坡的排名從第19位下滑到第22位。
新加坡對中國人“磁力”的減弱還體現在海外置業方面。Julia是上海某知名海外置業機構的高級顧問，因新加坡業務遇冷而轉做了英國業務，她告訴《法人》記者，“過去幾十年，去新加坡置業是中國大陸高淨值人群的熱門選擇，但從四五年前開始，去新加坡置業的中國大陸人數明顯減少，不足之前的2/3。”
2019年12月，香港《南華早報》發表了一篇題爲《中國還有什麽可以向新加坡學習的東西嗎》的文章，引起了輿論關注。文中提到：在以往，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城市管理、社會治理及公共行政相關課程是最受中國學生歡迎的，如今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表示，他們注意到了近年來學生人數“總體下降”，從2012年最多的80人，減少到近幾年的55人左右。
不僅對外的吸引力不再強勁，已經在新加坡留學和工作的中國人群中也出現了“回國潮”。記者隨機詢問了幾位已在新加坡工作了七八年的中國朋友，他們均在幾年前被新加坡芯片設計公司挖去，但他們均表示，在新加坡並沒感覺到芯片是個朝陽産業，這兩年回中國的同事特別多，畢竟在國內跳槽機會多，薪酬也高，離家又近，何樂而不爲？
新加坡航空的一位中國籍空姐林小姐向記者提供了相似信息，“最近四五年，有很多在新加坡大學畢業或工作了兩三年的朋友都被中國國內的獵頭挖了回去”，談到回去的原因，林小姐說，“中國機會更多，而且薪資誘人”，她也正在猶豫要不要回國，“現在的新加坡好像沒什麽優勢了”。
02
黃金年代：多次、多量引進高素質中國移民
新加坡是一個年輕的國家，自1965年8月被馬來西亞聯邦驅趕，被迫成爲獨立的主權國家，到現在不過五十多年的時間。
李光耀是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發起人和第一代領導人。在他的治理下，新加坡在經濟上取得了高速發展，金融、港口吞吐及石油化工均世界前列，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被稱爲“亞洲四小龍”之一。
1978年，鄧小平從新加坡訪問回國後，號召各地方政府向“獅城”學習。此後，新加坡成爲北京最大的海外培訓基地。因此，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新加坡充當了某種程度的“窗口”和老師的角色。1994年，中新兩國還在江蘇蘇州合作成立了蘇州工業園區，引進新加坡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曾經火爆新加坡的“中國市長班” （圖片來源：世界新聞報）
“中國市長班”更是將中新兩國心理距離拉近。2001年和2019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分別開設了專爲中國政府部門打造的管理經濟學、公共管理課程，被親切地稱爲“中國市長班”。當時，全國各省市赴新加坡的考察團不計其數。新加坡外交部在2019年表示，90年代中期以來，有5萬多名中國官員到新加坡考察學習及培訓。
▲新加坡牛水車唐人街（圖片來源：網絡）
10年前的2011年，中國大陸華僑華人問題專家莊國土在“第二屆中國僑務論壇”中發言表示，20世紀80年代以來（至2011年），新加坡政府爲了彌補因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數量不足，平衡種族結構和發展高新産業，采取了大規模引進高素質移民的國策，成功招徕以華人爲主的大批淨移民，總數可達164萬，中國是其中最主要的華人移民來源地之一。他指出：中國新移民是在1990年中新建交以後大規模流入新加坡，且增速較快，總量可能在50萬~60萬之間，約占新加坡總人口的10%~12%；在1990-2000年的10年間，中國新移民數超過23萬；在2001-2009年新加坡接受的華人移民中，來自中國的移民至少30萬以上，其數量可能居新加坡移民之首。
根據一份聯合國的移民報告，2019年新加坡外來人口中，44%來自馬來西亞，18%來自中國大陸地區，3.3%來自中國港澳地區。
03
獅城之困：資源匮乏，移民政策收緊
