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面對面
來自美國的蘇布拉·蘇雷什教授年初受委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第四任校長。
蘇雷什來頭不小。他曾在2010年被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委任爲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會長，也曾出任美國名校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校長。
蘇布拉·蘇雷什教授（Subra Suresh）領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期間，掌控年預算70億美元的龐大科研基金。
2013年至2017年，蘇雷什出任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校長。雖是大學1900年建校以來，任期最短的校長，卻爲大學籌得史上最巨額的私人及企業捐贈基金。
采訪當天下午4時30分，61歲的蘇雷什已連續工作12個小時，仍耐心十足地接受記者連串問題的熬磨，精力與熱情讓人佩服。
這位職業生涯跨越教育界、科學界、企業界的校長，是典型的把時間用到極限的能人。問他休閑做什麽，他說“快步走”，並舉例：“譬如在樟宜機場候機，就從第一搭客大廈走到第二大廈，再走到第三大廈。”
所以，如果看到校長在機場健步如飛，未必是在趕飛機，也許只是趁候機空檔做運動。
受母親影響 做事精益求精
從《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輯》2018年全球大學排名列表中排名第24的卡內基·梅隆大學“降級”來到排名第52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蘇雷什曾對媒體解釋說一方面因爲東風漸長，另一方面也因他傾心南大作爲一所相對年輕的學府，在發展上的靈活性。
一窺蘇雷什的成長及職業生涯，就會知道這位科學家不喜歡呆在稍有“僵化”的領域，喜歡嘗試前人所未能。
生于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的蘇雷什，父母不是大學生。不過，他將自己身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歸功母親。
“母親是家庭主婦，只有中學學曆，卻是我成長期的巨大動力。她在生活中處處顯現開創力，有想法、有膽識，堅信教育的價值。”
注重女性在科學領域參與和表現
或許因爲對母親的尊敬，也因爲與擔任公共衛生咨詢顧問的妻子瑪麗育有兩名女兒，蘇雷什特別注重女性在科學領域的參與和表現。在他任期內，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數理工科女性新生人數達到總數的將近一半，比美國國內平均值的20%高出兩倍以上。在南大，2017／18學年的女性數理工本科生人數，占了總數的37%。
在工程師備受尊崇的上世紀70年代，蘇雷什成功考入錄取率低于1%的印度理工學院。畢業後，他和不少同學奔赴美國念科研，21歲抵美時口袋裏僅有不到100美金。
蘇雷什花了兩年，便考獲一般人得用上五六年時間才能順利畢業的麻省理工學院器械工程博士學位。
職業生涯的首10年，蘇雷什在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任職，研究大結構如飛機、原子反應爐等的結構完整性。不滿30歲，他撰寫業內最權威的論著“The Fatigue of Materials”（材料的疲勞），當時被前輩警戒是否不知天高地厚。蘇雷什說：“或許是勇氣，或許是無知，但那本書很成功。”
他因此被挖角到麻省理工學院當教授。10年後，蘇雷什放棄大結構，轉向微電子研究。“美國的好處是，只要你能弄到研究基金，沒人會限制你研究的方向。我轉型10年後又出了一本論著。”
另一個10年後，剛滿40歲的蘇雷什放手微電子，進軍剛萌芽的納米醫學。他說：“這樣的生涯強迫你棄舊迎新，不斷證明自己。開始的三到五年就是在黑暗中摸索。進入納米醫學領域的時候，這方面的研究才萌芽，我的工作因此能夠左右後來者，造成影響。”
蘇雷什笑說，雖然他否認自己每一次都刻意選擇更困難的那一條路，但是“我太太會告訴你，那絕對是！”
記者好奇問他：“10年是你呆在一個領域的極限嗎？”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是。但如果你花了10年仍一事無成，卻在同一個領域呆下去，15年、20年……你的人生回報必定越來越少。”
蘇雷什1983年首次踏足新加坡，之後便與我國科研機構與學府合作甚密；他對歐美、中國、印度等地的科研發展也相當熟悉，是被邀加入中國科學院的少數外國人成員。
縱然國際排名是審視一所大學的其中一個標准，蘇雷什認爲，真正衡量一所大學偉大與否的，是無法量化的社會影響力。
優秀大學須處在 “自動駕駛” 模式
“百年大學的在地、區域和國際影響是它們偉大的原因。一所優秀大學，師生學習與創新、自強不息的精神要處在‘自動駕駛’模式。追求卓越理所當然，包括校友在內。影響不是指個人安分守己地生活，而是努力改變現狀，改變一個人，一個社群，乃至世界。”
