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能借助個人數據防控冠病疫情是好事，但執法單位若可利用相同數據來打擊犯罪也是好事。學者認爲，政府所面對的是“對與對”的道德困境，而當局通過立法限定警方使用“合力追蹤”數據的範圍，既符合道德標准，也能解決兩難。
主管智慧國計劃的外交部長維文醫生昨天在國會辯論冠病（臨時援助措施）（修正）法案時，特別引述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汪炳華近期向他提及的一段話。汪炳華當時形容，政府在處理“合力追蹤”數據用途的爭議時，所面對的是“對與對”（right versus right）的道德兩難（ethical dilemma）問題。
維文說：“要在對與錯之間做出選擇，非常容易。但在這種情況下，通過保護合力追蹤數據來保護公衆健康是正確的。但保護公共安全也是正確的，而且與保護公衆健康同樣重要，特別是在涉及嚴重犯罪時。”
汪炳華目前也是Goodwins律師事務所的數據保護顧問。他昨天受訪時告訴《聯合早報》，政府上月在國會披露警方有權通過刑事訴訟法獲取包括“合力追蹤”在內的任何數據後，便邀集包括他在內的專家學者就該問題進行咨詢。汪炳華當時就是在這場閉門活動上，抛出“對與對”的兩難概念。
汪炳華指出，要解決道德困境，一個方法就是不承認有兩難。他舉例，一些律師認爲，刑事訴訟法原本就賦予警方使用任何數據的權力，因此合力追蹤的數據用途並不存在道德問題，但汪炳華表示這個方法並不可取。
在他看來，政府應采取“中庸之道”，即在不犧牲任何一方的情況下，提出一個有創意又合乎道德的解決方案，以解決兩難的局面。他認爲，立法限縮警方的數據使用權限是符合中庸之道的一種選擇，另一種可能是監督數據的使用情況，以及對數據的使用進行審計。“如果有更多時間，可能還會有其他富創意的可能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