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和孝的兩全，似乎一直以來就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如鲠在喉，無法權衡的重要因素。飽讀儒家思想、四書五經的知識分子們，當遇到忠和孝相矛盾的問題時，不同的處理態度和方式，也就代表了他們不同的人生選擇。而我國至今流傳的古代人們關忠和孝兩個問題的選擇故事，也豐富多彩，在忠孝難以兩全的情況下，有些人選擇終身仕君，也有的人願意抛下榮華富貴，清貧一生照顧家人。

前者的典型例子就是諸葛亮，後者的典型是李密，諸葛亮一生都在爲蜀國的大業奉獻，鞠躬盡瘁，身先士卒。而李密爲了成全自己的孝心，在官府多次征召的情況下依舊堅持在家侍奉祖母。這兩段佳話分別記載在了《出師表》和《陳情表》中，因此後人便有“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密《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的說法，可見當忠和孝有矛盾時，能夠正確的做出選擇並貫徹實施，也不失爲一個好的解決辦法。

由于儒家思想長期處于思想上的統治地位，因此，能否正確做好忠和孝的抉擇問題，便成爲了曆代知識分子要深思熟慮的頭等大事。在古代，忠孝不僅可以體現一個人的人品，在某些時候還能夠成爲官府選拔人才的考核依據，其中，漢朝的選官制度就生動體現了這一點，也完美地解決了忠孝之間的矛盾問題。那麽漢朝人的忠孝觀念是怎樣的？和選官制度又有怎樣的聯系？其産生原因又如何呢？我們在本文將一一揭開答案。

一、漢朝人眼中的忠孝觀發展曆程

漢朝人眼中的忠孝觀念其實是直接來源于自先秦傳承至漢朝的儒學思想。而忠孝觀念是貫穿著整個儒學思想的支撐與核心，其中的忠和孝是針對于兩個方面而言的。忠指的是爲人處事中對于君王和朋友的忠誠，而孝則主要指的是與家人親戚之間相處時的真誠和孝順。一個是從社會層面，還有一個是從家庭層面，強調的都是個人的修養，而只有社會和家庭都能夠和睦，才能夠實現孔子所提倡的大同社會。

而孔子對于忠和孝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並且在其流傳下來的諸多文獻當中，都能夠看到忠孝的身影。其中，《論語 學而篇》中就有“弟子人則孝，出則悌。”，《子路篇》中也曾經提到“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可見在孔子的心目當中，只要是符合忠孝這兩個條件的人都可以稱之爲是士。可見忠孝對于體現人本身的修養，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我們通過這些文字記載也能夠看出，起碼早在孔子及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形成了關于忠和孝的觀念。

但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忠孝觀念，充其量只是儒家一個學派所提倡的思想，和其他學派，如道家、法家、墨家等所提倡的思想相比並沒有出色之處。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觀念，要成爲整個社會思想中的一部分和普遍被大衆所接受的倫理觀念，還是要等到漢朝才形成。先秦時期，諸子百家蜂起，各個教派都宣揚自己的治國主張。然而發展到秦朝則出現了秦始皇，崇尚法家而其他學派式微的場景，但是法家崇尚的是嚴刑峻法，秦朝在王朝的末期不得民心，所以最後才有了楚漢之爭和漢朝的建立。

此漢朝的統治者在意識到了，思想理念對于治國的重要性之後，在王朝建立之初，統治者就聯合了晁錯、賈誼、董仲舒等人，建立了一整套適合整個國家發展的思想理論體系，而在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又以其實用性強的特點，受到了大家的青睐。由于儒家思想中本身就是以忠孝觀念作爲整個理論的核心支撐，因此漢朝統治者在對儒家思想進行改造，以適應本帝國發展的過程中就加重了對忠和孝等兩個思想的加工。爲了體現統治階級對于忠孝觀念的重視，劉邦在創立漢朝之後不久，還親自帶頭孝親，垂範天下。

如陸賈就曾經在其著作《新語·至德》就有“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的記載，由此可以看出在漢初時所提倡的忠孝觀，還是兼顧家庭和仕途，發展到後來，就開始片面強調“忠君”思想了，這也是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忠孝觀不同的地方。孔子設立忠孝觀念最初是要求人們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要遵循忠誠的原則，而對于自己的言行也要從忠這一角度出發，在仕君方面的要求則是不管是言行還是思想都更要體現“忠君”的理念。

因此總的來說，漢朝的忠孝觀念的形成，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基礎之上，再融合了儒學思想家們爲了國家的統治，對忠孝觀念進行二次加工，從而實現全國範圍內的推廣。

二、忠孝觀念在漢朝的表現與特點。

既然忠孝觀念在漢朝時期和春秋戰國時期相比，有了新的發展與進步，那麽漢朝的人們又是如何踐行這一觀念的？這一觀念在漢朝的發展又呈現出怎樣的特點呢？ 簡單來說，漢朝對于忠孝觀念的重視最顯著的表現在于察舉制度的推行。察舉制度也叫舉孝廉，是漢代的選官制度，其運行模式非常簡單，就是在漢朝劃分的州郡裏，定期由當地的長官，根據民意選舉一些品德出衆，尤其是孝順的人到中央做官。統治者和政府，對于百姓的孝順也是持支持的態度，皇帝也經常通過賞賜爵位和絲帛等形式來對孝廉者進行嘉獎，而這一舉措無形當中也促使了社會孝悌風氣的形成。如漢宣帝在位期間，就曾經下旨“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對孝悌者進行賞賜。而察舉制度的推行，就講一個人是否忠誠孝順，納入了考核爲官的標准，也有許多人憑著這一條途徑青雲之上。

