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鄭培凱教授，能談的範圍太多太廣。他早前受新加坡國立大學、雲茂潮中華文化研究中心、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聯合邀請，來新主講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留，可這位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後、曆任美國和中港台知名學府的學者，也是中國文化史、明清文化、中國審美文化、經典翻譯的大家。
1998年，鄭培凱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學創立中國文化中心並曾任中心主任，至今著有《湯顯祖：戲夢人生與文化求索》《遊于藝：跨文化美食》《在紐約看電影：電影與中國文化變遷》《茶余酒後金瓶梅》《陶瓷下西洋》系列等書籍。戲曲、電影、美食、茶藝、文學、陶瓷、字畫……鄭教授像是遊戲于中國曆史文化長河中的頑童，樂不可支。他日前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暢談東西方文化在21世紀的現狀與未來。
談到1998年在香港城市大學成立中國文化中心，鄭培凱教授說起時任城大校長的張信剛與大學生的一段交流經曆。
“張信剛理科出身，愛文化。他和學生代表見面，問他們喜歡文學古詩詞嗎，喜歡哪一首？第一個說《靜夜思》，接下來20個學生，也都只懂《靜夜思》。他大吃一驚，發現香港年輕人的中國文化底子很差，因此決定成立中國文化中心，把中國文化課變成大學必修課。”
鄭培凱認爲，香港年輕人的中國文化底子不好，和教育體制有關。英國殖民時期，中國曆史科被認爲會影響英國在港統治權，因而極力避免在中學教授。中國史1965年雖在中學獨立成科，不過一般認爲不受重視，2000年一度被取消必修科地位，但在2018∕19學年又成爲初中獨立必修科。
鄭培凱說，學生本來就急功近利，不能馬上看到用處的學科一旦取消，就徹底放棄。“後果是，你沒有文化凝聚力，社會分崩離析。10幾年後果然發生。香港政治沖突的背後原因，是對曆史文化的完全隔閡。
“沒有文化感情認同，選擇只能是政治；而政治的選擇往往只看眼前；你看不到別的，看不長遠。”
“就是一個空心人”
看大曆史，鄭培凱說這150年來，華人的大問題是在企圖現代化的過程中，把傳統道德觀和價值系統都丟掉。
“改變不是全部丟掉。你是華人，不代表只是在政治或者國家層面上的認同，而是對文化有感情。你要做世界公民，不是就擁抱世界，那很空泛。最麻煩的是，香港青年對于西方文化傳統也不了解！
“講的難聽一點，就是一個Hollow man（空心人），和美國作家T.S. Eliot（艾略特）講的空心人是一樣的。人空的時候，唯一能填補的就是金錢、物質物欲。
“不講社會抱負，講一個人的幸福感、充實感；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會有挑戰和選擇，你需要文化素養，才能面對。”
中國2000年穩定結構已打破
做東西方文化比較，鄭培凱說，西方從文藝複興以來，這三四百年發展很快，也很清楚；中國經曆春秋戰國500年的時候，思潮開放，發展同樣驚人。
“春秋戰國奠定了中國後來2000年基本穩定的結構。在人類曆史上，有2000年基本穩定，這個框架很不容易。”
因爲過于穩定，才有後來的革命。
“中國這150年的變化劇烈，變化得面目都看不清楚。我們講西方，講的是他們經曆三四百年變化的一個結果。華人要認清這個。
“每個人的曆史任務，就是要好好努力往前看；要了解過去，知道現在，展望未來。華人在這個狀況很多事情可以做，不要只是把腦子放在政治上。
