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檢史書可見，柯慶施琢磨毛澤東喜好行事者，最早當是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後期。他對毛澤東的一次看似漫不經心的談話，曾經深深地打動過毛澤東，且對當時中國歷史的某些方面不無改變。本文摘自2008年第10期《炎黃春秋》，作者方海興，原題為《共和國歷史上的柯慶施》。
1961年5月1日，柯慶施陪同毛澤東接見上海各界代表（圖源：VCG）
1950年7月，當曾任石家莊市長的柯慶施擬任南京市委書記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及華北局書記聶榮臻等曾聯名致電華東局，稱他「在團結幹部及履行工作任務方面是有缺點的」，望華東局「隨時注意加以幫助」。而這之前，柯慶施的個人履歷上已經有著不良記載：1933年中央派他赴滿洲省委執行任務時他因畏懼敵情中途脫逃卻謊稱已去，延安整風中曾給他這一問題的結論是「犯有在危險時刻動搖並欺騙組織的錯誤」。
按理來說，這樣一位「問題官員」不會太得重用。然而到華東後的柯慶施卻是仕途青雲直上。他於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書記，兩年後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1954年接替陳毅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當年大區撤銷後唯一組建的中央局）書記，1958年八屆五中全會上並非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員，同年還兼任上海市市長、華東協作區主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1964年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升任國務院副總理。
在那個時期的共和國歷史上，柯慶施的如此官運亨通實屬罕見，個中緣由也就耐人尋味。固然這與時代氛圍、黨內製度有關，但最主要者應是他堅持曲意逢迎最高領袖、窺測風向而動的為官準則。正如1980年陳雲談《歷史決議》中如何寫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時所說：「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他願聽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
一
翻檢史書可見，柯慶施琢磨毛澤東喜好行事者，最早當是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後期。他對毛澤東的一次看似漫不經心的談話，曾經深深地打動過毛澤東，且對當時共和國歷史的某些方面不無改變。
眾所周知，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在1955年夏黨內開展的對所謂「小腳女人走路」批判前，步伐一直是比較穩當的。但是在這年夏毛澤東視察南方後，5月起，這一工作陡然間被毛澤東加快了，短短數月內一蹴而就，因要求過急，改造過快，工作過粗，形式過於簡單劃一，遺留了不少問題。近年來，不少人探詢毛澤東「五月變化」的原因。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慶施向南巡的毛澤東所講的一個情況所致，「說他經過調查，縣、區、鄉三級幹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願意搞社會主義」。薄一波認為，柯慶施的這幾句話「故作危言聳聽，以打動領導」，「恰在這時，在黨外高層人士中，替農民說話的多了，有的還說了一些類似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先生講的『農民苦』一類的話。毛主席是不大願意聽『農民苦』之類的話的。當時他得出這麼一種印象：這些講農民苦的人，自以為代表農民，其實他們並不代表農民，只是不願搞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早在40年代初，毛澤東就提出了中國革命「兩步走」的經典公式。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他就一再號召全黨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努力過好社會主義關。因此不難想像柯慶施的這個情況彙報的高超和妙諦所在。恰如薄一波所說：「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愛琢磨透了，他的這幾句話給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這種『不願意搞社會主義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機關幹部中也有。」（三年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再次提及柯慶施的這次彙報，可證薄此言不虛）。所以，南方視察回京後的毛澤東就帶著怒氣與憂慮走上前台，開始力排眾議，大刀闊斧地推進農業合作化；不知底里、主張合作化步伐應當穩妥的鄧子恢，自然就被他斥為「小腳女人走路」。而對於所謂「小腳女人走路」的批判，不僅帶動了整個社會主義改造的急速前進，也導致了1956年共和國經濟建設的冒進。因此有論者指出：「在當代中國歷史中，這是用虛偽事實欺上瞞下，致使黨的方針誤入歧途的首次記錄。」