新加坡這個小小的國家所創造出來的國民價值不容全世界小觑，但由于地域有限，缺乏天然資源以做出口或工業之用，新加坡也沒法發展農業和工業，基本生活保障都依賴進口，包括飲用水、糧食、用電等。
過度依賴進口使新加坡人需要付出巨大的生活成本，因此，新加坡曾連續五年被英國“經濟學人智庫”評爲世界上最昂貴的城市。正在新加坡讀書的Molly提到了看病貴的問題，她說：“很多新加坡人的醫療保險遠遠不夠看病的費用，一個晚上的住院費幾乎相當于中國國內一個月的薪水，看個門診幾百塊人民幣就沒了。”而初來乍到新加坡的人在商場購物、用餐甚至在機場排隊等候出租車時，都會發現很多爲他們服務的都是年過花甲、滿頭銀絲甚至步履蹒跚的老人。這些老人中，有一部分是年輕時因爲自雇沒有上繳公積金，另一部分則是因爲公積金的存額未能趕上現實生活的較高需求。
▲新加坡街頭開出租的老年人（圖片來源：網絡）
之前，過于寬松的移民政策使新加坡居住人口在短時期內增長過快，自然資源、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沒有隨之跟上。從2005年就在新加坡工作、2009年拿到PR（永久居民）身份的江蘇人徐力（化名）表示：“10年前出行坐地鐵，就算是高峰時段也時常有空座，這幾年地鐵排隊上車已經是家常便飯。”他說，“各種原因導致本地人‘排外情緒’有所增加。”根據“獅城新聞”的報道，從2009年開始新加坡移民政策開始收緊，2011年大選時政策進一步收緊，2011年的PR身份申請批准人數只有15777人，這可以說是低谷中的低谷。2015年畢業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學自動化專業的劉超在當年拿到了新加坡公司的offer，在當地做了兩年半導體工程師後回國。他說：“那些本科或研究生在新加坡上學的比較容易拿到PR身份，剩下的人就很難了。有同事工作10年了都沒拿到PR身份，還有的朋友在新加坡讀研究生後畢業3年了也沒有身份。”徐力則將移民人口數量和房價聯系了起來，“人口流入減少就很難推高房價，新加坡的房價2013年就到頂了。”
04
高新産業後勁不足，薪酬職位不具競爭力
新加坡政府對産業集群的規劃聚焦在一些高精尖技術密集、但不需要太大規模的産業上。其制造業四大主體的産業集群，分別是電子、海事海洋、生物醫藥和化學（包括石油化工）。
爲支撐整個電子業發展，新加坡政府甚至建立了以電子工程爲主體的南洋理工大學。徐力笑言，“2005年剛來新加坡時，飯店裏吃飯經常碰到很多電子工程系的。中國的博士們一來就是三百多個。”這樣的規模，可見政府支撐産業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當時的新加坡集成電路産業非常強，有兩個大廠搶走了中國很多高精尖人才。但這兩家企業因爲金融危機的緣故，基本都沒存在多久。”
對比較爲強烈的是，這幾年芯片産業在中國處于最強風口，而芯片設計作爲該鏈條上的高端環節更是備受重視。但反觀新加坡的芯片設計師，不論是職位還是薪酬，都與中國國內相差較遠。
“我來這邊7年多，同樣是芯片設計師，之前的國內同事薪水漲了兩倍多，而我這邊哪裏有？”2014年來到新加坡工作的江蘇蘇州人Justin說，“中國國內這個專業，博士的起薪已經比新加坡高了，至少年薪35萬元起。我認識的一位博士畢業後去了華爲，年薪70萬元。而新加坡該專業的博士月薪折合人民幣24000元左右。現在新加坡這邊招中國國內的工程師都幾乎招不到了，就連最著名的兩個大學都很少有集成電路設計的老師和學生了。”
縱觀行業，新加坡似乎也缺乏華爲這樣的領頭羊帶動市場，而新加坡政府A*STAR研究院（類似于中國中科院）一直沒有作出成績，很多老牌廠商已經風光不再。“業內有名的樂鑫科技的創始人張瑞安是新加坡人，據傳當年他創業時找新加坡EDB（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支持，卻無功而返，所以就只能把公司注冊在上海。”Justin表示，新加坡政府其實對高科技産業扶持很多，但都是扶持後期，早期的很難獲得資助，因爲投資回報低，風險高，他們看不上。“新加坡這邊的半導體初創公司，比國內還難找錢，我目前真的不知道哪裏能獲得這樣的投資。”
“如今新加坡的80後、70後讀大學很少選擇電子工程類專業。”徐力對此很不解，“我很多芯片行業的同事到目前還是這個觀點，即使像阿裏巴巴、騰訊這樣的公司再大紅大紫，薪水再高，他們仍然還是特別羨慕在銀行工作的朋友。而就算從電子工程專業畢業了，也只有1/3的人從事本專業工作，剩下的人還是選擇金融。”
