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大選7月11日淩晨塵埃落定後，人民行動黨在短短一周內，便針對選舉結果做初步檢討，認爲表現低于預期的主因是中年和私宅選民在冠病危機中感受到經濟陣痛，導致對執政黨的支持率下滑。有觀察人士形容，行動黨要挽回民心，得“仔細把脈，精准下藥”。《聯合早報》采訪多名中年選民、私宅選民以及政治學者，看看執政黨是否准確診斷出“病根”。
身爲自雇人士，上有老、下有小的黃思思（53歲），收入多少受到冠病疫情波及，但在本屆全國大選中，不明朗的經濟前景，並非她投票的首要考量。
黃思思告訴《聯合早報》：“政府早前針對不同群體的需求推出不同援助配套，而焦點更多地放在受到最大沖擊的自雇人士。這對我而言已經足夠了，畢竟每個人的收入損失都不同，政府不可能完全彌補。”
她指出，相較于短期的經濟挑戰，她考慮更多的，是國家的長遠治理和候選人本身的素質。
經濟因素只是衆多考量之一
有這樣想法的選民，其實不在少數。盡管疫情導致的經濟陣痛令人焦慮和難受，多名受訪的中年和私宅選民指出，經濟因素只是左右投票的衆多考量之一，更成熟的民主政治和更多元的國會陣容等要素，同樣舉足輕重。這些選民的心聲，在一定程度上與人民行動黨的選後初步分析相左。
學者看法分歧
行動黨在本屆大選中共拿下83個國會議席，但得票率僅61.2％，比上屆少了約八個百分點，成績是我國獨立以來的倒數第三。
國家發展部長黃循財在選後第八天向黨員提出初步分析結果時說，行動黨表現不如預期，主因是四五十歲的中年選民和私宅選民在冠病危機中感受到經濟陣痛，認爲沒有獲得足夠援助，導致他們對行動黨的支持率普遍下滑，這包括無法複工的承包商及被迫裁員的中小企業主等。黃循財也是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
截至去年9月，介于40歲至59歲的公民達101萬3000多人；年齡20歲及以上、住在有地住宅和私人公寓的居民（含公民和永久居民）則約64萬人。
這兩個群體因疫情對執政黨不滿，看似無可厚非。星展銀行經濟師謝光威受訪說，在疫情暴發前，中年員工已面對年輕同事和外籍員工的激烈競爭等職涯挑戰，冠病危機無疑是雪上加霜。隨著政府援助措施相繼結束，中年雇員恐怕是下來首當其沖面臨裁員的脆弱群體。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許林珠博士則提到，私宅區居民因教育和專業程度一般偏高，原本就較支持政治多元，而突如其來的冠病危機不僅增加他們的經濟壓力，也因援助措施偏向中下層國人，進一步凸顯私宅居民遭差別對待的問題。
但在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看來，經濟痛楚不盡然是選票流失的主因。他認爲，倘若中年和私宅選民全基于經濟因素而對行動黨投下反對票，行動黨的得票率跌幅理應更大，甚至是在15個百分點左右。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恩賜則認爲，選民之所以大幅轉向反對黨，在于希望執政黨能在更強力的監督下，更能體察民情、更具同理心，反應也能更及時。若從這個角度看，行動黨流失的選票，其實應該是由年輕選民，以及受高等教育的中年選民組成。
“黃循財的分析涵蓋了廣泛的潛在原因，但重點卻放在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人身上……我想他是有意識地強調那些在行動黨能力範圍內可做出修正的因素。”
中年選民投票傾向 無法單一概括
除了中年和私宅選民，黃循財也提及，工人黨競選策略奏效、行動黨網上競選效果不彰，以及部分青年選票流失，都是行動黨表現不如預期的原因。
常接觸自雇者的全國職工總會助理總幹事洪鼎基受訪時說，中年人確實對前景感到焦慮，但若以單一理由概括這一族群的投票行爲，“未免太過簡化大家所面對的情況了……總是有一系列的原因造成大家可能不投某個黨或人。”洪鼎基原與李總理同爲宏茂橋集選區議員，他今年決定引退。
陳慶文說，分析選舉結果需要時間，行動黨“倉促”得出初步結論，給外界留下了“更多的問題，而不是答案”。
“行動黨顯然希望重新主導話語權，一方面強化其大選表現不俗的印象，另一方面阻斷有關年輕選民抛棄行動黨的論述。執政黨擔心的是，如果這種論述變得難以控制，甚至引起選民共鳴，那它要重新贏得選民支持，特別是45歲以下選民，將面臨巨大挑戰。”
