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巡回大使王景榮受訪時，不排除馬國可能要重施故伎，企圖制造展開配套談判的機會。但南大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馬來西亞項目高級分析員韓國雄則認爲，現有情況與當年大不同，除了可以肯定水價是馬哈迪最關切的課題，港界和空域問題都是突然冒出的。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醫生上個月趁著出席亞細安峰會，正式訪問新加坡。這名老練的政治人物當時表示期待延續新馬友好關系，言猶在耳，兩國關系在過去幾天內卻突然緊繃起來。
事緣馬方在本月4日指我國明年在實裏達機場啓用起降程序，會影響柔佛巴西古當的發展，也侵犯了馬國主權。我國回應時強調，跨境航空管理並不涉及國家主權，也遵循國際法，反指對方近來在我國大士一帶領海的動作，才具有侵略性。
此次爲何又起新馬領海爭端？可否化矛盾爲合作與共識？
動機一：轉移馬國人民注意力
馬國希望聯盟政府今年5月大選勝出上台至今，尚未交出顯著政績，近來已頻頻發生種族摩擦，國內壓力不斷加大。
希盟政府除了因國內不滿情緒而取消簽署聯合國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雪蘭莪梳邦再也一座百年印度廟上月26日也發生馬來暴徒與印度教徒沖突，使問題加劇。
受訪政治觀察家無不認爲，馬國一連串對新加坡發難的行爲，是借此凝聚國民，確保希盟繼續獲得選民支持。
政治風險顧問德瓦達斯（Devadas Krishnadas）說，新加坡多年來在水供和食物來源方面加強韌性，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至少這方面的課題不再是“緊箍咒”。
在他看來，把馬國企圖支配新加坡和在雙邊關系上故意說事的舉動，視爲分散馬國人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讓他們忽視政府履行政治承諾的不足，是更爲恰當的解釋。
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馬來西亞項目高級分析員韓國雄也說，希盟政府對國內選民的情緒特別敏感，並且非常重視保護馬國的國家利益，這一點在大選前已非常明顯。 他認爲，馬方在收回航空交通管理權等方面的言論，在細節上含糊不清，目的是建立強硬和愛國的形象。
動機二：制造談判機會
上世紀90年代，新馬關系曾因一系列懸而未決的雙邊課題陷入冰點。1998年，兩國開始以擴大合作框架爲方向，展開配套談判，最終因馬國單方面終止談判，沒了下文。
我國巡回大使王景榮受訪時，不排除馬國可能要重施故伎，企圖制造展開配套談判的機會。
他說：“在這種缺乏互信，進行持久雙邊談判時間又有限的情況下，任何馬國對我國發難行爲的诠釋都在台面上，任由我們去想象。”
有政治觀察家推斷，馬國賠償我國的新隆高鐵計劃延期費用將在一個多月內到期，此時制造問題不外是增加談判籌碼，以減少馬方的財務負擔。
新馬領海爭端發酵數日後，馬哈迪前天就說，馬國將根據法律及馬方的權益解決新馬領海及領空糾紛。
他說，新加坡已同意針對水供，以及領海和領空邊界爭議進行協商，馬方在完成協商前都不能多作回應。
韓國雄則不認同制造配套談判的說法，認爲現有情況與當年大不同。他說，除了可以肯定水價是馬哈迪最關切的課題，港界和空域問題都是突然冒出的。
“希盟領導人在其他外交政策問題上的言論有時自相矛盾，似乎更多地表明了馬國政府各部門不過是隨機反應，而不是整個政府一致的步調，以使新加坡同意就這些問題進行配套談判。”
動機三：考驗新加坡領導
馬國當初與新加坡關系鬧僵，剛好是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接任我國總理之後。
馬哈迪當時甚至連與建國總理李光耀在丹戎巴葛鐵道土地問題上達致的“協議要點”（Points of Agreement，簡稱POA）都推翻，新馬關系自此波瀾不斷，直到馬哈迪在2003年卸下首相一職後才有轉機。
隨著我國第四代領導即將接班，有輿論認爲，馬哈迪領導的政府是爲試煉我國新領導班子的意志力。
德瓦達斯倒不認爲這是針對第三代或第四代領導的問題。
他說，新加坡由始至終堅持以規則爲基礎，來解決雙邊問題。“真正考驗的，是領導人能否在面對挑釁行爲時，有決心盡最大能力作出精細調准的反應。”
王景榮曾在2011年至2014年間擔任我國駐馬來西亞最高專員。這段期間，丹戎巴葛鐵道土地的協議要點確定全面落實，只待發展費應由誰承擔的問題通過仲裁解決。這時的新馬關系可說相對融洽。
問及當年是哪些因素改善新馬關系，王景榮認爲，歸根究底是馬國的政治領導是否擁有自信。
他說，領導人一旦穩固了地位，他們可以在棘手的雙邊問題上果斷采取行動，兩國關系自然更加穩定。“棘手問題可處理，雙邊談判就更可能取得成果。”
何謂領海？
一個國家的主權延伸至其領海上空和底土。根據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領海是距離基線12海裏的海域。基線簡單來說，是海岸低潮線的連接。
外國船只依照公約有權在某國領海“無害通過”，船只也得避免做出違反無害通過的事，如進行捕撈等商業行爲，或在未經有關國家許可的情況下，停泊船只進行任何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