在新加坡，政府對産業發展的幹預作用很大，“基本上政府說要發展什麽就會有資金去投，例如20世紀90年代著力發展半導體，2000年後著力發展生物科技。”徐力拿滴滴、快滴舉了個例子，“這兩家企業在中國相互掐架了好幾年，但是在新加坡不到兩年就被政府管住了。互聯網行業也沒有大幅補貼。雖然現在直播很火，但在新加坡市場很小。”他總結，一般電商、直播這類産業，布局雖在新加坡，但著眼還是印度尼西亞。
對于各國熱捧的新能源車，新加坡也並未持歡迎態度。受限于極其嚴格的環境保護法規，民衆很難申請下來機動車的相關行駛許可，因此在新加坡，車是個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輛中型汽車的價格在這裏通常是美國同類汽車的4倍，韓國車至少要40萬人民幣起，日本車至少要45萬元人民幣起。對登上火星“相當有信心”的特斯拉CEO馬斯克在新加坡屢屢受阻，2018年多次在社交媒體上隔空喊話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不支持電動汽車普及發展，或者說新加坡不支持特斯拉在新加坡市場的發展。”
05
中國崛起，新加坡優勢不再
由于時代的變遷，新加坡政府的施政越來越受到新生代的挑戰。到21世紀初第三任總理李顯龍接任時，新加坡面臨如何面對其他經濟體崛起的新難題。
隨著中國全方位的開放、國力的崛起、國際地位的提高，新加坡的橋梁和窗口作用逐漸減弱。中國時常出現在新加坡的新聞頭條，可以說新加坡人對中國越來越了解。2019年，出生在中國、畢業于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孫希在面對媒體采訪時表示，鑒于中新兩國過去10年的快速發展，新加坡已經“意識到向中國學習的緊迫性”，特別是在移動支付和人工智能等中國處于領先地位的領域。
▲在新加坡，很多餐廳服務員都是花甲老人（圖片來源：網絡）
在2013年去新加坡全球五百強科技互聯網公司工作之前，Lydia是天津廣播電台的記者。8年前她攥著自己攢的幾萬元人民幣來到新加坡，周圍有新加坡朋友在某次聊天中詢問她穿多大衣服，多大碼的鞋。她開始覺得很詫異，後來才知道原來這位朋友是想把二手衣和二手鞋送給她，因爲當時在新加坡人的固有印象中，中國十分貧窮落後。但幾年過去了，如今情況截然不同，Lydia每次回中國，都有很多新加坡朋友讓她幫忙代購小米、華爲等最新科技品牌産品，因爲“新加坡買不到”。而她偶爾在英文社交媒體裏發的中國人習以爲常的移動支付、刷臉識別的視頻，就會引起新加坡朋友的一片驚呼。
“聊天時也能感覺到明顯的區別。中國朋友都在聊買什麽能升值，投什麽能最快變現，但新加坡的年輕人關注這方面比較少，投資理念也相對單一保守。”Lydia對記者說，“中國這些年經濟增速快，各種經濟模式層出不窮，連60多歲的大媽都在網上購物，在手機上理財，可謂是全民皆經濟。”
徐力感慨，這些年的新經濟形態，新加坡沒有抓住機會，抓住機會的只有中國。“前幾年的手機芯片，這兩年一個是比特幣，一個是AI，很多立足于這些領域的企業還在草莽時期就被中國大廠兼並了。”
收入差距的大幅縮小，也讓中國人心中的新加坡魅力大打折扣。
2012年，根據新加坡政府人力部公布的《2011年就業情況》報告顯示，新加坡人均月收入的中位數截至2011年6月爲3070新元（折合人民幣約15043元），而當年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度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爲56061元。兩者相差近3倍。但如今，中國一線城市和新加坡的薪酬差距已經明顯縮小。幾年前，林小姐有一些朋友之前通過中介機構來新加坡打工，“一個月拿到折合一萬多人民幣就覺得已經很高了，而現在在中國，一個月賺一兩萬元也很容易。況且，對于我們這種新加坡的外國人來說，新加坡住房租金很高，消費水平也高，還要和家人分開那麽久，也就很少人願意來新加坡了。”
如此看來，“移民會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的口號能激勵幾十萬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06
經濟衰退下，如何重歸移民群體視野？