“我們經常卷入政治鬥爭，要站邊、要站派，打擊和我們不一樣的，五四以來就這樣。進入鬥爭，便沒法平心靜氣看曆史的發展，看天翻地覆的變化。”
鄭培凱認爲，當今關心文化的華人，其實都是文化的混合體。這揭示了曆史發展的趨勢，也重新界定了現代華人的身份。
思考中華文化的問題，鄭培凱認爲，首先要有曆史的同情。“你哪裏像古代中國人，我們的思維基本是西方的。
“如果不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容易産生那是落伍的、不實際的。那不是不實際，是在那個曆史環境中很實際，現在不實際了。這是曆史觀的問題。將來的人也會覺得我們思維落伍。所以研究曆史的人會說‘曆史的同情’（Historical Empathy）。人類是生活在生活環境裏，不是文獻裏，不是抽象的。”
此外，要有耐性。
“中國2000年的文化結構已經打破。很清楚，打破了。文化長期以來的宗教、價值系統、文化信念都打散以後，爲了長遠一定要重新組合；怎麽組合沒人知道。因爲文化知識結構的成型，不是一個官方可以指示的東西。
“我們華人面對的情況，接近當時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沒有定論。春秋戰國500年，要有耐心。革命激烈之後，沒有好幾代的培養，這不可能（出現新結構）。”
最後，要有知其不可而爲之的精神。
文化人要“知其不可而爲之”
根據曆史經驗，物質力量的強大與否，決定國家與個人的生存能力。鄭培凱說，這個現實不盡如人意，但烏托邦並不存在。
“中國的曆史經驗是，強大後要顧及以大示小，尊重小國，體現人類追求的精神境界。美國作爲霸主，也要表示對民主和尊重世界的價值觀，因此特朗普的流氓作風會引發國內思辨，是不是對美國立國精神有所違背。
“人對擴充自己利益欲望的東西，會思考到妨礙長遠發展，擔心回到弱肉強食的社會。”
談到19世紀歐洲在戰爭中得利，鄭培凱說歐洲就算今天反省，也不可能吐出吞下肚的好東西。
“我霸占一塊土地，你叫我吐出來我心痛啊！我參加紐約州中學曆史課本改寫，怎麽處理美國原住民問題。曆史上他們被殘害得很厲害，被霸占了土地。要不要吐出來？沒辦法。
“現實牽涉到太多利益問題。但我們是教師，教育孩子時怎能灌輸‘從現實裏搶到的就是你的’。
“我常說：我們努力做。這個世界不可能變得更好。可是我們要非常努力地做，讓這個世界不要變得更壞。
“孔子說：知其不可而爲之。所有的文化人都要做一些事，你知道不可能達到你的理想，但是你還是要做。因爲做了你會阻止最壞的狀況發生。”
不過，“做”要建立在“知”的基礎上。鄭培凱說，大學生每次都說自己有權利做這個做那個，他就會說：你們年輕人沒有無知的權利。
“因爲無知不但害別人，也害自己。你無知的時候，會做出很愚蠢的決定。知識是廣泛的，不只是專業知識，不只是狹隘地找一份工作、賺一份薪水，你還是社會的一分子。你對于生活、對于周邊的人的關懷，也很重要。”
全球精神價值大洗牌
鄭培凱也提醒，文化的角度，關乎幸福、快樂、意義，無法用物質衡量，很難以“進不進步”來評定。
他說，步入21、22世紀，西方精神境界的“進步”，會進入自我質疑階段。
“19世紀，美國自由女神像的象征非常清楚，歡迎受苦受難的各地人民到這片土地來。但現在不僅美國，歐洲也開始質疑自己的想法。所以人道精神是怎麽回事？精神境界是否開始低落？”
全球化帶來的沖突，造成西方知識分子的自我質疑。這種強烈的批判質疑精神源自18、19世紀革命推翻政權的曆史進程。鄭培凱認爲，中國現在開始有這樣的精神，但是發展慢很多。
“從這個意義上，21世紀，全球會面臨很多精神價值的重新定位和討論。對于年輕華人，你真的要了解中國曆史的發展和近代的大變動，也要了解西方這300年的發展和困境。”
鄭培凱甚至相信，長遠來說，中國處于不同政治體系的現狀，以及華人社會的分布，將有助于文化課題的探索。
