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使得個人隱私和公共利益之間的取舍來到一個分水嶺，人們或得重新思考做爲數碼社會一分子，分享個人資料是否也屬公民責任，政府在采集和使用個人資料上又能如何更透明。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昨天通過面簿直播舉辦題爲“私人數據與公共利益”（Private Data, Public Good？）的網絡論壇。受邀學者在論壇上促請社會認真思考上述議題。
論壇由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孫婉婷博士主持，討論圍繞冠病肆虐期間，越來越多國家通過采集位置數據和其他個人信息，來追蹤接觸病患者和控制病毒傳播，但這也引發人們對隱私、數據安全和政府監視的擔憂。
我國早前推出合力追蹤（TraceTogether）應用，截至上個月20日僅約兩成的人口采用，與當局設下的四分之三目標相去甚遠。
對此，論壇嘉賓、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卓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趙儀玲指出，盡管合力追蹤的官網已清楚解釋如何保護隱私，但人們的擔憂更多源于他們將隱私視爲難以界定的權利。“我國沒有憲法規定的隱私權，人們因此不確定隱私權意味著什麽，以及它可涵蓋的範圍。”
趙儀玲形容這是個分水嶺時刻，個體作爲數據來源，或須調整與國家所訂立的社會契約，重新思考或以不同方式思考，作爲數碼社會的一分子意味著什麽。
另一名論壇嘉賓、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余國安則支持將某些私人數據視爲公共物品，如個人但非機密的信息，前提是通過匿名化處理等方式保護數據。
他指出，城市人口日益密集帶來負面效應，如交通擁擠、環境惡化，以及更大的疾病傳播風險。將私人和公共數據集合在一起，可讓城市更有效地規劃基礎設施和分配資源，克服這些負面效應，這正是智慧國的概念。
余國安也指出，目前都是科技公司或政府決定數碼服務的使用條款，個體只能接受，因此關系不對稱。他認爲，人們應主動界定自己對數據共享的接受度，而想要獲取更多數據的一方則必須說服另一方。
三名受邀嘉賓也同意，政府在采集和使用個人資料上必須更透明，才能取信于民。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巴特萊特建築學院副教授孫政遠博士就認爲，應明確列出政府在哪些情況下可以或不可以使用個人數據。
他也從韓國的抗疫經驗出發，認爲過度保護個人數據亦存在弊端。
韓國2015年暴發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時，政府選擇不公開病例信息，包括他們入住的醫院。這導致醫院即使有MERS病例，也因擔心流失顧客，而避免大張旗鼓采取防疫措施，最終醫院成爲病毒傳播熱點。
孫政遠認爲，一個折中做法是，只公布確診病患曾到過的場所，無須說明是哪個病患去過哪個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