個案①
考慮國家須維持穩定 黃玮婷投票不意氣用事
阿裕尼集選區選民黃玮婷（42歲）一家四代同堂，除了她和丈夫以及七個月大至七歲的四個孩子，同住的還有62歲的母親和81歲的姨婆。
作爲夾心層，黃玮婷坦言應付生活開銷方面相當吃力，但養家糊口的經濟負擔不是她投票時的首要考量。她從自身經曆出發，深感執政黨已妥善照顧兒童教育或年長者醫療。例如，一張放置家中的病床原價1000元，建國一代可享有津貼，津貼後的病床僅100元。
黃玮婷認爲，就算有進步空間，但相較于其他國家，執政黨的表現已經不錯，在抗疫方面也不例外。“在新加坡，只要生病就一定會有病床，檢測也是免費的，政府還主動檢測學前教育職員，讓家長感到安心。”
新一代敢于質問當權者不是壞事
這名芯思餐飲服務公司（FoodXervices）創辦人說，小生意在阻斷措施期間跌了兩三成，但雇傭補貼讓她不至于須裁員或削減員工薪金。
她自認是比較幸運的一群，並不排除阻斷措施期間感到壓抑者，以及遭裁員或減薪的員工，有可能以手中的一票，表達他們對現狀的不滿。
黃玮婷也認爲，執政黨須改變與民溝通的方式，因爲新一代敢于質問當權者，而這不見得是件壞事，行動黨必須能夠理解。
此外，執政黨雖介紹了一些背景較爲不同的新人，像是出身慈善組織者，但參選人整體而言不夠亮眼，反觀反對黨新人的素質正在提升。
總體而言，黃玮婷投票時考慮的是選舉結果要維持國家和平與穩定。她已過世的父親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破産，使她明白一切得來不易。同樣，國家並非一朝一夕建立起來，她投票時“不會意氣用事”。
個案②
歌台藝人曾永恒 最看重政黨素質
“疫情籠罩，沒人能夠預測經濟接下來的走向。政府能撥款的地方都已經撥款了，但它不可能長期幫助下去，做人還是得靠自己。”
疫情重創娛樂業，原本月入七八千元的歌台藝人曾永恒（46歲）坦言，他如今接了一些網絡直播工作，但收入仍銳減。他與妻子還須負擔兩個孩子的教育費、奶粉錢，以及父母的療養院費用等。
生計雖大受影響，但他表示，投票時考慮的從來不是自己的處境。“不能因爲開不了工就不投執政黨，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
曾永恒也認爲，不能將冠病這樣的天災算到政府的頭上。“誰希望發生這樣的事？其他國家也面臨同樣的情況。”
他坦言許多同行已意識到，短期內不可能靠娛樂事業糊口，必須另謀出路。政府實施的活動人數限制，是娛樂業遭重創的原因之一，但他們理解當局遲遲不放寬措施的顧慮。“這個行業還沒複工，外頭就已那麽多人聚集，如果我們開台了，豈不是有更多人聚集？再說，其他國家解封後也出現第二波疫情。”
不能用神聖一票宣泄不滿
與其通過選票宣泄對短期經濟困境的不滿，曾永恒投票時更看重的是政黨的素質，如處事的透明度。“最重要的就是人民所要求的，他們聽不聽得見。他們不該爲了討好選民而去做事，而是心甘情願地做應該做的事。”
與身邊朋友交談，曾永恒也發現大家著眼于影響較爲長遠的民生課題，如公積金制度能否改善、消費稅是否應提高等。他相信，投票給反對黨者，更多是出于希望國會有更多元的聲音，將民間心聲上達。
援助政策跨不過房屋年值門檻 部分私宅選民不滿同舟被拒
“我覺得很奇怪，難道這次疫情會繞過我們這群夾心層嗎？我們就應該喝西北風嗎？我們的房屋不是千萬豪宅，我們也不是千萬富翁，只是一群勤勞的小蜜蜂，可是現在已無花蜜可采，無工作可做。”
讀者周泉數天前投函《聯合早報》交流站，義憤填膺地道出一些私宅選民的心聲。疫情造成的經濟陣痛不會繞過私宅選民，但那些繞過他們的援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民心流失。
從事旅遊業19年的自雇人士周泉寫道，疫情令她的工作停擺，但礙于房屋年值的限制，她不得不與各種援助配套擦肩而過，令身爲夾心層的她大失所望。
她指出，政府不惜動用巨額儲備金，花了大量心思幫助人民纾困，但“仔細一看，很多援助項目都有一個條件，即房屋年值不能超過2萬1000元。”
無論是找議員上訴，還是發電郵給政府高層，“房屋年值”成爲一道跨不過去的門檻，將周泉擋在援助範圍之外。
“疫情對各個階層領域都有影響，而不只是一個階層。援助政策可不可以不要那麽條框化，那麽地一成不變？……在這困難時期，說好的同舟共濟呢？爲什麽我們就不在這條船上呢？”