柯慶施的這次向毛澤東進言，無疑是為自己博得了頭彩。他更加事事緊跟最高領袖，以搶得風氣之先為能事。也許正是由於柯慶施的緣故，從這時起毛澤東對華東地區格外青睞。1957年底，二次訪蘇歸來、正在醞釀大躍進的毛澤東曾來此停留了近一個月。薄一波後來說：「毛主席認為那時北京的空氣沉悶，華東的空氣活躍，想以地方來促北京。」正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對於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之際批評反冒進、改變八大路線方針的想法，及「十五年趕超英國」的雄心壯志，當時黨內在言行上跟得最緊者當數這位上海黨的領導人。這年底，柯慶施便在中共上海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一篇急躁冒進味道濃烈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他在報告中猛烈地抨擊了1956年的反冒進：「曾經有些人同黨的看法相反，他們把這種革命態度、革命氣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進，看作是『好大喜功』。他們總是說這也辦多了，那也辦快了，這也冒進了，那也冒進了。他們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會主義前進了，還是資本主義前進了；到底是社會主義多了、快了，還是資本主義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還是相反。試問，經過一番努力能夠使社會主義前進得快一些多一些，這難道是錯誤嗎？」
柯慶施這篇升虛火的文章無疑是及時地支持了毛澤東批判反冒進、準備大躍進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澤東，在這裡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報》刊登柯慶施的這篇文章。次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上，柯慶施便成了唯一不斷被毛澤東點名表揚的明星。毛澤東說柯慶施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講到激動處，他甚至拿出柯慶施的這篇文章對周恩來說：「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會議期間的多次講話中，65歲的毛澤東屢稱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據說這是當時黨內唯一被毛澤東尊稱為「某老」而實際年齡比毛澤東小的人。在3月毛澤東繼續醞釀「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據吳冷西回憶：「柯慶施很活躍」，當會議發言總結1956年的所謂「反冒進」的教訓時，「連插話講了三次，總是帶著教訓人的口吻」。而他的上佳表演，則當數他提出的這句類似當年周佛海吹捧蔣介石的經典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這句名言會後在全黨作了傳達，他也從此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學生」的美譽。多年之後，胡喬木在一次講話中談到這件事情時曾心情沉重地說：「這是在正式的會議上公開提出來的，不是幾個人在私下談話，更不是任何人編造出來的。」
1958年5月，正式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毛澤東繼續號召人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果然，在大會的發言中敢說敢做、敢想敢幹的呼聲壓倒一切。而最為離奇者當數柯慶施關於文教衛生大躍進浪漫前景的發言：
——以多快好省的方針進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內，我國的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個專區、每個縣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在廣大鄉村中也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人人知書識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理），個個都有比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大家都能夠讀《資本論》，都懂得高等數學，什麼天文學、地質學、農業學、機械學、化學、物理學、電子學等等，都會變為普通人的常識。
——到那時，人們將過著極為文明、衛生的生活。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早已斷子絕孫。孩子們讀到書中關於這些東西的記載，就像談到希臘神話里的怪物一樣神秘。他們聽到老一輩的人說起，幾千年來人們曾忍受過這些小東西的毒害，將視為奇談。人們將在博物館裡看到這些東西的標本，正如現在人們看恐龍化石一樣感興趣。
——到那時，新的文化藝術生活，將成為工人農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每個廠礦農村都有圖書館、文化館、歌詠隊、演劇隊，每個生產隊、組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都有自己的梅蘭芳和郭蘭英。
——到那時，共產主義的道德風尚已經基本驅逐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領導和群眾、群眾和群眾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關係，早已成為社會的新風尚，隨著集體勞動和集體生活的發展，人們的集體主義精神將大大加強，全國真正變成一個親密、和睦的大家庭。
這位「柯老」還說：「這樣設想合不合乎實際呢？只怕我們的眼界還是小了些，想得還不夠遠大。」
