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一般記述都集中在他起兵抗清、渡海攻台的偉業，卻較少注意以一支民間武裝作戰多年，所耗費的大量財力物力，背後必須要有雄厚的經濟支持。史料證明，如此龐大軍費，主要來自他父親鄭芝龍所創建的海商集團。
台灣博物館藏清初繪制的鄭成功畫像（作者提供）
鄭芝龍一生兼具商、盜、官三種身份，創建了東亞史上最大的民間武裝海商集團，首次完成中國官方與民間海洋權力的整合，在17世紀西方以海權擴展貿易的時代，開展了符合當時世界潮流的“武力+貿易”模式。
在明末，鄭芝龍的鄭氏集團，已擁有從日本到東南亞的海上貿易壟斷權，前後經曆其祖孫三代，始終是雄霸東洋與南洋海域的第一“海商王國”。
據記載，清軍入福建福州時，退守安海的鄭芝龍“樓船尚五百余艘”（黃宗羲《賜姓始末》），後“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清《閩紀·唐王始末》），使其海上武裝力量，基本完整保存下來。
鄭芝龍降清後，鄭成功重掌這批水軍船艦，才能渡海進取台灣，更能繼承其父創建的鄭氏武裝海商集團，重振聲威，爲其部隊確保龐大的經費來源。
1961年雕塑家楊英風據此畫爲台南延平郡王祠內鄭成功塑像原貌（作者提供）
2008年翻新後現狀（右下圖）。（作者提供）
海商收益的重要性，早年鄭芝龍呈南明隆武帝的上疏中就曾說:“今三關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清初《明季南略》），說明他支持南明政權的資金，全來自海上收入。
鄭成功舉兵抗清時，只占據閩粵潮沿海一帶，地狹民貧，要維持如此龐大軍費，也只能和鄭芝龍一樣“取之海”了。
史料顯示，鄭芝龍降清後開始分裂的鄭氏海上勢力，經過鄭成功重新整合，形成更組織化、制度化、更強大的鄭氏海商集團，繼續掌控制海權，壟斷中日貿易，及擴大東南亞各地的海外貿易。
據日方史料記載，當時前往長崎的中國商船，80%左右屬于鄭氏集團。
除了鄭氏集團的商船來往海外諸國進行貿易，鄭成功又派遣義兄弟鄭泰通販日本和南洋。此外，還有許多商人向鄭成功的管庫人領資（即借貸）出洋貿易，他們被稱爲“王商”，即替延平郡王鄭成功從事貿易。
據學者估計，鼎盛時期僅靠對日本和東南亞的貿易，鄭成功的年均獲利就超過250萬兩。
同時，鄭成功也延續鄭芝龍向其他大小商船收稅（保護費）的“制度”，連荷蘭、西班牙商船也必須繳納。史載，荷蘭殖民當局每年要向“國姓爺”提供白銀5000兩、箭坯（用于制作箭矢）10萬支、硫黃（用于制造火藥）1000擔，方獲准對台貿易。
爲籌集軍費抗清，鄭成功也在閩南、粵東、浙南等沿海控制區征收錢糧。
據1654年清朝地方官呈報順治帝的奏折稱，鄭軍索饷標准是富庶大縣至少10萬兩，中等縣不少于5萬兩。
史載，1653年短短兩個月裏，鄭軍就在閩南收繳饷銀達400萬兩，另征糧數十萬石。
據學者研究估計，在1661年鄭成功攻取台灣之前，鄭氏集團的海上收入，年利潤就高達2000萬或3000萬兩白銀，再加上土地收益、掠奪等其他來源，估計其收入可能是當時世界著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三至四倍（見楊彥傑《1650至1662年鄭成功海外貿易的貿易額和利潤額估算》）。
而在軍費開支方面，按照1654年鄭軍募兵告示所稱，入伍者“每月給白米四鬥、紋銀五錢”，即每年每名士兵要耗米5石、紋銀6兩。
以鄭成功麾下兵力最多時約20萬之衆爲准，粗略估算，每年至少需要糧食100萬石、白銀120萬兩。
此外，打造武器裝備，修建戰船（每艘船平均成本要1萬多兩白銀），購買和飼養戰馬，各級軍政官員薪饷和賞銀等消費，不會少于士兵的軍饷。
以此計算，鄭成功每年必須籌措到超過240萬銀兩和200萬石以上糧草，才能維持其海陸軍部隊。
收支大致對比顯示，只憑他每年對日本和東南亞貿易的收入，已足以維持其武裝部隊，其他就是鄭氏集團的利潤或支持作戰時的軍費開支了。
1651年，清軍趁鄭成功率主力前往廣東，攻破鄭氏集團大本營廈門。據有關奏折報告稱，僅從鄭氏府庫就掠走黃金90萬兩、珠寶玉翠數百镒（1镒重約750克至900克）、米粟數十萬斛（1斛米重約36千克），再加上珠寶、糧食，粗略估算總值超過1000萬兩白銀，相當于鄭氏集團4年的海上貿易收入，或可維持20萬人部隊4年。
如此龐大數目，雖然包括鄭芝龍所累積的財富，但也具體反映了鄭氏海商集團驚人的財力與厚利了。
文：杜南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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