如果全球經濟與貿易打了個噴嚏，新加坡往往就要“感冒”。
2020年11月，世貿組織曾發布報告預計：受疫情影響，2020年全球商品貿易額將萎縮13%~32%，遠高于2008-2009年經濟危機期間的降幅。這對新加坡經濟來說，無疑是沉重打擊。
果不其然，在這一年，防疫“優等生”新加坡的經濟很是受傷。-5.8%，是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以下簡稱“貿工部”）于2021年1月4日公布的2020年全年國內生産總值（GDP）的初步表現。雖然好于2020年11月貿工部預期的下滑6%~6.5%，但仍然是新加坡自半個多世紀之前獨立以來經濟表現最差的一年，也是自2001年以來的首次年度萎縮，使新加坡陷入了史上最大幅度的衰退。
▲疫情期間，新加坡購物商場外戴口罩的工作人員（圖片來源：新華社）
其實，在疫情暴發之前，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新加坡受全球經濟與貿易的影響，2018、2019年的經濟增速已經下滑。2018年，出口占新加坡GDP比重達26.9%，與擔當經濟增長第一驅動力的消費相比只差8.5個百分點；貿易增速是同期GDP增速的三倍還多。2019年，受主要經濟體貿易爭端持續，世界經濟增長疲軟等因素影響，新加坡經濟增速已跌至0.7%，不到2018年的1/3，當時這個數據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新低。
追溯到2010年至2017年這個時間段，由于大宗貿易衰退，新加坡經濟增長逐年下滑，制造業不僅沒有起到支撐作用，反而是最早跳水爲負的産業。而新加坡早在2014年年底便進入了通貨緊縮。數據顯示，自2014年11月開始，新加坡消費物價指數（CPI）已連續17個月呈下滑態勢。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聲明稱，新加坡金管局需要警惕通貨緊縮迹象，並適時對政策作出調整。
由于新加坡過于依賴金融和保險業，隨著人民幣國際化，背靠中國這個大舞台的上海、深圳勢必會影響新加坡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即使新加坡不衰退，也幾乎到頂。從2020年9月25日發布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來看，綜合營商環境、人力資源、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水平、聲譽等因素，上海排第三，新加坡第六，深圳第九。
盡管新加坡流露出想轉型並著力于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但如今逆全球化趨勢明顯，各國都在加強貿易保護，沒有市場做支撐的新加坡能否在産業升級上如願以償？盡管有成功先例在前–2013年中國超越韓國成爲全球最大電子設備锂電池供應國，但這成績是以中國巨大的锂電池市場爲基礎。就像高盛對此的評價，“中國占據了主導地位，因爲市場最終是在中國”。
在民間傳說中，李光耀曾把新加坡比作藤蔓，得攀爬樹幹才能生存。這也解釋了爲何新加坡這樣的交通樞紐型的袖珍國家，總是在中美之間徘徊。而中國爲走出馬六甲海峽困局，正加速多方突圍，繼中緬油氣管道、中亞油氣管道建成後，中巴油氣管道、中緬鐵路、中巴經濟走廊、中泰克拉地峽運河工程、馬六甲的馬來皇京港等項目也在規劃建設中，如上述規劃一一建成，毫無疑問會是對新加坡經濟的重大打擊。
但一位移民機構化名爲江萍的顧問告訴了記者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前幾年是新加坡人喜歡搬去香港，但自從2019年香港亂局之後，有不少香港人搬去新加坡。”對跨國企業非常熟悉的Lydia則表示，之前很多公司都把亞太中心放到香港，但現在很多跨國公司都把大中華區搬到香港，把亞太中心放到新加坡。
盡管新加坡魅力不再，但局勢穩定依然是移民人群尤爲看重的部分，也恰好是新加坡的亮點。未來，新加坡的路該怎樣走下去，怎樣保持住現有優勢調整政策和結構，鞏固其亞洲經濟地位，重歸移民群體視野，值得我們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