據李銳說，柯慶施的這個發言「看來是張春橋的手筆」，在成都會議時柯慶施「似乎受到冷淡，他大概覺得這同沒有交出一篇文章有關。於是這位柯老找到我，要我為他寫一篇文章。他的主要意思是在工業和農業大躍進的同時，也要同時做到教育和文化的大躍進、大革命，但談不出多少具體內容，印象深的記得他談了一條：十五年之內，全國人人都成為大學生，到處都辦起大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非常勉強寫了一二千字交了卷。結果此文沒有印發出來。後來田家英告訴我，柯對他說：李銳的文章沒有寫好。以後中央開會，他就必帶張春橋了」。其實，柯慶施的這番對未來社會圖解式的描述並不是他的發明，而是他對這一時期毛澤東有關未來社會設想作的具體闡發。果然，南寧會議以來屢屢得彩的他在此次會上再次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緊接著召開的八屆五中全會上，他便和西南局的李井泉作為地方黨委負責人一同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
自從成為政治局委員，柯慶施與毛澤東接近的機會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後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因而在隨後的「大躍進」歲月中，柯慶施的長於琢磨、進而逢迎更是蔚為壯觀。
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便在全國各條戰線鋪開。高指標和浮誇風首先空前泛起。柯慶施自然是這萬馬奔騰中一馬當先、睥睨一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華東協作區在農業口率先放「衛星」，說華東五省市去年糧食總產715億斤，今年夏收203億斤，加上秋季將有1200億斤，比去年增長近70%。華東區還規劃到1959年華東五省市（不含山東）鋼的生產能力達到800萬噸。薄一波說，這對毛澤東最終下1958年煉鋼「一七」萬噸的決心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可以斷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響。這有毛主席後來多次的談話為證」，是柯「促使他闖下這個亂子」。而1958年煉鋼「一七」的目標對當年及其後共和國經濟建設的危害則是眾所周知的。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周恩來曾說去年的1070萬噸鋼，主席本來是提出來問問的，我們沒有經過多少調查研究，全黨就行動起來，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與會的谷牧後來回憶說：「總理講這番話的時候，神情很嚴肅，也顯得很激動。」
在當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柯慶施還別出心裁地首創了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的口號。據說，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柯慶施就派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去參觀，張發現那裡搞吃飯不要錢，回去後向柯作了彙報，柯就把這個口號宣揚出去了。所以當時黨內盛傳「吃飯不要錢」是柯慶施的「首創」。李銳則說：「吃飯不要錢」的口號柯慶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就提過了，報紙上一宣傳，就普遍推開。因此，英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夸爾指出：「免費供應膳食的問題顯然是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來的。」柯慶施的這個口號顯然又極得毛澤東的歡心，在隨後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曾多次談到「吃飯不要錢」。於是，8月23日會議討論農村工作時，柯慶施就正式提議「公社實行吃飯不要錢」，不少人立即贊成，只是最終由於毛澤東、劉少奇等的明確否定，會議制定的人民公社問題決議才沒有寫入。「吃飯不要錢」的提議沒有正式獲准，柯慶施則把毛澤東在會上關於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講話牢記於心，9月初回滬後講給了自己的「軍師」張春橋，張立即寫出了一篇在當時誰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文章認為「資產階級法權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在舉了魯迅小說中的趙太爺罵阿Q不配姓趙的例子後，張文說，在舊社會，從配不配姓趙，到穿衣、吃飯、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菸的姿勢，「處處都有資產階級的法權」；進而文章否定建國後改供給制為薪金制的必要，認為這個改革「保護了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打擊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果然，看到了此文的毛澤東很是欣賞。根據他的指示，《人民日報》10月13日全文轉載了張文，毛澤東代寫的編者按說：「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從而引發了一場連續兩三個月的大討論，為當時平均主義和共產風蔓延進一步製造了輿論。
二
