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達沃斯參加第50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李顯龍總理，應邀出席對話會，就新加坡所面對的挑戰，以及世界經濟未來的趨勢，分享他的看法。
他對全球經濟産業鏈可能脫鈎的威脅表示擔憂，並且強調新加坡必須繼續參與全球經濟，並且讓新加坡人從中受惠，才能獲得民意支持既有的開放政策。
布倫德：歡迎李顯龍總理。總理先生，我們很榮幸能邀請你到這兒來與我們對話。貴國的發展成就顯著。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新加坡在55年前的1965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取得獨立。它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從一個小小的英國貿易殖民地，發展成爲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體之一。
1965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爲500美元。今天，它的人均收入已達到6萬5000美元。這意味著年均增長率約爲9%。你在2004年就任總理，是貴國的第三任總理，顯示國家發展穩定。我在新加坡生活了16年。我們知道該區域發生了很多事，但這絕對是亞洲的世紀。全球國內生産總值首次有50%來自亞洲，而新加坡的領導地位至關重要。因此，我認爲所有來這裏的人，都希望聆聽你對于新加坡地緣政治前景的看法。接下來就請你發言了。
國家越小越能明白
每個國家都是朋友
李總理：謝謝你，布倫德。感謝你對新加坡的贊美。過去半個世紀，我們的表現相當不錯。我們付出了努力，但是有一些外部因素對我們非常重要，而我只想提其中三個因素——美國、中國和全球化。
美國之所以重要，是因爲過去半個世紀，它在整個亞太區創造了和平、穩定與安全。盡管美國參與了越南戰爭，但它一直是一股良性和建設性的影響力，創造了一個讓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可以參與、一起繁榮、競爭和占有一席之地的環境。同時，美國也是我們的主要投資來源和主要市場，因爲他們保持經濟開放，而且他們相信保持開放和歡迎其他國家增長與繁榮，美國也將獲益。
中國也是我們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因爲在過去40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穩步增長，甚至比新加坡還快，我們與他們的互動日益加深。貿易量急劇增加，在中國的投資大幅度增長。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新加坡是中國的最大外國投資來源，或者是通過新加坡的外國對華投資排第一位。我相信其中有一些肯定是總部設在新加坡的其他公司，但這仍然顯示了這種關系的深度。旅遊人數增長了。它激發了整個區域的信心、提振了一定的活力，新加坡也從中受益匪淺。
第三，我們從全球化中受益，因爲世界貿易蓬勃發展，人與人之間的業務往來也日益開放。全球有多輪貿易談判，包括烏拉圭回合。世界貿易組織發揮了建設性作用，盡管並非總是輕松達標。不過，我們加入了全球經濟，這使小國可以提高生産力，讓我們制定的政策可以奏效。
現在我們處于一個轉捩點，所有這三個因素都在變化。美國的變化體現在安全方面。該區域的戰略平衡正在發生變化，因爲中國變得更有影響力，成爲更強大的參與者，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朝鮮備受關注，因爲他們擁有核能力。美國在自問是否爲此承擔了太多負擔，並希望他們的盟友能承擔更多責任，至少爲這種共同安全的費用籌措資金。
在經濟上，美國人也改變了態度。我認爲他們更關心美國工人所受到的影響，更關心其他國家占美國便宜，把它看作一個“搭便車”的問題，而不是美國掌控大局並保持開放，在讓其他人受惠的過程中自己也受益。因此，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我們不知道這是不是不可逆轉的，但肯定是非常根本的立場轉變。
中國的立場也發生了變化，因爲隨著他們增長，他們變得更有影響力，發展更先進。他們在國際經濟中的作用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他們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他們與其他國家的關系，特別是與美國的關系，變得更加難以管理。因此，以前可以輕松地說“我是各國的朋友，是美國和中國的朋友”，現在我們仍希望與各國爲友，但是你會被迫與其中一方成爲更要好的朋友。這就是世界的變化。
布倫德：我想很多歐洲人能明白這一點。
李總理：你國家越小越能明白這一點。
第三個因素全球化，也在發生變化。你們一直在這個場合討論這個課題，因爲人們擔心它對弱勢群體的影響；人們擔心它對環境的影響；人們擔心我們之間的相互聯系而産生的不確定性；人們對跌宕起伏感到焦慮，因爲我們再也無法保護自己免受這些因素的影響。
全球化別無選擇
須押注密切合作國家
在這樣的環境裏，新加坡展望更多個50年，並尋找出路。我們能做些什麽呢？
我們與美國仍是很好的朋友。他們是我們的重要安全合作夥伴。我們仍相信，美國在促進該區域穩定與安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雖然不再是唯一角色，但仍不可或缺，因爲無論是中國或日本，都無法替代這個角色。因此，我們希望繼續與美國合作，也希望繼續與中國合作。很多時候，你會發現自己被迫選邊站。當我們必須表達立場時，我認爲重要的是讓人們了解，新加坡的選擇只代表自己，因爲我們是在爲新加坡做選擇，而不是因爲我們是哪一方的爪牙。這意味著你必須有勇氣站穩立場和說出實情，有時這會引起憤慨，有時會引起其中一方更大的憤慨，甚至有時是兩方。不過，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爲一旦人們不再認爲你是爲自身利益的認真對話者，你就沒用了，你就完了。
至于中國，我們也有重要的利益關系。它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該區域所有其他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包括美國的盟友。我們希望，當我們看到中國可能調整自己的立場時，會考慮到它在世界上的新而強大的影響力，以便通過和平與建設性的方式，融入它所依賴的全球秩序，不管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還是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或其他外交舉措。我認爲中國將發揮重要作用，新加坡希望能夠與他們合作，參與並鼓勵他們以某種方式留出空間，讓其他國家得以繁榮、走自己的路，並從長遠來說歡迎新崛起的大國，而不是把它視爲“房間裏的大象”，而這頭大象未必留意到周遭或腳下還有誰。