“現在是華人社會探索這些課題的好時機。華人社會屬于不同的政治體系，就可以有不同的價值和思想的討論。長遠來說，這種分隔未必不好，21世紀會是很有趣的世界！”
社會階層流動 不應只有一條路
鄭培凱教授目前專注于對陶淵明、蘇東坡、湯顯祖的研究。他說，從西方的思維去理解中國曆史的一些人物後，最尊敬的是這幾位大文學家。
“因爲他們有所堅持，不願意跟著政府隨波逐流，結果受到打擊，因爲不給人家面子。”
鄭培凱“講故事”：湯顯祖是明末大劇作家、大詩人，張居正首相請他到家裏去，他拒絕。“我不願意做你的門客，我不願意變成你這一幫人。這種態度付出很大代價。蘇東坡也一樣。
“到了21世紀，你反而要講他們了不起，人格之偉大。可是大多數儒士都進入政府，一層層聽話，進翰林院、升官；大多數是這樣子。因爲利益在那裏。”
他談到很有趣的一點說，中國近代最大的變化，是科舉的變化。中國社會再也不是科舉、當官，就可以有權有錢。“華人社會都在改變。中港台都逐漸脫離這樣的方式。”
他說，傳統上中國社會通向成功的扶梯，往高處的社會階層流動，只有一條路——科舉。這個單一的成功方式，造就了受惠精英階層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
“20世紀，中國開始分崩離析，本來中國商人就很有錢，可是沒有社會地位（士農工商）。受西方影響，21世紀中國逐漸有變化。這對于當政者來講，還是令人擔心，這個沖突一直存在。”
鄭培凱說，美國就存在不同的、具獨立性的場域，不會受政權直接影響。“中國這100年發展，變化在産生，但是獨立的程度會到哪裏，我們不知道。
“曆史沒有終結，有人類就不會終結。現在大多數人在討論展望的時候，僅限于經濟和政治；討論曆史文化展望，價值重建展望的人較少。但這需要被討論，教育上也要進行。”
吐奶救全家
祖籍中國大陸山東日照的鄭培凱，1948年出生于青島，直到在台灣念小學的時候，才知道一家人幾乎在太平輪沉船事件中丟命。
“家裏幾個親戚和家當都下去了。心煩的時候，母親會說：要不是你，就沒有後來的煩心事。心情高興的時候，母親則會說：我們真幸運。”
1949年，鄭培凱的父親先行赴台，母親帶著4個月大的他，好不容易買到1月27日小年夜的太平輪船票，但由于鄭培凱吐奶，母親怕他年幼受不住，臨行前一天決定改搭飛機。
太平輪因爲超載，加上宵禁沒開航行燈，在由上海航向台灣基隆的途中與一艘貨輪相撞，兩船皆告沉沒，太平輪上900多人罹難。
“朋友笑我‘吐奶救全家’。”鄭培凱每次談及，仍感歎命運的操弄。
父子20年沒見面
大時代有大時代的故事。
鄭培凱父親早年是官督商辦，在西安做化工實業，還負責黃海的漁業水産，到了台灣後原希望兒子往理工科發展，偏偏鄭培凱從小著迷于文字魔力，喜歡和文化有關的一切，想當詩人。
當時處于叛逆青春期的他報考台灣大學外文系，和父親約法三章：讀大學不用家裏一分錢，自己的人生自己規劃，堅持棄理從文。其實，鄭培凱的父親寫一手好字，收藏字畫；母親愛帶他看京戲，從小浸濡在濃厚文化氛圍裏。
1969年，鄭培凱留美，成了漢學大師史景遷在耶魯的第一位博士生，論文評審老師是余英時。留美期間，熱血的鄭培凱參與不少政治活動，還爲了“保釣”去日本大使館外示威遊行；1976年更因“和同學一起到大陸看看”，因而被當時的台灣政府列入“回了匪區”黑名單，20年回不了家。
鄭培凱回憶當時：“父母讓我寫自白書就可以回來。但我覺得沒做錯事，爲什麽要道歉？爲什麽要寫自白書？你不是從小教我們要愛國嗎？
“父母覺得我不聽話。這個事件對我刺激很大。人的一生要有選擇，選擇要付出代價；這個代價你自己要有拿捏。”
父親年邁不喜遠行。父子因此20年沒見面。1990年，在余英時教授多次疏通後，鄭培凱回到台灣，見到年近80的父親。
“老人真的很有意思。他只說：噢，回來了……（停頓，沉思）我覺得這個裏頭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