喧囂一時的大躍進並沒能持續多久。1958年秋冬之際，發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亂子出了不少的毛澤東率先開始糾「左」。但是這位大躍進的得力幹將柯慶施卻並不服輸。在1959年初的上海會議上，據時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回憶，當他在會上說四大指標都定得過高時，柯慶施就說要有雄心壯志嘛！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嘛。而在另一個場合，柯慶施則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果園摘蘋果，當夠不著時就要跳起來摘。在7月共和國歷史上著名的廬山會議前期，面對「大躍進」的沉痛教訓，大多數與會者都能冷靜地剖析問題，反思經驗教訓，說由於自己缺乏經驗，頭腦發熱，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確切的情況和資料，感到心情沉重，而柯慶施卻屢屢護短。親歷此次會議的李銳後來在《廬山會議實錄》中稱他是「左派」司令部的掛帥者，說以他為首的一部分人始終是在窺測風向，對上年的興風作浪、迎合抬轎不僅沒有絲毫內疚，反而犯阿Q之病：觸動不得，一觸即跳，過於護短，過於保護自己。在16日彭德懷的上書被毛澤東批示印發後，柯慶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領悟到了領袖的意圖。因此在毛澤東表態之前，他就已稱彭德懷的信為「毒草」。他批駁彭的「得不償失」說：就得失關係，不僅不是「得不償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於失」；正如上海工人說的，「不要說當這個大家不容易，我當這個小家也不容易，還經常買蔥忘了買姜。」21日，當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發言支持彭德懷信中的意見時，柯慶施不斷插話責難。次日，毛澤東找人談話。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主席出來說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懷拉過去了。這就促成毛澤東的主觀武斷，認為彭德懷是在「掛帥反毛」，「魏延反骨」作怪。正如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所指出：「如果說，彭德懷的信觸動了毛澤東，對改變毛澤東著力糾『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張聞天的發言更進一步影響了這個變化；那末，柯慶施等人對毛澤東的進言，則直接促使毛澤東下了『反右傾』的決心。」在毛澤東23日講話之後，柯慶施在隨後的發言中立即說彭信的整個內容「應當肯定是錯誤的」，是實際上否定了大躍進，否定了總路線的正確。這是小組討論中最早批彭的「畫龍點睛」之筆。在30日的發言中，柯慶施進一步攻擊彭德懷在歷次革命的緊要關頭都是動搖的，總是站在錯誤路線方面，這次為首反對黨的總路線，決不是偶然的。於是，「神仙會」最終演變成了「護神會」，中國繼續被推向大災難之中。
柯慶施善於曲意逢迎毛澤東，窺測風向而動，仕途青雲直上，差點取代周恩來成為中國總理（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共和國的建設從1961年起進入了一個艱難的調整時期。但是對於困難形勢和成因的估計，黨內看法不盡相同。一些推行「大躍進」不遺餘力者堅持認為困難並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這不僅嚴重影響著調整工作的深入，也逐漸生成了中央領導核心內毛、劉的分歧。在這方面，柯慶施則是典型代表。這年初，毛澤東號召本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一個調整年。2月初，急於了解農村真實情況的毛澤東在杭州召集地方黨的負責人聽取關於糾正「五風」的彙報，柯慶施仍然在大講特講食堂辦得怎麼好，吃食堂有多少好處。所幸的是，毛澤東從其他渠道得悉公共食堂的極大弊端後，1961年底順從了農民停辦食堂的意願。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柯慶施則對劉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報告中關於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務極為不滿，提出了一連串的質問：「《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要不要？多少年解決吃穿用？十五年趕上英國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麼方法鼓幹勁？……指標要不要？」並且說，「越看越沒勁」。對於這一時期周恩來、陳毅主持的文藝政策的調整，柯慶施也頗為不滿。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京召開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柯慶施指示上海代表：「只帶耳朵聽，不要帶嘴巴，上海的路線是正確的。」周恩來在會上批評文藝界的一些錯誤做法為「五子登科」，柯則不准在上海傳達這一講話。以至於周恩來在後來的一次會議上氣憤地說：「你算老幾？」原全國文聯副主席、著名導演謝晉後來回憶說：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嚇了一跳，周總理臉漲得通紅。大家都在猜他講誰，實際上他是在講柯慶施，只是沒有點他名。
三
1962年後，隨著反對蘇共「現代修正主義」的展開，毛澤東的注意力從「大躍進」的挫折中重新轉向了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領域首當其衝成了他審視的重點。意識到最高領袖興奮點轉移的柯慶施也立即跟進，開始頻頻矚目文壇。
