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9日淩晨,美國總統特朗普針對伊朗襲擊美軍基地一事發表聲明,出乎意料地透露出了“和平信號”。
美伊之間劍拔弩張的對抗局勢似乎緩和下來了。但一個被忽視已久的問題又浮出了水面:美國在伊拉克經營這麽多年,可似乎伊拉克並不是真正的盟友,伊拉克與伊朗的關系反而比薩達姆時期緊密了。沖突發生後,伊拉克甚至通過了要求美軍撤軍的決議。
那麽,美國的中東政策究竟出了什麽問題?爲何美軍從曾經的伊拉克“解放者”變成了如今的“侵略者”?如果我們剖析真實的兩伊教派關系,看清美國駐軍伊拉克的效果以及伊拉克民衆的真實感受,也許就會明白美國是如何失去伊拉克民心的。
誰在主導伊拉克政局?
2003年美軍占領伊拉克之後,西方媒體關于“美軍把自由和民主帶到了伊拉克”,“伊拉克將成爲和平、自由和繁榮的國家”等觀點不絕于耳。不過,“伊朗在美國之後主導伊拉克”的說法也時常出現。
哪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我們不如先看看到底是誰在主導伊拉克政局。
當下掌控伊拉克的有三股勢力:南部的什葉派穆斯林、西部的遜尼派穆斯林和北部的庫爾德人。
目前,遜尼派約占世界穆斯林總數的90%,什葉派約占10%。什葉派占人口多數的國家主要是伊朗、伊拉克,伊拉克人口的55%是什葉派。而美國人一直認爲什葉派更具威脅。
在曆史上,什葉派形成了包括從大阿亞圖拉、阿亞圖拉、霍賈特伊斯蘭到最基層的毛拉在內的宗教學者等級制度,而遜尼派裏並沒有這樣的設置。大阿亞圖拉數量不少,平時住在伊朗的庫姆和伊拉克的納西裏耶這兩個什葉派聖城。
大多數大阿亞圖拉不關心政治,可是但凡參與政治的大阿亞圖拉的號召力都是超強的,霍梅尼(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伊朗最高領袖)都是大阿亞圖拉中的強人。什葉派教徒規定信徒必須追隨一位大阿亞圖拉,而並不是追隨哪個國家。
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的什葉派開始追隨納傑夫(伊拉克中部城市)的大阿亞圖拉——西斯塔尼,沒人在意庫姆的哈梅內伊的存在。作爲什葉派三傑之一,西斯塔尼的宗教影響力是當時主要負責俗務的哈梅內伊無法比擬的。西斯塔尼認爲神權介入世俗必然迅速腐化,所以輕視伊朗那些腐敗的毛拉。事實上,庫姆的大阿亞圖拉也是持這種看法的居多。這就維護了大阿亞圖拉們的精神權威。
西斯塔尼是霍梅尼之後僅存的大宗師,是伊拉克的精神領袖,在當今全球什葉派穆斯林中享有無可替代的宗教地位。就連美國小布什政府也曾經不得不聽從他的意見,修改戰後伊拉克重建計劃。
2019年10月,伊拉克爆發了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遊行並導致嚴重傷亡。後來,遊行示威者將不滿從伊拉克政府逐漸轉向到伊朗。11月27日晚,伊朗在伊拉克宗教聖城納傑夫的領館受到反政府示威者沖擊並遭焚燒,示威者稱這是對“伊朗扶植的伊拉克政府”的不滿和憤怒。
伊拉克和伊朗外交部均譴責此舉是破壞兩國關系的非法行爲。伊拉克方面強調,示威者“並不代表伊拉克的官方立場”。伊朗媒體稱,此次民衆的遊行行爲或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活動,美國在背後策劃了一切。
事實上,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發動伊拉克戰爭,打破了伊拉克穩定的政治架構和權力基礎,埋下了致使伊拉克局勢日益動蕩的種子。
自由女神難成伊拉克保護神
占領伊拉克後,美國對伊拉克進行了政治設計:遜尼、什葉和庫爾德三派各占三分之一議會名額,既體現公平,還能使三方互相制衡。美國總統特使布雷默向西斯塔尼介紹民主原則時,西斯塔尼手一擺:“我想讓他們得多少票,他們就得多少票。”
