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資政兼社會政策統籌部長尚達曼2015年在瑞士出席聖加倫研討會時,在一場座談會上被英國廣播公司主持人賽克(Stephen Sackur)追問新加坡是否奉行安全網政策。不難看出其中陷阱:回答是,就會被追問新加坡爲什麽不設最低工資;回答不是,又會引來外界批評政府不照顧跌落社會縫隙的弱勢群體。只聽得尚達曼四兩撥千斤:“我比較相信蹦床的概念。”巧妙的比喻,贏得滿堂喝彩,至今仍傳爲佳話。
社會蹦床,指的是政府通過社會政策爲國人提供適當扶助,但同時國人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回彈”,實現社會流動。但如今,這張蹦床的彈性和抗壓力正受到極大的考驗。
何以見得?用“搞定先生”、基礎建設統籌部長兼交通部長許文遠昨天的話說:“當交通部長必須停止公路電子收費和擁車證投標活動,就知道事態有多嚴重。”
還不止于此。當樟宜機場第二搭客大廈不得不從下個月起暫停運作18個月,第四搭客大廈考慮暫停運作,當擁有42年公共服務部門經驗的資深部長試著拿出平日的豁達,勉勵國人若幹年後回望2020年這自豪的一刻,卻不由自主地語塞、哽咽,稍有一點恻隱之心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次空前的危機,不是那個兩個月前我們還以爲“很快就會過去”的事件。
不到兩個月,政府發表了三份預算案聲明,說明了有再好的計劃也要趕得上變化。最新一輪的撥款將達51億元,加上之前的兩輪,總撥款高達599億元,占國內生産總值12%。其中,動用國家儲備的款額高達210億元。
不少議員感歎,多虧了多年的積攢,才不至于在危急時刻捉襟見肘。政府國會財政及貿工委員會主席連榮華(荷蘭—武吉知馬集選區)參與辯論時說,他擔任三屆議員以來都在同個政府國會委員會效力,就是因爲相信謹慎理財能爲新加坡提供保障,也希望能看護好這個原則底線。雖然他不時收到反饋,指政府的財政緩沖太多,但他認爲還是小心爲上。一番語重心長的講話,無非是爲了強調未雨綢缪的重要。
但在這場戰役中,拿得出足夠的資金還只是基本條件。冠病疫情更是對社會是否團結的考驗。不少參與辯論的議員和政治職務者在演說中都不忘指出,我國在冠病疫情後會更強壯,或是淪爲曆史的腳注,都取決于社會的價值觀。政府國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席任梓銘(馬西嶺—油池集選區)也說,只有人人負起社會責任,不爲了非必要事務出門,儲備金才動用得值得,社會才不會因爲個別的不負責任行爲而破産。
新加坡這張社會蹦床,也許只讓人看到社會經濟政策的一面,但蹦床有多少伸縮性和彈性取決于彈簧的質量,這也正是公民意識和善念的所在。面對拖欠租金的租戶,一些業主選擇了在時限上多給予寬容;面對可獲得的補貼,一些國人選擇讓更有需要的人獲得這些救濟。人人的處境都不好過,但逆境中也只有少以自己爲中心、多幫助他人,才能産生共振效應。否則,蹦床的彈簧再好,如果其中一根超出負荷而斷裂,最後也只徒留一張破蹦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