一刀切並不總是合情合理
有著類似感受的私宅選民，並不只是周泉一人。記者日前走訪東海岸和馬林百列一帶的私宅區時，一些居民也反映了他們或多或少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形容私宅居民是長期被援助政策忽略的一群，往往錯過消費稅補貼、水電費回扣等經濟援助。
一名戚姓幼教教師（43歲）就說，她和年邁父母同住在私人公寓，疫情期間收入受影響，卻無法享有組屋居民所能獲得的一些補貼。“一兩個人的反饋也許改變不了什麽，但整體民意的動搖，應提醒政府多留意私宅居民的訴求。”
已經退休的黃祈榮（63歲）12年前買下如切區的排屋。他同樣指出，不是所有住在私宅的人都家財萬貫，該區好些比較舊的房子是上一代留下來的，政府應意識到一刀切的衡量標准，並不總是合情合理。
這屆大選氛圍類似2011年
不過，黃祈榮坦言，真正須依靠政府資助的私宅居民爲數不多，選票的支持不能單看疫情期間的援助是否足夠。“這屆大選成績延續了2011年的勢頭，我認爲要用更長遠的眼光看待背後考量，不應只是聚焦于疫情帶給大家的影響。”
住在碧灣一帶的公寓居民侯佳辰（40歲，軟件銷售）也說，政府的一些決策被視作反反複複，外加年輕一代如今較敢于表達不同看法，反對黨也有表現亮眼的候選人，這些都是選民考慮的因素。
至于疫情援助配套的條件，在侯佳辰看來，購買私宅是個人選擇，私宅價格相較于組屋比較不受控制，因此私宅居民無法享有與組屋居民同等的福利，是相對公平的。“但這不意味著現有做法盡善盡美，希望執政黨能繼續聽取民意，尋求改進。”
建築裝修業牢騷不至于轉換爲反對票
“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機。我認爲，政府現階段已經做了最好的安排。至于承包商和分包商爲何還有這麽多牢騷？我想是因爲新加坡是個制度化的國家，但在改變制度以應對冠病方面，各方還無法達成共識。”
就建築業者在冠病危機中感受到的經濟陣痛，經營正慶工程與建築並在業內打滾40多年的洪茂慶（72歲）娓娓道來。
他舉例，工地雖已複工，但當局規定就算是同個公司的客工也須分組，且各組之間不能有接觸。這意味著業者須爲客工安排不同宿舍和交通工具，導致成本上揚。他們已多次就這點與當局商討，但進展緩慢。
“大家火氣難免就大了些，不排除一些人通過選票向政府泄憤，但我認爲這不是多數人投票的主要考量。執政黨支持率下降，更多是生活水平提高後，國人如今追求更民主的制度。”
新加坡裝修同業商聯會會長陳錦龍博士也有同感。他說：“五根手指有長有短，不排除有些人因疫情影響生計而不投執政黨，但我認爲，沒有完美的政黨，不能凡事只想靠政府幫助，也得自己努力。”
他說，解封第二階段，裝修業相較于建築業，情況好一些。所有裝修工程已允許複工，當局也聆聽到他們心聲，簡化複工的申請手續。“仍有許多安全措施須遵守，但爲了所有人的健康著想，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今年3月底，冠病在客工宿舍大規模暴發，建築業和裝修業首當其沖，許多工程項目在病毒阻斷措施期間停擺。即使在解封後，承包商和分包商也因人手短缺和必須遵守額外安全措施，導致工程進度被延誤，收入銳減。
前議員李美花：人力部等部門可更靈活處理建築承包商複工
也是工程師的前議員李美花表示，許多建築承包商確實對重啓過程非常不滿。當局原本宣布可從上個月6日起逐步恢複施工，但到目前爲止，許多公司還未能這麽做。
“他們的員工必須通過檢測，他們也須實行新措施以管理工地，還要提升客工宿舍的居住條件。承包商的成本不斷增加，可能影響了他們的投票決定。”
李美花說，承包商爭取人力部等機構批准項目方面仍面臨問題。“我希望這些機構可以更靈活，幫助更多承包商複工，整個行業才不至于産生連鎖反應，連帶影響房地産行業和我國經濟的複蘇。”
洪茂慶估計建築業6月的表現，只恢複至疫前水平的7％，本月略增至11％。許多企業擔心資金周轉問題，他們必須忍痛動用應急資金。
“許多中小企業的應急基金也不過三五百萬元，他們得選擇繼續拿錢去拼，還是盡早止血。”
洪茂慶認爲，政府已盡力協助建築業渡過難關，業內人士也理解建築工人聚集會散播病毒，但他們希望政府能更開明地采納意見，加速改進現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