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工援助組織ItsRainingRaincoats（簡稱IRR）創辦人迪帕（Dipa Swaminathan），三天前（10月1日）剛滿49歲。
或許有不少華文報讀者對這個組織相當陌生，更不知道這些年來，迪帕領導500名義工，爲客工做了許多事。
本期“人物面對面”專訪這位愛行俠仗義豪情執著的女子，看伶牙利齒的她如何發動電郵和電話攻勢，爲客工據理力爭。
此外，她也分享了疫情期間，向客工伸援手時所面對的挑戰。
“告訴他們，我是律師。”
迪帕常把手機號碼給陌生客工，囑咐他們有事可隨時聯絡她，而且可以“搬”出她的身份。
這個擁有哈佛法律碩士學位的女子，可不好惹。懂法律讓她爲客工伸張正義時如魚得水。她擅長用電郵展開攻勢，讓理虧的對方舉白旗。
爲助客工撤銷罪狀 對警署發動“電郵攻勢”
2014年10月底，迪帕從健身房開車回家時，雷雨交加。
經過馬城，見兩名印度籍和孟加拉籍的清潔員工，在路旁拿著紙板避雨，她心頭一陣難過，于是倒車，用淡米爾語喊他們上車，說她家就在前面，邀他們前去避雨。
兩客工不敢，說自己濕漉漉髒兮兮，怕弄髒車子。可迪帕堅持，爽快地說，車子我可以洗啊！迪帕讓客工坐在門廊，遞上熱咖啡和食物，還拿出丈夫的衣服給他們穿。
雨停了，臨走前，她給了他們一些錢，拍了照片，准備上載到面簿，說新加坡隨時下雨，雇主應該給掃馬路的客工准備雨具。
兩客工怕因此惹上麻煩，迪帕于是給了他們手機號碼，並說“如果真是如此，打給我。我是律師。”
三個月後，她在超市購物時，突然接到警方來電，說一個叫穆魯根的印度客工上吊自殺未遂，在企圖自殺罪名（去年國會已通過刑事法改革（修正）法案，取消企圖自殺罪）下被捕了，他身上找到的唯一聯絡號碼是迪帕的。
穆魯根就是上次受邀到她家避雨的客工之一。
警察問，願不願意上警局，爲他繳2000元保金？迪帕即刻丟下推車，飛車到裕廊警署。當時，穆魯根已送往心理衛生學院接受檢查。
她在心理衛生學院見到沮喪萬分的他時，他說：“雇主已三個月沒發工資，家鄉的大耳窿上門騷擾家人。”迪帕聽了十分難過，禁不住對守在門外的警察說，他們抓錯人了，這人是受害者，不是罪犯，“真正的罪犯是雇主，警察應該去找雇主。”
她過後電郵警察總監、裕廊警署頭頭，然後天天持續電郵轟炸。一周後，客工罪狀撤銷了，雇主也償還所有拖欠工資。
一個多月後，脫胎換骨的穆魯根登門道謝，還讓家鄉的妻子通過電話向迪帕道謝 ，後者無限感恩。
“有句名言，一個人無法改變世界，卻可改變另一人的世界。”“這起事件對我而言，別具一番意義。或許，雇主認定客工在新加坡不認識人，沒人會協助他。我只是花了幾個小時上警署、發些電郵，但對這名客工來說，卻徹底改變了他的生命。”
“電話攻勢”同樣淩厲
2014年11月，迪帕載兒子到杜佛路國際學校聯合世界學院（United World College）去打網球。
當天下著雨，幾個在路邊工作的客工穿著垃圾袋，他們的督工打著傘，站在蔽雨處。
迪帕難掩胸中怒火，把車停在路邊，上前問客工，你們是哪家公司的？客工拉起垃圾袋，給她看衣服上的公司標志，她快速拍下離開。
到家後，她找到該公司的電話，打了過去，說：“我是律師，手上有照片和視頻（視頻是白色謊言），證明你讓員工在雨天穿垃圾袋。”迪帕揚言若不給客工雨衣，她將投函報章，再把視頻發給人力部和社交媒體。
對方聽了，甩下電話。
隔天，她經過同個地方，剛好又是雨天。這回，客工們穿著亮麗的黃色雨衣和靴子在工作，他們認得她，跑向前答謝她。
“好管閑事”的迪帕，後來把客工“垃圾袋”和“雨衣”兩個截然不同的裝束放上網，引起熱議。