“美式民主”並沒有在伊拉克這片土地上開花結果。
傳統上伊拉克社會的凝聚力就不足,同時,以教派、族群劃分的政治架構也難以強化國家認同。伊拉克遜尼派注重世俗化,強調跟隨強者,並不看重血統,造成了權威分散;而什葉派把血統和傳統的力量放在首位,西斯塔尼依靠個人魅力和宗教崇拜,把伊拉克的什葉派凝聚爲一體,步步爲營,掌控了很大一部分國家權力。
事實上,美國幫助伊拉克建立的“民主政府”,是一個人口占多數的什葉派政府。盡管這個政府也靠多數人的選舉而上台,但並不等于在遜尼派的眼裏獲得了合法性。原因在于,伊拉克民衆的教派意識遠遠超過政治觀念,什葉派組成的政府,會加劇遜尼派的仇恨與恐懼,進而導致報複和反抗。
同時,美國政策與行爲分離,給伊拉克民衆的印象是口惠而實不至。在一個教權絕對權威、教派林立、厭惡世俗社會的國度,要實現美國所謂的“民主樣板”幾乎是緣木求魚。
與伊拉克人根深蒂固的信仰相比,美軍的解放者形象是短暫的。時間一長,就會激起穆斯林的仇恨,美軍的形象就會轉變成侵略者。
面對伊拉克教派的對立和沖突,美軍不想深入幹預。而伊拉克人認爲,美軍的觀望和軟弱是伊拉克國內戰亂的根源。于是,美軍沒有清除所有反抗者的能力,反而成爲各教派的發泄、攻擊對象。
“亡國之民”的切膚之痛
薩達姆政權倒台之後,因爲美軍的存在,伊拉克亡國之民的情緒變得日益複雜。
家園與信仰是虔誠教徒的歸宿,伊拉克民衆眼裏的美軍早就不是救贖者了。你們占我國土,屠我父兄,我們不是拾荒者,而是這片土地的主人,我們要恢複甯靜家園——這是伊拉克民衆的真切訴求。
戰後,由于暫時的國家權力真空,伊拉克不得不接受美國的“幹預性重建”。2003年5月,美國主導成立了“聯軍臨時管理局”,保羅•布雷默擔任最高行政長官。但除了極少數行政官員懂阿拉伯語,從局座到雇員都是中規中矩的美國範兒,忽視了當地複雜的曆史、文化和社會心態,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中留下了諸多隱患。
例如,伊拉克永久憲法中確認了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人的分立狀態,這在事實上擴大了庫爾德地區政府的自治權,強化了伊拉克庫爾德人的分離傾向。後來無論是ISIS的彈雨橫飛,還是“大庫爾德國”的血雨腥風,都可以在這部永久憲法中找到根源。在現代國家認同缺乏和成熟公民社會不健全的伊拉克,搞權力分享的“合作性民主”,這本身就過于超前了。
同時,美國主導的伊拉克經濟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伊國石油工業自主發展的能力。由于美國重兵在側,伊拉克議會被迫通過美國主導起草的“石油法”。此法有公平之名,無收益之實,最終成爲美國控制伊拉克石油的法律保障。
而且,美國國會在伊拉克重建之初撥款184億,實際的重建撥款沒有到位,伊拉克經濟和生活不能及時恢複運轉,使本已艱難的百姓生活每況愈下。
偏偏屋漏又遭連雨天,美國清除伊拉克複興黨的政策,最終演變成了“去遜尼派”行動,這當然引起了遜尼派官員和士兵的抵制,也必然加劇了教派對立。被解散的伊拉克複興黨武裝人員不但心中郁悶,還找不到工作、衣食堪憂,許多人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對社會安定造成破壞。
無論在安全上伊拉克需不需要美國,從感情上來說,伊拉克對美國都已經形成了難以挽回的看法定勢。不過,顯然伊拉克目前還沒有趕走美軍的力量。山姆大叔賴著不走,就看伊拉克人能不能找到可行的辦法了。
撰文 / 薛陽
(上海浦東領航文化工程研究院 研究員)
編輯 / 甯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