我國體制不能失敗
因爲只有一次成功機會
在全球化方面，我認爲，盡管面臨壓力和問題，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押注彼此密切合作的國家。因爲如果新加坡的550萬或600萬人必須自己種植食物、生産電腦、經營銀行業務和生活，我想我們將挨餓，這是不可能的。不過，要在這樣一個全球化又騷亂不安的新環境中繁榮發展，我們就必須提高自己的檔次和能力，引進新投資，以促使我們與世界各地的活力及繁榮中心相連接，包括歐洲、美國、日本、中國、拉丁美洲和非洲，因爲那些地方有許多充滿活力的未來增長點，並以一種我們能做出貢獻的方式把我們連接起來。新加坡是有能力完成一些事情的，而這些事在其他地方並不容易獨立完成。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提升我們的企業、人民、教育和技能，並擁有一個我們可以引進高質量投資、運營、研發中心的環境，以及高質量人士想要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這不僅是成本的問題，而是整個環境，包括安全、保安、信心、機遇和活力。這就是新加坡所要做到的。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照顧我們的人民，確保在世界上發生的所有這些事，不僅能讓新加坡受惠，也能造福所有新加坡人，以便他們可以把握我們創造的就業機會，在全球競爭中照顧好自己；以便當一個行業下滑時（這種情況會不時發生），人民將得到協助、支援和有時間掌握新技能，並將他們轉移到另一個行業、另一份工作，以及能夠繼續謀生，而不是覺得他們只能靠自己，沒有得到體制的幫助。
這個體制必須行之有效，否則它就會失敗崩潰。在新加坡，我們的體制不能失敗，因爲我們只有一次成功的機會。
布倫德：謝謝你總理先生，謝謝你提供的視角。這當中還可以提出很多問題。
讓我先從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開始。我們從上周剛發布的調查中了解到，專家和商業領袖的首要短期關注是地緣政治兩極化和貿易戰，它們也對全球增長産生負面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了今年全球增長的調整後數據，比上一份報告更爲悲觀。
總理先生，你是否認爲仍然存在與地緣政治對抗和競爭相關的挑戰，或者你是否認爲，上周中美在華盛頓特區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這種挑戰達到了頂峰？
李總理：我們竭盡全力保持樂觀，但還不至于那麽樂觀。我認爲它還沒達到頂峰。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課題。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該如何適應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占全球生産總值的百分比將繼續增加，經濟也會愈發成熟複雜。其絕對體量會超越美國，盡管它還需要好些年才能像美國這麽先進，但這只是時間問題。
兩國要如何調整以相互包容，避免陷入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並不容易，因爲雙方都面臨國內壓力，主要是在計算下一輪選舉或下一輪國內政治接班。這些國內壓力不會自然地考慮到全球戰略穩定平衡的問題。你已經看到後果，中美互征關稅削弱了貿易和福祉，沖突的不確定性也影響投資，使得商業決策躊躇不前，因爲你不知道是否還能冀望未來。無論是5G網絡或全球供應鏈，技術分歧的可能性將導致“我不信任你，你也不信任我，因此我不能依靠你的産品，而你必須開發自己的供應鏈”。實現這個過程將花費很長的時間和付出昂貴的代價，這必然會給我們帶來損傷。
昨天我和一位工業家談話，他說：“我們以磁共振成像（MRI）機器爲例。在理想環境裏，你在一個地方生産，供應給全世界。如果一分爲二，我們可以在亞洲和中國設立一個制造中心，同時在美國設立另一個制造中心，成本雖然較高，但我們不至于完蛋。”我說，如果你在兩個地方制造相同的機器，那沒問題。但是如果兩邊需要不同的芯片和軟件，而且以國家安全爲由，在取得科技突破時不願分享成果，那就會導致我們付出代價。我認爲你還沒走到那個地步，但正朝這個方向發展。
或需一個美國系統
和一個非美國系統麥克風
布倫德：總理先生，你可以正確地說，中美占全球生産總值的40%以上。因此，合作或競爭的結果確實很重要。我覺得這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技術競爭。我想，北京和華盛頓都已經明白，掌握這些技術的國家也將成爲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你對這個脫鈎問題有多擔心？因爲如今它們還在競爭，但是如果發展出不同的系統，而且是無法兼容的系統，這可能對長期增長産生重大的負面影響，其他國家將不得不做出選擇。新加坡就必須選擇中國或美國系統，我認爲歐洲也很可能陷入同樣的困境。
李總理：今天，我和你在這裏談話，我們有兩個後備麥克風，它們都是同一個系統的。將來有一天，我可能需要一個美國系統和一個非美國系統的麥克風。我不認爲這會是一個更好的世界，因爲我們得付出更多，還會滋生相互猜疑和焦慮感——他是不是自行設計自己的系統，有沒有借用我的設計，是否對我的系統進行反向工程，還是爲了獲得知識産權而引誘我的人跳槽？所有這些相互猜忌和懷疑只會造成更多摩擦和問題。樂觀主義者認爲，我們會變得高度相互依賴，很難被拆散，但我並不那麽樂觀。我認爲高度相互依賴的確很難拆散，但是這種事情確實發生過，如果他們嘗試這麽做，後果將非常糟糕。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國家的經濟高度融合在一起，殖民地之間也有貿易往來，人們認爲全球化就是未來。但這並不能阻止人們失算和緊張局勢加劇，也未能阻止一戰從一個原本小小的事故爆發成爲災難。現在，我們經曆了全面和平的50年。你敢打賭我們會享有另一個50年的全面和平嗎？我認爲贏面不是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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