這年底，毛澤東在上海的一次談話中首先對戲劇工作提出了批評：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東風要占優勢；「梁山伯」不出糧食，「採茶燈」不採茶，舊的劇團多了些。於是，並不熟悉文藝創作規律的柯慶施立即標新立異地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藝工作者聯歡晚會上的講話中說：今後在創作上，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後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只有寫十三年的現代題材，才能幫助人們樹立社會主義思想；也只有反映建國十三年來的生活，才能是社會主義的文藝。他甚至還說，只要是寫十三年的，我就帶老婆孩子買票來看，不是寫十三年的，請我看我也不看。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報道了柯慶施的這個講話。「大寫十三年」這一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藝界的強烈批評，但是卻和當時正欲染指政壇，卻在北京無人理睬的「流動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謀而合。2月下旬，江青來到上海，欲藉此地建立她的「文藝革命試驗基地」。柯慶施則早已從毛澤東注意力的轉移中領悟到了江青的重要性，於是雙方一拍即合。由於江青是打著「文化」的旗號而來，柯慶施就把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候補書記張春橋正式介紹給她。4月，中宣部召開的文藝工作會議就柯慶施提出的「大寫十三年」的口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周揚、林默涵、邵荃麟等在發言中都指出這個口號有極大的片面性，不符合「雙百」方針，而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則根據柯慶施的旨意，編造了「大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北京和上海的對立之勢由此形成。會後不久，有了具備特殊身份的江青的支持，柯、張就在上海動起了真格。5月6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由江青、柯慶施組織人寫的《「有鬼無害」論》，對崑劇《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展開了政治批判，從而拉開了60年代中期文藝界愈演愈烈的批判運動的序幕，也標誌著在上海建立「文藝革命試驗基地」後，江青與柯慶施、張春橋開始「協同作戰」。中國的文藝舞台遂日益變成了政治舞台。幾年後，身為中央文革要員的江青曾不無感激地說：「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此後，善於揣摩的柯慶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動開展故事會活動，用講故事的方式對工農兵進行階級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藝情況彙報》報導了他的這一新舉措：柯慶施同志親自抓曲藝工作，一個是抓評彈的長篇新書目建設，「柯慶施同志提到，有沒有更多的在思想和藝術上都不錯的長篇現代書目，是關係到社會主義文藝能不能占領陣地的問題」；另一個是抓故事員，故事員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講革命故事，起到了紅色宣傳員的作用，很受群眾的歡迎。很快，看到這則材料的毛澤東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領導彭真、劉仁一閱，此中的深意顯然是批評北京遷就文藝界、墨守成規，不如上海抓得緊、有新招，看來他後來指責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念頭這時即已生成。也就是在這則材料上，毛澤東作出了他在「文革」前關於文學藝術兩個著名批示的第一個：「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因此，有人指出：「柯慶施的這個新招直接引發毛澤東對文藝界特殊的感慨，導致文藝界最終跨進災難的門檻。」
無疑，柯慶施是很快就獲悉了毛澤東的這個批示的，這可由他在12月25日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會開幕式上指責戲劇工作的這一席話證得：「十五年來成績寥寥，不知乾了些什麼事。他們熱衷於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戲劇，熱衷於提倡洋的東西、古的東西，大演『死人』、『鬼戲』……所有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們戲劇界、文藝界存在著兩條道路、兩種方向的鬥爭。」就在這次用當時的話說——柯慶施親自「領導」下、江青親自「關懷」下召開的話劇觀摩會上，特地趕來參加會議的中國劇協主席田漢連遭惡意輕慢，當他得知閉幕會主席台上竟沒有安排自己的位置時不得不悄然離開了上海。
1964年初，柯慶施被發現患有肺癌並住院治療和休養。延至翌年4月，病死於成都，終年63歲。在他死後，北京及上海都舉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動，中共中央的訃告中還稱他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可謂哀榮備至。這一時期，江青則頻繁地往來於北京和上海之間，點燃後來十年「文革」之火的那篇奇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正在滬上秘密炮製之中。「文革」大幕即將拉開，柯慶施沒有趕上那個時代，是不幸？抑或幸也？斯人已去，但看來是難以蓋棺定論。時至今日，柯慶施仍然是「文革」前的20位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唯一沒有個人傳記傳世者。