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怕老嗎?什麽年齡才是步入老年的開始?
新加坡社會迅速老齡化，居民的年齡中位數，已從1970年的19.5歲，倍增至去年的40.5歲。
隨著社會發展情勢造成結婚率下降，晚婚、少生、離婚率上升已是常態，加上生活環境改善、衛生品質提升、醫學進步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人的死亡率下降，壽命延長了，超高齡、孤獨社會的降臨是預料中事。
日本早在2007年率先成爲高齡化率達到21%的超高齡社會，我國去年的數據是13%，即396萬居民人口當中，51萬人超過65歲。
孤獨身影顯而易見，老了也怕孤獨的你，知道如何向孤獨說不嗎？
東方社會過去都說“養兒防老”，來到21世紀的今天，這個說法被大打折扣。
數據顯示，“夫妻兩老共處”和“獨居高齡”的家庭結構不斷增加，這個趨勢因全球化和城市化而銳不可當。在荷蘭，這樣的家庭結構占高齡中的超過九成。高齡或即將步入高齡者須做好經濟、健康和心理上的充分准備。
受訪專家認爲，東方人的傳統觀念抑制了我國華族高齡者充分發揮個人潛力，形成高齡就是依賴者的社會形象。
蒙福關愛（Montfort Care）執行長黃明德說，新加坡及不少亞洲國家的矛盾是，我們有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及社會趨勢，但是西方人不期望孩子老來照看，東方人卻對孩子有所求。
他說：“西方社會對獨立思維的貫徹很透徹，他們的社區和機制在高齡照顧上做得比較完善；整個機制建立在對孩子和家庭沒期待的基礎上。我們的政府一方面看到西化的生活趨勢，一方面又呼籲以家庭爲中心，很矛盾。”
來自美國的杜克—國大醫學院副教授陳慧明，研究本地高齡課題超過20年，她認爲我國高齡在生活上步入兩老共處或獨居的結構，心理上卻沒有相應的准備，文化影響是重要的一塊。
她說：“華人很重視家庭，也特別在意別人看自己的眼光，所以問題都在家裏解決，但家庭人數越來越少，培養家庭以外的社會關系因此很重要。美國人比較開放，不會把問題鎖在家裏，願意與外人攤開來談。”
三分之一高齡者持續孤獨
陳慧明在2009年至2015年間做過一個跨六年時間的高齡心理調查。她發現，本地超過60歲的人口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年長者，持續沉浸在孤獨的情緒中。
她說：“長壽的問題是你必須在老年退休，孩子離巢後，重新規劃人生。60歲到85歲之間，你是誰？我們的社會沒好好考慮高齡的角色問題。社會變化太快，老一輩已經失去長者、智者的角色。孤獨對精神和身體健康影響很糟，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孤獨問題不僅在新加坡普遍存在，更在西方國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英國今年委任了一位“孤獨部長”，其職責正是聚焦解決英國人尤其是高齡的孤獨問題。英國研究發現，有20萬名高齡在一個月或更長的時間裏，沒和朋友或親人交談。
華族高齡者情感支持最低
由杜克—國大醫學院2016年發布的一項研究，披露了我國華人族群一個吊詭且讓人難過的現象。
華族高齡從親人處得到禮物、相伴時間和情感支持的比率，大大低于馬來族和印度族；與此同時，他們給予親人的情感支持也嚴重低于其他族群。
惟有在金錢上，華族高齡從親人處得到與其他族群相等的支持。
研究尚無法對現象提出解釋。不過我們或許可從專家的討論中獲得線索。
黃明德說，不少家庭即使父母有孩子，孩子也忙于工作或在國外生活。“我的朋友就在美國生活。他們說父母年邁，不可能叫父母長途跋涉去美國，他們如果失能了，才回來照顧。
“我告訴他，到那一天，你的父母其實不需要你了；他們需要的是療養院。”
蒙福關愛的快樂中心（Goodlife!）社工吳一飛的任務，是照顧馬林百列租賃組屋的獨居老人。她說，不少華族父母很看重面子。“很多老人覺得孩子應該主動聯系，而不是自己去聯系孩子。他們覺得沒面子。爲了面子，甯可不打電話不聯系。”
陳慧明比較新加坡和美國高齡時說，我國高齡的社交指數不盡如人意。她說：“新加坡房屋和人口很密集，正因如此，人與人之間反而沒有聯系。工作和家庭時間分配不理想，年輕人太忙碌。”
