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7萬中國人，
揭開新加坡的“黑暗世界”
光鮮亮麗的新加坡，是全球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甚至在這場疫情之下，依然可以稱得上是“防疫楷模”。至今總共60052人確診，治愈59905人，死亡病例僅有29人，每日的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
可是，這僅僅是新加坡的一面，在光鮮的背後，還有另外一個“黑暗世界”。
新加坡統計的感染人數，只包括本土居民，而在新加坡至少有32萬外來勞工，他們的確診數量是不被統計進去的。截至2020年年底，這32萬人當中，就有超過15萬人確診。而在這32萬勞工中，有7萬人來自中國。
外勞，一直是新加坡不可或缺的勞動力。他們從事著新加坡本土居民不願意去做的底層工作，比如建築工人、餐廳服務員、流水線工人、女傭等等，他們填補了新加坡勞動力市場的空白，曾經一度占到了總勞動力的四成，是“花園城市”繁華之下堅實的基礎。
外勞的權益在新加坡長期以來被忽視，這已經是個老問題了，而當疫情來襲，這種忽視便到達了頂點。
爲什麽疫情在外勞群體中迅速擴大？最爲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擁擠的宿舍。
一般這些外勞們都會住在和居民區分開的員工宿舍之中，條件簡陋而艱苦，一個房間經常擺滿了上下鋪，要住12-20個人。
當外勞疫情爆發之後，新加坡當局迅速采取了隔離政策，可這種隔離，只是爲了不讓疫情散播到本土居民區，對于宿舍內的治療和防疫，依然是一貫的忽視態度。
今年40多歲的老韓，來自中國河北，2019年來到新加坡的建築工地打工，每月可以賺到2000多新幣，差不多1萬人民幣。雖然工資讓他還算滿意，但是疫情一來，他就斷了收入，還要和另外11名中國工友隔離在一間宿舍裏，12個人共用一個洗手間和廚房，由于空間狹小，洗完衣服都沒有地方曬，又嚴格禁止走出宿舍，大家的心情都非常低落。
新加坡外勞宿舍
更令他們無語的是，新加坡這邊第一次檢測的時候，宿舍裏12個人沒有一個確診，可是等到第四次檢測時，包括老韓在內有6人都是陽性。
沒有收入、沒有自由、再加上感染病毒，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一點的，會直接崩潰。之前就傳出了有其他國家的外勞在宿舍裏自殺的事情。
這種情況下，很多人都想回國，但幾乎沒有人願意讓他們走，一來是新加坡的雇主不願意，因爲勞工合同還沒有到期；二來是新加坡政府不願意，怕他們在歸國途中傳染他人；三來嚴格的歸國政策，也讓他們“有家難回”。
有的勞工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關在宿舍好幾個月，形同囚犯。
2、
當代華工下南洋
從2015年開始，新加坡引進的中國外勞達到了頂峰，超過10萬名中國人在新加坡的底層崗位工作。成爲除日本外，最大的中國勞工引進國家。
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爲“當代華工下南洋”。
新加坡這個國家，就是當年下南洋的中國人建立的，也是中國移民數百年來在南洋創造的奇迹。
下南洋的開始，源自于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條約裏，放寬了對統治民衆的海禁，允許他們出國謀生。而此時的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開埠不久，正是大舉開發，需要用人之際。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的中國人，貧困無以爲生，也正需要一個能生存下去的機會。
于是就誕生了“華人契約工”，這些人簽訂了用工契約，以一年的工資作爲中介費和船票，來到新加坡做工。大多從事碼頭苦力、建築工人等職業，形成了新加坡最早的華人族群。
隨著華人族群的壯大，新加坡港口的繁榮，一些頭腦精明的中國商人也來到新加坡淘金，有人幾番倒手之後，竟成巨富，從此定居新加坡，成爲當地大戶望族。
最爲著名的，就是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祖父李沐文。16歲的時候從廣東梅州獨身一人來到新加坡打拼，18歲的時候就已經通過倒賣根雕工藝品，賺到第一桶金。
數百年來，在中國的沿海地區一直有著對南洋財富的“集體記憶”。似乎一個人只要在南洋待上幾年，回來後定是滿載而歸。但其實在早期華人數量還不是特別多，賺錢容易的時候，會有這樣的現象。可是到了後來競爭越來越激烈，下南洋也出現了“內卷化”。
1850年到1860年的十年間，即便你沒什麽技能，靠賣苦力在新加坡拉洋車，每天除去房租和車稅之外，都能賺1元或8角錢，一個月下來也有20多元。這在當時絕對算高薪了。可隨著華人越來越多，到後來一段時間洋車夫的薪水就只夠養家糊口而已，如果不改行或者飛來橫財，衣錦還鄉只能是做夢。
但人們還是對南洋財富的“集體記憶”揮之不去，忽略了時代背景，進入到“幸存者偏差”之中。
人們只看到衣錦還鄉的，卻不管那些賺不到錢沒有臉回來的人，在南洋默默無聞直至死去。
不過這些人的後代就此成爲了新加坡人，也算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3、
南洋，不再有奇迹
但今天的南洋，已經不再有奇迹了。
同樣的“勞工內卷化”，在今天的新加坡更加嚴重。
華人勞工在新加坡拿的是臨時工作簽證，新加坡有專門的“宿舍法令”來限制他們的活動範圍。
比如新加坡規定，在上班高峰期間，勞工們不允許乘坐交通工具，只能夠由雇主提供車輛將他們從宿舍拉到工作地點。
在疫情嚴重的時候，新加坡社會還有一種聲音，認爲正是外勞的存在，導致新加坡疫情的惡化。
比如《聯合早報》就曾刊文這樣說：“大多數移工（外勞）來自落後國家，他們的衛生和生活習慣都和我們不一樣，所以如果要抵抗疫情，就需要這些工人配合一下，打掃幹淨他們的生活環境。”
不管是政府的措施還是輿論導向，對外勞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另外，“內卷化”還在中國勞工的薪水上出現。一個孟加拉國的勞工只要中國勞工薪水的三分之一，這也導致新加坡雇主在慢慢用其他國家的勞工替換掉中國勞工。
目前新加坡的中國勞工數量已經從頂峰時期的10萬多，下降到了7萬。這其中中國的發展，也讓新加坡薪酬的吸引力逐漸減弱。十年前一個中國勞工在新加坡能賺到1500新幣一個月，在國內同等的工作可能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工資。
可是現在，如果不是年紀大了，在國內找不到工作，也沒什麽人願意到新加坡做外勞了。
最近幾年中國外勞大多來自北方地區，而早十年前來自南方省份的比較多。從中國經濟的南北方差異上，這個現象其實也說得通。南方城市的就業機會更多，尤其是像農民工這樣的群體，如果是在北方的話，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合適的工作，爲了多賺點錢，還是會選擇來新加坡做外勞。
說起來，都是可憐之人，在現在這個形勢下，要拼盡全力才能賺到糊口之資。他們幹著這個國家最髒最累的活，高樓大廈、地鐵、機場、醫院都是他們蓋起來的，卻始終被本地人冷眼排擠，區別對待。新加坡的五光十色與他們無關，他們生活在另一個“黑暗世界”。
對于富裕的中國人來說，新加坡是“天堂”，是他們願意花上千萬移民的國家。2020年的新加坡首富，就是在中國開了一家醫療器械公司的富豪，此前這個位置的人，在中國開火鍋店開到了上市。他們用錢通關，直接拿了新加坡護照，成爲這裏的公民。
外勞並不是新加坡的公民，所以他們不曾奢望能被當成公民對待，他們只不過希望新加坡能把他們當個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