忠孝觀念在漢朝的特點之一，就是統治者率先垂範，給百姓們做了一個良好的示例。在引導臣民百姓們樹立忠君的觀念方面，劉邦是通過對季布和丁公的不同處理方法來達到目的的，季布和丁公曾經都是項羽手下的兩員大將，但是他們最大的不同點就在于季布曾經對劉邦是毫不手軟地窮追猛打，誓要將項羽的命令執行到底，而丁公則相對來說較爲溫和，甚至還多次悄悄幫助劉邦。但是劉邦在建立了西漢王朝之後，卻立刻處死了丁公，對于季布反而手下留情。雖然很多人對于劉邦的這一做法持批判性的態度，畢竟從某些方面來說，恩將仇報並不是君子的風度。

但是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劉邦在建立王朝的初期，對于樹立整個國家臣民心目中忠誠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 在于塑造臣民們對孝悌觀念方面，漢朝的統治者也是不遺余力的。其中最明顯的體現就是自漢高祖劉邦之後，幾乎所有的皇帝在谥號方面，都以“孝”字開頭，對此，《漢書 惠帝紀》是這樣解釋的“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劉邦也身體力行的貫徹者，孝悌這一原則，在他稱帝後不久，他便尊稱自己的父親爲太上皇，再見面時還向父親行禮，而太上皇也在百官的提醒之下，見到劉邦後應先行君臣之禮。除此之外，《二十四孝》中就記載了漢文帝劉恒在其母薄太後生病的時候衣不解帶、親嘗湯藥的故事，可見漢統治者大多都是以仁孝治天下。

除了統治者自己率先作範例，向民間展示忠孝的重要程度以外，他們還通過一些具體的措施來推動整個社會忠孝風氣的形成。如前面所提到的察舉制，就是專門爲了鼓勵社會孝悌行爲和風氣而爲漢朝國情量身定制的政策。曆代漢朝統治者們對于特別孝順的人也多次給予經濟和其他社會地位上的特殊待遇，爲了確保這一制度能夠順利推行，選拔出更多孝悌之人，皇帝往往會通過頒布诏書的形式來體現出政府對此事的重視。

忠孝觀念在漢朝的特點之二，就是滲透進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這與第一大特點是環環相扣的，正是因爲統治者的大力推行，才能夠在整個社會都形成忠誠孝順的優良風氣，因此縱觀我國古代社會，關于孝順的民間故事，也是以漢朝時期居多。比如董永，人們大多只知道他和天上的七仙女之間浪漫的愛情故事，卻少有人知道，董永也是一個事父至孝的人，因爲在二十四孝中，有著董永賣身葬父的故事。據說董永年幼喪母，父親帶著他在戰亂年代顛沛流離，遷居安陸。

後來父親不幸病逝，董永爲了支付高昂的喪葬費用，把自己變賣給一富家人爲奴。在給富家人打工的路上，有一次董永路過一棵槐樹，看到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說自己無家可歸，董永便和她說自己的遭遇，兩人結爲夫婦。女子終日爲董永織布，一個月內織好三百匹綢緞爲他贖身，後來女子直言自己本非凡人，而是天帝的女兒，天帝感慨董永的孝心，特命他下凡，前來幫助董永，如今董永贖身成功，她的使命完成，所以要重返天庭。自女子離開後，原本的槐蔭也改名爲了孝感，就是爲了紀念董永的孝心。

當然除了董永的故事以外，還有很多跟孝順有關的故事也都是發生在漢朝，如東漢時期丁蘭刻木事親，江革行傭供母，都是在漢朝比較著名的孝子孝女。而這麽多孝順的故事能夠産生的重要原因，不僅僅是統治者的大力推崇，還在于民間教育中對于孝悌思想的滲透，也是做的比較全面的。

忠孝觀念在漢朝的特點之三，是大量的相關理論書籍和理論體系的産生。其中又以《孝經》爲典型，它篇幅雖然較爲短小，也不過1000來字，放到現代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小論文，但是由于其産生背景的特殊性，漢朝詞當時正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行孝悌之道，因此孝經的産生，真可謂是滿足了統治者的需要，同時也爲整個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孝順這一美德的傳承與發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漢朝時期，忠孝觀念對後世及當時的影響

毋庸置疑的是，忠孝觀念在漢朝時期的推崇，無疑能夠對當時統治者的統治起到良好的維系和鞏固作用。從個人層面來說，忠孝觀念的形成，有利于個人品德修養的塑造，從社會和家庭層面來說，一個有著忠孝觀念的人，他在與人的交往過程中也會更加注重交往的品質和家庭氛圍的塑造。從國家層面來說，只有臣民們都遵循著忠誠忠貞的原則，這個國家才能夠形成一股凝聚力和向心力，由此獲得更長遠的發展。但是忠孝觀念在另一方面也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那就是有一些人由于把握不好忠孝的尺度，容易走向愚忠和愚孝的極端。

四、結語

忠誠和孝悌，不僅僅是古代專有，放到現代社會依然可以成爲我們對個人品德的要求和行爲的規範。不管是在工作上還是與人的交際上，又或者是對個人的要求上，忠誠應該放在我們的第一順位，而在個體的小家當中，又應該以孝順爲原則對待父母和其他長輩。只有家庭的和睦，才能夠促使人內心的愉悅，個體內心的愉悅，才能夠使得在與人之間的交往之中，營造出良好的氛圍，由此促進更好的社會的發展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