帕特裏克大叔直面孤獨
第一次到訪獨居的帕特裏克大叔（72歲，簡稱帕）的一房式租賃組屋住家，是和快樂中心的緬甸護工範武連（Van Uk Lian，簡稱範）一起。
範談到帕時語氣激動。他說，帕患有嚴重哮喘且個性孤僻，曾經煙不離手，雙腿浮腫無法走動。在社工鼓勵下不僅醫好了雙腿，現在也樂于與人交流。範說，花了至少八個月才贏得帕的信任。
“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要戒煙了！”戒煙省下的錢，帕用來買家具布置家居。
範鼓勵帕和弟妹往來。“他們原本不往來。他說因爲他們不找他。我們鼓勵他不要那麽在乎面子。現在他和妹妹關系不錯。” 記者造訪那天有霧霾，帕的妹妹來電叮囑他別出門，擔心哥哥哮喘發作。
到處亂走排遣寂寞
第二次和吳一飛去帕的家做采訪。記者印象深刻的是他言語間的寂寞。“我每天早上出門，一個人到處亂走；有時候從東海岸搭車去裕廊，新加坡大街小巷亂逛，晚餐時間才回來。不然，我做什麽？回家面對四堵牆非常寂寞，心裏很痛苦，曾經想一死了之。”
帕到處亂走排遣寂寞的生活，從62歲退休以後開始，持續了近10年。社工的支持難道沒有給他力量嗎？
他說：“他們偶爾會來，更多時候還是要面對自己。”
帕依靠過去當保安人員的公積金存款和教堂福利基金的資助，每個月的生活費有700多元，日常所需雖不成問題，不過他的確是我國不快樂的孤獨高齡當中的一員。
盡管家裏裝了與快樂中心連接的警報系統，帕還是擔心獨自在家發生狀況沒人理。一再要求社工測試警報系統，才略爲安心。
高齡孤獨不難排
嬰兒潮世代（1947年至1965年生）在不久的未來，將很快取代建國一代，成爲我國新高齡人口。
嬰兒潮世代的教育程度和經濟能力比建國一代高，不過，占據將近四分之一人口，約100萬人的嬰兒潮世代逐步離開工作崗位，將給社會帶來巨大沖擊。
黃明德認爲，未來的新高齡要擺脫依賴政府或宗教組織援助的模式。他說：“以前獨居高齡都是慈善捐助的對象，長久下去變成一種依賴。你上門送食物做家務，派友好使者陪他們，他們慢慢地就不出門了，害怕環境太吵太亂、害怕身體不好跌倒；有了強烈自卑感或抑郁症以後，漸漸和社會脫節，失去社交能力。這是惡性循環。”
日本長者拄杖爬上天橋啓示：拒絕依賴
黃明德說，他到日本做高齡研究，和當地一名教授經過東京鴨寮街的一座天橋時驕傲地說：新加坡部分天橋設有電梯，高齡者不需要爬得這麽辛苦。
“日本教授沒說什麽，只叫我在天橋上等著，然後我看到一群群高齡者，很多扶著拐杖，一步步爬上了天橋。教授說，我們應該警惕，有時候我們以爲是在幫忙他們，但最終我們是否拿走了一些重要的東西。”
重新理解工作意義
我國的重新雇傭年齡頂限去年從65歲上調至67歲，但隨著預期壽命連年延長（去年爲83.1歲），高齡仍有近20年時間“無所事事”。
曹氏基金會屬下華美輔導服務助理總監王勁說，高齡面對衰老過程，反應不一。“健康老人知道自己要什麽，有明確方向有興趣愛好，會參與活動、學新東西、當義工。有情緒困擾的老人往往不清楚生活定位，他的情感需求得從家人友人身上獲取；諸多幹涉家人孩子的生活，諸多要求，造成很多問題。”
黃明德認爲，農耕時代的人四五十歲就“走”了，現代人工作到60幾歲還有20年要過。“飛機師友人剛退休時玩到很爽，半年後卻患上嚴重抑郁症，現在不計薪水回到航空公司做行政。很多人面對自我定位和價值的問題，我們須重新理解工作的意義。”
吳一飛說，高齡不要因動作緩慢而停止做事，另一方面周圍的人也要給高齡機會。她舉例：社區中心有年邁攝影師花五分鍾打開攝影包，拍一張照片很耗時，但是因爲他喜歡而且有心，我們就應該讓他做。她說：“他們一旦不做，就會很快不能做了。”
擴大生活圈子
黃明德建議，未來的獨居新高齡要積極交朋友，尤其是年輕朋友。“六七十歲的人認識四十歲的人，會給自己帶來新的生命力。不然，全都是高齡，每個都看著誰先走，很慘。”
在社區中心，年輕社工給高齡帶來安慰。吳一飛總是笑容滿面，給中心很大的青春力量。這種力量具有感染力，讓體力和行動力衰退的高齡，也沾染了年輕的心境。
社會學者預測，未來社會不再是養兒防老，兩種趨勢很明顯，一種是兄弟姐妹互相照顧，另一種是朋友之間互相照顧。
與時並進翻新高齡公共空間與活動
馬林百列快樂中心明淨寬敞的社區廚房空間“快樂廚房”，成功吸引附近租賃組屋的高齡來做飯用餐。