新加坡兩所曆史較悠久的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大，過去二三十年間逐步成爲國際重要的研究大學。蘇雷什認爲，南大由于建校曆史更短，變化尤其迅速。他相信，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變革，南大的學術位置獨具優勢。
“新世界所需要的科技知識是南大的強項，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三維打印、物聯網等。我們今年2月更成立了南大科技與人類社會研究所（暫譯，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Humanity），關注科技與人類行爲的相互影響。”
蘇雷什舉例牛津大學說，年輕的南大要向800歲的牛津大學看齊。“求新求變不自滿，才能時時處在頂尖位置，占據發展前沿。偉大大學的生命，要比企業更長，比政權更長。”
包容失敗才能達成更大成就
談到美國硅谷的創意生態能否在世界其他地區複制，蘇雷什說，這不能拔苗助長，羅馬非一日建成。
蘇雷什認爲，美國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多個科研機構，長期投入資金，爲社會創造新興企業，帶來巨大影響。“新加坡的A*STAR、國立研究基金會等，就是往這個方向。過去20年，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顯而易見，本地大學因此迅速成爲國際新星。”
不過，每個地區發揮創意的空間有別，蘇雷什認爲這不僅是東西方的差異，在亞洲主要城市之間也有分別。新加坡在數理學習上爲學生打下穩固基礎，全球測試中頻頻報捷。蘇雷什說，美國教育卻非全美統一，教育結構多樣，給了學生多重發揮才華的機會，也有更大的失敗空間。“失敗乃成功之母，失敗經驗在美國不會被輕視。喬布斯曾被蘋果開除，而後東山再起；比爾·蓋茨亦從哈佛辍學。成功沒有方程式。”
他感性地說：“當一群有志之士彙聚，創意與創新的可能就會源源不絕。這個地方會吸引願意冒險的年輕人，願意承受失敗的年輕人，失敗不僅不被批評，不僅被包容，而是被欣賞。人們贊賞雖敗猶榮的冒險精神。”
蘇雷什相信，硅谷那樣的創意生態也會在亞洲成長。他說在美國，起步公司早就是大趨勢，年輕人甯可開創起步公司，而不去找一份穩定工作，聽人指揮。“南大學子和教員也有創業的例子。美國國家大、機會多，但競爭更激烈。新加坡制造業規模不大，但是今天企業不分國界，市場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
互聯網時代
知識分子更應實事求是
互聯網時代將人類社會與資訊緊密連接，“小人物”有了前所未有的、幾乎和傳統權威機構、精英階層對等的獲得資訊與發表自己看法的權利。不過，知識分子是否因此失去權威性，並不是這位校長的最主要關注點，他更在意如何堅持能夠經得起千錘百煉的做學問的精神。
“就科學研究來說，同行審議、由獨立委員會確認結果是很重要的。他人必須能重複你試驗的結果，真相得經得起反複審核。因此，諾貝爾科學獎總是在研究的15至20年後才頒布。學術要走長遠的路。科學必須科學。”
他相信，就算是人文和社會學科，也要講究實據。即使會經曆真假混淆的初期，但真相必定會水落石出。
“最大的問題是，互聯網讓信息傳播快速、來源多重，人們經常省略驗證這一重要步驟。待某種錯誤或非證實消息傳播開來，化解的時間和精力相對巨大。”
蘇雷什認爲，第四場工業革命最大的特點在于變化速度驚人。當人類將緊湊無休的速度當做理所當然的時候，不會有耐性等待妥善解決問題的時間和方法。“人們沒有耐性等待掌權者解決難題，其中一個後果就是社會與政治上的混亂。人類社會要共同面對工業革命帶來的新挑戰，不斷進行對話，這也是知識分子的工作。
人才是新加坡最大的資源
近10多年，關于美國輝煌不再的討論不斷浮現，並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一年多來甚囂塵上。
美國知名曆史學者Alfred W McCoy半年前發表著作《美國世紀陰影：美國國際勢力的起落》（“In the Shadow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 Global Power”），書中稱“美國世紀”將在2030年終結。2012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已在《2030年全球趨勢》報告中預測，美國將在2030年喪失國際霸主地位。
不過，蘇雷什相信，美國是一個精力充沛、不斷變化的社會。“你不可以僅看這幾年的發展，起落輪回很正常。美國是移民國家，至今仍然很饑渴，創新力驚人，這是不會改變的。”
他相信當年自己一個移民的經曆，仍然是美國發展的動力。“美國很了不起。我當時很窮，卻可以一路拿獎學金念書，可以被總統委任領導最大的科學基金。很少國家會給移民這樣的機會，這就是美國創新的根源。”
談到新加坡在新時代的優勢，他說：“人才就是新加坡最大的資源。最終國家或城市的崛起不是看領土的大小，而是人類精神和領導力。小不等于弱。有人說這一代的新加坡人失去饑渴，但每一個時代有它的挑戰，一個樂觀主義者會說，新加坡年輕人處在面對未來世界的最佳地點。我或許對新加坡隔代的變化不夠理解，但我相信年輕人最終會找到他們生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