最終，新加坡行善運動理事會（Singapore Kindness Movement）主動找她，探討如何支持她有組織地行善。迪帕從“It’s Raining Men”的歌曲取得靈感，把這個行善組織命名爲ItsRainingRaincoats。“客工沒穿雨衣而生病，可能導致工傷意外。小小雨衣，可預防許多意外。
“雨衣是隱喻，既可讓客工免受自然災害，也提供保護。路上若看到客工淋雨，記得送傘或雨衣給他們吧！”
爲讓客工吃到糕點 找上星巴克全球主席
2016年某星期六下午約4時，迪帕出席孩子學校舉辦的網球賽，到學校對面新加坡理工學院校園內的星巴克咖啡座，買咖啡給其他家長。
星巴克正要收檔，准備丟棄未售完的糕點。熱心腸的她問店員，一些客工在修路，可以轉送他們嗎？職員同意了，還細心地裝入紙袋方便她分派。
“客工想必買不起星巴克的食品。他們拿到糕點後，開心地即刻坐在路邊吃了起來。”迪帕拍攝下來，上載到社交媒體，結果再次瘋傳。
網民還以爲是星巴克自發的慈善活動，贊賞有加，甚至有人稱原本已不光顧星巴克，但看到這樣的“義舉”後，決定繼續支持。
迪帕于是電郵本地的星巴克，贊揚這兩全其美的事，進一步探問能否定期這樣做？但電郵沒有得到回應。她找到美國星巴克咖啡集團全球主席、總裁兼首席執行員霍華德·舒爾茨（Howard Schultz）的郵址，再次發動“電郵攻勢”。她再次提出幫助客工的心願，但舒爾茨好像也不理她。
還好，兩天後她接到電話，過後一組星巴克職員上她家，還帶著她不客氣點的冰摩卡咖啡上門，商談如何合作。
她說，轉眼四年了，參與的星巴克分店如今有約40個，義工則超過100人，每周幾次把待棄糕點派給隨處看到的客工。
星巴克發言人回答《聯合早報》的詢問時說，星巴克的宗旨向來是激發和培育人類精神，“新加坡有超過140個星巴克咖啡座，我們不斷找機會回饋本地社群，其中一個方法是支持IRR協助客工社群。我們認同IRR的工作，會繼續與IRR合作、支持周圍的人。”
抗疫中日接數百短信與電話 搞到自己也差點抑郁
冠病疫情暴發初期，多數人對病毒不甚了解，擔心受感染，人心惶惶。當數以萬計的客工確診後，一些人非但不避開他們，還加入IRR的義工行列。迪帕說：“義工是真正的英雄，沒有他們什麽事都幹不了。這些不求酬勞的天使，我虧欠他們太多了。”
當多個宿舍被列爲隔離區時，無法外出的客工，三餐和日常生活需求成了嚴峻問題。一些義工，一天接到的求助電話和短信可達六七百個。
他們每天還得上班，每個都嚴重缺乏睡眠，而她身爲總協調人，坦言也差點陷入抑郁症。“手機一小時就有40個短信。客工、義工、贊助商和媒體或其他人都有。”
她說，關在宿舍的客工，三四個月無法剪頭發，一些匆忙搬到新住所且須隔離的客工，也沒指甲剪。“有客工指甲長了，用牆壁磨指甲，我沒有誇大其詞。這是一般國人難以想象的。”
客工智慧牙受感染叫苦連天
今年2月8日，孟加拉籍客工拉朱（39歲）確診冠病，因並發症在國家傳染病中心加護病房留醫兩個多月。
病危時，迪帕通過面簿發動募捐，爲他遠在孟加拉未出生的男寶寶籌集嬰兒用品，結果籌到30箱的紙尿片、奶粉、玩具、衣服和奶瓶等。
新郵政提供免費快遞服務，把贈品運給拉朱的妻子。額外的物資，後來轉贈另兩名意外不幸過世的印度籍客工的孩子。
迪帕提到一起讓她睡不著的個案。四五月阻斷期間，印度客工埃德溫拉惹（26歲）左邊的兩顆智慧牙受感染，叫苦連天。
他既沒錢治療，也聯絡不上雇主，宿舍業主也因爲阻斷期不准他外出。他的同伴上IRR面簿求助。星期五晚上，迪帕與埃德溫取得聯系，後者發了嘴巴腫脹的照片給她看。