廚房發起人黃明德說，嬰兒潮世代新高齡很快就要來臨，他們需要不同的空間和交際網。“他們的要求不一樣，但是老人社區俱樂部還在搞舞獅、太極、賓果（Bingo）。老人俱樂部要像民衆聯絡所一樣，來一個硬件和軟件上大規模的大翻新。”
王勁說，目前老人中心的活動類型有限。大家一起做手工和唱歌，一般高齡或許會喜歡，但是蠻多退休老師和專業人士根本沒興趣。“社會上適合高齡的活動太少，再有資源的人也未必有辦法找到合適的活動。我們需要多一點選擇。”
陳慧明說，建築空間非常重要。“如果空間鼓勵人們交流，大家就會聚集。我們的組屋底層多數時候感覺冷冰冰，所以怎麽設計空間，把大家帶到一起，很重要。”
支援住宅 未來選項？
陳慧明的家翁家婆住在美國佛羅裏達州的支援住宅。她和幾位受訪專家認爲，新加坡在未來有必要提供支援住宅服務，爲高齡提供更多看護選擇。
她舉例美國的支援住宅說，住所旁邊就是複健設施和醫院。“家翁跌倒後送進隔鄰醫院，因爲臨近住宅，家婆每天可走去帶飯給他，陪他聊天。家翁好了就到複健中心運動，住宅區還有遊泳池。”
陳慧明的家婆患有輕微失智，看護擔心她夜間到處遊走，晚上會過來客廳陪睡。
這樣的服務不便宜，每月收費6000美元（約8000新元）。美國高齡一般把房子賣掉，換取固定年數的支援住宅生活。
記者與衛生部接洽，了解我國爲何至今沒有支援住宅。發言人說，衛生部與家庭及社會發展部對國外高齡住宅做了研究，認爲新加坡具有高密度人口及組屋高擁有率的優勢，更適合通過加強社區服務，發展在地養老計劃。
衛生部與家庭及社會發展部將與建屋發展局以及市區重建局協作，推出結合看護醫療服務的住宅。當局也在探索適合興建公共或私有“支援住宅”的地點。發言人說，這類住宅將提供家政、24小時監控等服務，協助高齡獨立生活。更多細節明年公布。
臨終前自我和解
就像求學階段的10幾年是在爲進入職場做准備一樣，衰老與死亡也需要規劃。
談到死亡，王勁說：“參與人生重大事件的選擇很重要，活著的時候表達意願可避免往生後家人鬧糾紛。我們經常覺得老人家年紀大了，或因他不是付費的人而忽略了他的想法和需求，代他做決定。慢慢地，他會覺得自己的想法不重要，失去表達的機會。”
我國面對人口老齡化，很多時候焦點放在醫療和保健上，關注的是如何減少醫療依賴，還有對醫院病床的需求。黃明德說，臨終老人的需要，往往最後化繁爲簡，“最後一段旅程應該是人性與精神靈魂的旅程，不應該只是打點滴注射嗎啡。我們太唯物主義，太現實，最後其實都是人與人之間而已。李敖最後要的是，我的仇人們回來吧！是一種自我和解，一種生命走完一個圓以後如何關啓，是形而上的。”
關于“孤獨死”，黃明德問，一個人死去那麽可怕嗎？“如果我在廚房裏心髒病突然逝世，死了有什麽？反正都已經死了！我們只是認爲，讓老人孤獨死，就好像我們的社會沒有溫情，因爲我們希望社群是溫暖的。”
活著時候的溫暖與平和才最重要。
采訪後記：老人問題是人的問題
采訪進入尾聲，發現“老人問題”不是老人的問題，是人的問題。怎麽做人？是一輩子的問題。
“衰老”不是最大的問題，問題是日以繼夜的積累。老人問題，往往因爲年輕時候的問題沒解決，積累到最後變成大問題。包袱越來越重，個人承擔不了的時候，就變成社會的問題。
“老人”也不是單一的群體。就像孩子、少年或中年不是單一的群體一樣。
年輕時沒搞清楚親子關系，孩子會是問題；沒搞清楚夫妻關系，婚姻會是問題；沒搞清楚和自己的關系，一切都成問題。一個有問題的孩子，會成長爲一個有問題的少年；一個問題中年，最後會成爲一個有問題的高齡。
這些問題到了人生的最後，當所有夢想暗淡，當所有可能性不再可能，會同時爆發，讓衰老的人陷入人生低谷。
有些人七八十歲還很開心獨立、有所貢獻，因爲他們提前搞清楚和自己、和親人、和社會的關系。那需要一步步一點點努力換來，不會從天而降。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個人只能做足最好的准備，最壞的打算，面向未來。
“老人問題”也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要求巴士司機體諒行動不便或遲緩的高齡，不是單單對巴士司機提出要求就能做到。
這是整個社會缺乏人文關懷的問題，是一個迅速向前奔跑以達到目的的社會的問題。當整個社會沒辦法讓個人慢下來，缺乏照顧他人的時間和情懷的時候，如何容納一個個衰老後動作緩慢的人，就會變成整個社會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