迪帕即刻通知人力部和全國職工總會外籍勞工中心（MWC），准備動員幾個義工帶他到醫院。無奈因防疫條例所限，不能行動。公司最終在星期一安排人帶埃德溫到醫院清洗牙齒，纾解他的痛苦。迪帕說，那三天是漫長的等待，一想到埃德溫的痛苦，她就坐立難安。
今年4月，IRR展開MAD WISH計劃，協助客工通過視頻，每周兩次、每次45分鍾學習英文，報名參加的客工和義務補習教師多達700名。
另外，IRR也在阻斷期間推出Project Belanja（馬來文請客的意思），爲客工提供熱騰騰的餐食。這個今年8月底結束的慈善計劃，提供了超過50萬個餐食給客工。
問她，如果有人要幫IRR，能做些什麽？“他們可通過ItsRainingRaincoats面簿或IG，加入當義工，或捐贈物品，或參與我們即將開始的節日慈善活動。
“或者，在路邊看到客工或坐在貨車後面的客工時，向他們微笑或保持眼神接觸，或請他們享用冷飲。”
用溫情與創意 回報70萬客工貢獻
迪帕代客工發聲，成爲客工的第二把聲音。她與義工們走入客工的世界，做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
2018年，IRR舉辦大型自備菜肴 （potluck）的大聚餐，讓新加坡人爲5000名客工准備美食。同年，IRR開始聖誕禮物派送活動。“我的夢想是，讓所有70萬名客工都獲得聖誕禮物。”
衛塞節時，她和義工們“籌集”數百 個意大利餡餅，給離鄉背井的印度客工驚喜和溫暖。
迪帕也不乏一些創意點子。一次，她發現孩子的學校——聯合世界學院失物待領處，有多個未認領的水壺、帽子等，就建議校方把質地尚好的物品轉贈客工，學校同意了。如今，所有的國際學校和一些本地學校也加入這項活動。
IRR沒任何基金，靠的是贊助商或個人的支持。它常分派幹糧（如咖啡、餅幹）、個人用品（指甲剪、風扇、衣服、拖鞋等）給客工，協助客工追討拖欠的工資、籌款購買電話卡給客工，也與醫療團體配搭，協助改善客工的心理健康。
它爲意外或自殺身亡的客工或病重客工籌款，在客工宿舍休閑中心開瑜伽班，甚至爲客工辦理財課。“這70萬名客工每天幫我們建設國家，是我們的英雄。施予一點的憐憫和善心，是我們力所能及的小小事。要讓客工知道，他們都很重要，我們很感恩。”
ItsRainingRaincoats與人力部、其他客工援助組織密切合作，幫助了許多客工。2017年，它獲總統志願服務及慈善事業獎，多個政府和私企也表揚它，肯定它的貢獻。
父母身教言教 全家總動員參與客工慈善事業
來自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Bengaluru）的迪帕是獨生女，21歲還在當地念法律時就結婚。1993年，她常飛到新加坡探望在這裏工作的丈夫。當時，丈夫在裕廊西組屋租了一個房間。
她跟隨念碩士的丈夫到美國，過後選擇落戶新加坡。
現年15歲長子和13歲幼子相繼出世後，她的父母也到這裏幫忙照顧。父親在2011年過世。2018年，她與丈夫成爲新加坡公民。
她說，父母對她影響很大，尤其是樂善好施的86歲母親。老人家有面簿janakimamikitchen，每周接約50份訂單，淩晨4時就起來烹煮，所得全數捐給客工。
迪帕在外具號召力，在家也發揮影響力。這些年來，她的丈夫、兩子和幫傭，都緊隨她參與客工的慈善事業。
迪帕在幾個本地和外國律師事務所工作，也在跨國公司當企業律師。約六年前，她加入新電信，如今是新電信的助理總法律顧問。
她感激雇主支持她的慈善工作，也贊助一些活動。去年，雇主還頒發“英雄獎”給她。她坦言，有獵人頭公司找她幾次，但她不爲所動，“因爲新電信對我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